□江 雪
少年的成长永远在路上
江 雪：您的新作《山月当归》与《瓦屋山桑》《麻柳溪边芭茅花》《红丘陵上的李花》《老林深处的铁桥》，一起构成了“铁桥李花”长篇系列。在川东北，红丘陵深处的山湾村，铁桥、李花兄妹的命运始终牵动着读者们的心。与前作相比，《山月当归》有哪些新内容呢？
张国龙：《山月当归》仍书写同一群少年的成长故事。它和《瓦屋山桑》等作品共同构筑了我理想中坚韧、朴实、温厚、宽容又充满生命力的乡土童年。铁桥、李花两兄妹和张云蛟、康正康、付晓珍等，不断迎接现实生活的考验。他们始终依靠坚韧来突破困境，坚守脚下的土地，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个系列的小说试图完整呈现少年与乡村一起生长的图景。少年们的成长路径不同，但不论坚守、离开还是回来，从未忘记生养自己的家乡。这也是我试图为留守儿童和“被遗弃”的乡村寻求的新的生长空间。
《山月当归》聚焦于李花中考前夕。中师停招，考学梦碎，李花决定辍学打工，支持家庭。此时，距离1996年7月铁桥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已过了三年。读高中的未竟之路，究竟是在李花这里得以实现还是彻底断绝，成为兄妹俩新的命运难题。李花、张云蛟、康正康、陈和平、付晓珍等少年，也各自站在了人生的重要路口。最后，李花种下当归苗。乡村少年生于斯、长于斯，无论走得再远都会回到这里。因此，我给这本小说取名“山月当归”。山月无声，不分厚薄地照耀着这片大地，照耀着坚守、离开和回来的人。
江 雪：“铁桥李花”系列小说围绕着离开与回来的选择，将少年们的成长娓娓叙来。每一个人的成长线都极为清晰。不过，李花的堂姐“桐花”，似乎没有获得真正的成长。在您的笔下，真正长大的女孩似乎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乖女”，而是把自我选择、承担命运视为儿童成长的标志，注重塑造强大、坚韧的女孩形象。您如何看待笔下的女孩角色呢？
张国龙：我一直认为，儿童成长的关键是坚韧从容地面对命运的挑战，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自洽且坚定地走下去。“铁桥李花”系列小说遵循了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困境挣扎—寻找出路—自我/乡村救赎”。“出路”不仅是现实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人生方向和价值的确立。铁桥和李花，辍学与求学，不同的成长出路，但同样体现了重重挫折下不放弃内心追求的坚定信念。其实，小说中另一个女孩付晓珍和李花一样，一开始都是幼稚茫然的。但在李花的影响下，在黄秋叶老师的指引下，她逐渐找到了自己当人民教师的理想。
不过，成长意味着有的儿童找到了出路，顺利长大；还有一部分儿童仍然茫然。后者也许需要在成年后更长的时间里，去寻找自我、承担个体命运。桐花是后者。如你所言，她总想依赖别人。我在《红丘陵上的李花》《瓦屋山桑》中特意穿插了桐花腿伤痊愈后的连续情节。她勤劳、朴实，频遭不幸，但这些都未能让她觉醒。她总是下意识地顺从，自然不能确立个性，也很难顺利成长。习惯被安排的人生，无法获得长大的决心。
传统意义的“乖乖女”，意味着服从和依赖。当下社会乃至人的成长发展，是要建构完整的自我。女孩和男孩一样，也会面临人生家庭变故和社会融入等问题，需要承担责任，寻找人生方向。一个真正有能量的女孩，不应该是一个总依赖他人的顺从者。在“铁桥李花”系列中，与铁桥求学失学、寻亲失败、坚守山湾村的成长路径相比，李花要克服自己对亲人的依赖，建立坚实的自信，才能长大成人。我的小说并没有避讳“重男轻女”的偏见对孩子们的影响。爷爷认为，女孩读书无用。李花会下意识地认同。她想要放弃读书，支持哥哥将来结婚。但她不甘心。这点不甘心和倔强，在她独自经历厕所坍塌的恐惧时，冒出苗头。因为精神上的寂寞和现实中无人可依，李花只能迎面直上。那点不甘心和坚持，在现实挑战中一点点增强，最终支持她走上求学的道路。
以李花为代表的女孩的成长，是对某些社会偏见的突破，也是自我重塑。她们是迎接狂风暴雨的山桑，必然不可能是顺从的乖乖女。“乖”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长，有时候我们需要“不乖”。
江 雪：小说中的孩子们似乎总在路上：铁桥外出寻找父母的往返之路，李花和晓珍从老林中学到家的山路，铁桥和蒲福林夜里走过坟场的路，都见证他们的成长。邮局、纸坊等地点也反复出现在小说里。您为何如此看重成长与地理空间的关联书写呢？
张国龙：我始终认为，乡村孩子的成长离不开他们生长的村庄和土地，也绕不开现实道路阻隔隐喻的成长困境。我从小生活在四川东北部的丘陵里，铁桥、李花的红丘陵就是我的故乡。对于上个世纪的孩子来说，走路太难了。要想知道村庄以外的事，就得走出重重丘陵，靠着双腿走到镇上、县城，走向北京、上海。走山路是每一个山村孩子成长过程中必然面临的挑战。它不仅漫长、遥远，周边的环境亦是单调甚至恐怖的。没有灯光，甚少人家，只能听到风过树林的呼啸声。《瓦屋山桑》里李花卖完柏树籽回家，天已黑了，无光夜色“排山倒海”地追杀过来。李花别无选择，只能一个劲儿走，就像她的人生。在夜色追赶中，李花高唱起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终于走回家。《山月当归》开篇写铁桥带着李花、晓珍在月亮下走山路归家，拉开了新的成长故事帷幕。
走山路、走夜路，对乡村孩子来说是挑战，也是家常便饭。只有敢于独自上路，忍受漫长山路的孤独折磨，才获得了走出去的能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山村里的孩子们靠自己的双腿走向集镇，走向更远的地方。世纪之交，孩子们学习如何依靠自行车、摩托车，走向山村以外的世界。当然，当下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乡村孩子也可以坐公交、小汽车走向山外。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那漫长的道路和赶路的决心是如何塑造了少年的坚韧。
乡村少年的成长，总与他们生存的环境紧密相关。当我描摹孩子们的成长图景时，那些曾经无数次走过的山路、翘首以盼的邮局、充当消息交换点的纸坊，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叙事中。这些地理空间是他们成长中难以剥离的血肉。乡村因道路的畅通，焕发新的生机；孩子们敢于上路、选择道路，走向未来。《瓦屋山桑》把修公路的消息作为新希望的结局；《山月当归》正面描摹了铁桥与村民一起修筑公路的热情。我在系列小说中强调的坚守、离开和回来，是儿童与乡村共同成长的记忆，是同一片土地上的血脉基因。
村庄与童年中的精神还乡
江 雪：前面提到，乡村道路和固定地理空间，与少年成长紧密相连、血脉相融。这意味着，您的创作把乡情与童年作为重要主题，阐释离开与归来的命运。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村庄、童年等的关系呢？
张国龙：文学书写的村庄，多与故乡这一概念关联。它和童年一起构成创作的精神还乡。人的生长指向未来，总试图走向远方。但只有牢记来时的路，记着故乡和童年，内心才永远有皈依之处。12岁前，我生活在乡村，一心想挣脱重重红丘陵，去看看平原的青纱帐。成年后，我一次次回想起摩天嘴、大白梁、老桑树、青瓦屋。童年的麻柳溪、芭茅花是我原初生命的体验，成为我难以割舍的情结。故乡善良、率直的人们，浓厚乡情与自然呼应的节气，共同铸就了我的心灵原乡。离开和回来，始终代表着我与村庄、童年的一种关系。我不曾真正回归故乡和童年，亦不曾真正远离它们。这成为我创作的原动力，它驱使我不断以文字为媒介，走进内心深处，去探寻那份对故乡复杂而深刻的情感。
江 雪：“铁桥李花”系列小说，处处有绵厚浓郁的人情味。在您看来，饱含人情味的乡土书写，是否给创作带来了新发展呢？
张国龙：我一直认为情感是文学的本质。早年创作常饱含强烈的同情心，试图让角色因情而活。但在涉及乡村的书写中，这种单纯的同情让村庄成为一种风景。乡村人民的朴实常成为世俗者的救赎，如田园风光之于士大夫。早年短篇小说《渔父与少年》写鲲鹏中考失败，患上“神经性厌食症”。他在乡下姑妈家的香樟树、丝瓜、苦瓜的环绕中，获得了平静。这是我所理解的乡村——朴实真诚。我也是在朴实真诚的同情中，创作了小说《就是不回家》。它讲述了乡下留守儿童米兰花，状告父母和二爸二妈不回家的故事。这是“铁桥李花”系列的创作雏形。
随着人生阅历加深，不断往返故乡，我意识到，乡村，不是单纯的救赎或回望中的风景。它应该是融入我们骨血的人情味，看不见、摸不着，但无所不在，是紧紧将少年、村民和风物融会的土地情意。从这个角度重新去思考留守儿童题材，我意识到单纯批评父母不承担养育之责，不能解决他们的困境，反而可能会把作品导向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在“铁桥李花”系列中，我尝试理解父母们外出打工寻求生活转机的坚韧和抛家弃子的无奈、心痛。同样刻画铁桥、李花等留守儿童的期待、理解、恐惧、安慰、乐观等多种情感。于是，“铁桥李花”系列的创作从原本的责备父母离乡，转变为乡村少年突破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的成长书写。我还想以少年的变化去激活乡村的生长力，延续那些人情味。
在“铁桥李花”系列中，有情文学的书写，是以人情味的乡村打开他们孤独的内心，感受这片土地流淌的信义、互助、勤劳等美好希望。在困难面前，人情味让战胜困难这一听起来艰苦卓绝的词组，充满了美感。19岁的中师毕业生蒲福林来到玉皇庙小学，孤独、恐惧。铁桥常常在忙碌完后，去学校陪伴他。有一次，天黑尽了，铁桥在夜幕中赶路。蒲福林也走夜路来迎接他。两个少年一路放声歌唱，用彼此的歌声驱散恐惧，最终在坟场相遇。少年意气和互助的美好，让夜色与坟场也洋溢着温暖。这是我想写的人情味。
我进入到乡村的人情世界中，才能以有情之目看老桑树，看那片慈竹林，看到山湾村里罗二爷要债的无奈与留下200块钱的温厚。在我看来，只有真正理解了乡村的人情味，才能写出二元对立之外的乡情。这样的乡村才能在工业社会的滚滚浪潮中重获新的生命力，成为真正的精神家园。
在乡村儿童视野中回望过去
江 雪：在乡村留守儿童的成长书写中，“铁桥李花”系列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南下打工浪潮、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改革、乡村代课教师政策调整等大时代之变，如同无形推手影响着铁桥、李花等乡村少年的命运。您是否有意识地把故事时间聚焦到世纪之交呢？
张国龙：我最初的创作动机很单纯。前面提到的《就是不回家》，是“铁桥李花”系列题材的雏形。1999年春节，我回到故乡，得知近邻廖婆婆去世。她的丈夫病危，家里只有11岁的孙女照顾。她的三个儿子远在他乡打工，都不肯回家。11岁的女孩默默承担起照顾爷爷的重任。无法冷静的我，如实写下了这个故事，恨不得给予她所有的同情和安慰，这个女孩就是李花的原型。
十余年过去了。历经人生的跌宕起伏后，我回看这篇小说，才意识到在愤怒与同情之下丧失了理性，忽略了太多。她的经历不只是个体偶然的命运。农民工背井离乡的辛酸、无奈，故乡的四季风物，都构成了乡村儿童艰辛但斑斓的童年底色。他们该往何处去？他们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坚定成长？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和乡村是否就被遗忘？这些心心念念思索的问题，促使我重新拾起这个题材，试图用笔勾勒出他们立体、复杂的命运和自立、自强的生长。某种程度上，进入铁桥、李花的创作时，我确实有意识地想要表现走向世纪之交的乡村少年的苦难、风骨和乐观。
时代的风云变化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我笔下的铁桥、李花。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90年代是南下打工的高峰时期。经济生活的改善、新鲜世界的体验，让四川地区的农民成群结队南下，铁桥和李花的父母就是带着这样的憧憬南下打工的。但是，在信息不便的年代，外出务工人员失联亦是当时乡村不鲜见之事。父母打工失联，是兄妹命运的转折点，将他们抛入了异常的生活轨道。
小说在叙说大时代中乡村少年独自成长的过程时，把坚守乡村这一“逆向”选择作为重心。第一代农村留守儿童长大后，追随务工潮外出，是自然而然之事。许多作品也关注到他们的迁徙与融入新地域的问题。但我总是想，那些留下的孩子呢？于是，“铁桥李花”系列小说数次摹写铁桥离开的冲动与留下的决心。《老林深处的铁桥》讲述铁桥外出寻找父母失败，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山湾村的历程。《红丘陵上的李花》让铁桥担任了玉皇庙小学的代课教师。在《麻柳溪边芭茅花》《瓦屋山桑》《山月当归》中，铁桥陆续承担了村里的广播播放、社长和修公路的召集人等工作，成为山湾村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乡村工作辛苦且报酬低下，铁桥也想外出打工挣钱，还想再找找父母。随着肩上责任的增加，他意识到总需要有年轻人留在这片土地上，看顾自己的家庭、乡村小学的孩子们和村庄。于是，他留了下来。
铁桥的坚守是一种选择，康正康和陈和平的南下打工，则是另一种选择。陈和平躺在深圳工厂的宿舍，体验到打工带来的经济独立和希望。我既想写出背井离乡的打工潮中儿童的孤独和恐惧，又试图指出南下打工带给无数少年人一条新的成长自立之路。在铁桥的托举下，李花的求学选择，昭示了古往今来乡村中朴素的进学之路。当经济现实呼啸而来，如何适应时代之变，坚持求学道路，成为乡人关乎未来的重要思索。于是，我在《山月当归》里着重写张老师摆席劝学一事。对创作者而言，这一情节不仅是李花、康正康和康少康坚定求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还在人情味的风俗中，探讨坚守乡村的人如何理解时代教育的变化，重续进学之路。
“铁桥李花”系列的成长故事与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变革交织。我想在铁桥、李花的成长中，看见那个时代城市化进程背后乡村儿童与村庄不甘被抛弃、自强生长的昂扬之态。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还是现在，乡村少年的出路并非只有一条。他们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也可以选择外出打工或留守建设家乡。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努力、不懈奋斗。同时，我希望社会给予乡村少年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帮助他们在时代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成为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看见特定时代中的真实儿童
江 雪：在过往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冲破规矩与张扬个性、公民素质、商品消费等现实问题，冲击着城镇儿童的生活。“铁桥李花”系列小说很少谈到这些问题。当儿童小说涉及同一时代背景时，城镇与乡村儿童的书写有什么区别？
张国龙：在儿童小说创作中融入具体时代背景，其实是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书写的表现手法之一。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总体而言是“现实型文学的路向”，要求作品全面、深入地反映社会时代中儿童的现实经验和生活现状，并要求反思、批判与想象。
首先，现实主义导向的儿童小说不能矮化儿童，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简单、幼稚。创作要从人生的发展上去理解儿童阶段的价值和精神塑造意义，才能够平视儿童。因而，无论书写时代发展中的乡村还是城市儿童，都要尊重他们在时代中的生长意义和生活价值，看到并理解他们的生存困境，把握儿童的乐观天真之美。
其次，城市与乡村儿童的经验差异，正是儿童小说中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特定时代中儿童的精神面貌与其生长环境紧密相关。同一时代，因地域、个体差异而存在多样的儿童生活形态。20世纪90年代末的铁桥、李花还在为挣学费苦恼时，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儿童则开始挑战那些不合理的死板规矩，张扬个性。难道铁桥、李花一类的留守少年，没有追求自我个性的意识吗？当然也有。但在经济压力之下，更凸显的是他们积极解决现实问题的毅力和爱护手足、关注他人的朴实与温厚。这一时期城市儿童在张扬个性时，也不乏刻苦学习钻研问题的毅力。我要强调的是，特定时代中城市或乡村的环境会深深镌刻在少年儿童成长的精神品质之中。
最后，不论是书写城市还是乡村儿童，我们都需要看见特定时代中的真实儿童。在时代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必然染上时代与地域的风气。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阳光与阴暗交错的人性中间地带，是发掘真实儿童的重要观察空间。看见时代中真实的儿童，触及儿童人性中幽微的部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儿童生活书写，都应秉持这一原则。
江 雪：《山月当归》是“铁桥李花”系列的第五部，铁桥、李花的成长故事还会继续吗？能否介绍您下一阶段的写作计划？
张国龙：写完第三部《麻柳溪边芭茅花》，我以为这个系列就结束了。不曾料想，时不时收到读者的询问，铁桥、李花兄妹后来怎么样了？他们的爸爸妈妈回来了吗？李花有没有上大学？某一天晚上，我在北师大邱季端体育馆打羽毛球，一个球友粉丝跑过来，掏心掏肺地央求：“一定要让李花上大学！那么好的李花，太让人心疼了！一定要让他们的爸爸妈妈回家！”读者的反馈，给了我巨大的写作动力。目前，我正在着手写第六部。因为是儿童文学，我必须让长大成人后的铁桥、李花成为次要人物，主角是他们的下一代，预计明年秋天能够完成。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本文系巴文化传承发展2024年度一般项目《巴地儿童文学作家创作根基研究》（BCF2024YB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