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的每一次重大更迭，从来不只是审美趣味的内循环，更像是文学机体对外部气候的一次深刻感应及其内部结构的一次艰难重组。
回望过去几十年，从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观念的确立，到90年代以来“向内转”的深化，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完成了一场又一场自觉的文体革命和语言实验，赢得了自身的独立与精巧。可不知从何时起，我们隐约感到一种缺失。当文学越来越专注于构建自我、形式和语言的迷宫时，它那种曾经粗粝而强劲地拥抱历史、叩问社会、震颤人心的力量，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稀薄了？
这种断裂，恐怕不只关乎文学能做什么，更触及文学究竟为何存在的根本之问。
从“纯文学”到“向内转”
我们今天倡导“大文学观”，绝不是要简单否定过去几十年文学探索的成就。那无异于一种忘恩负义。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站在前人开拓出的自主性疆域上，我们才获得了提出新问题的资格与底气。这更像是在新的文化地形图中，为文学寻找一条更宽广的路径。它既能守护来之不易的艺术自律，又能重新获得有力介入现实的能力。这种想法的萌生，源于对当下文学处境的某种忧虑。一方面，文学在专业化、学科化的进程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轮廓和独立地位；可另一方面，这种独立似乎又以削弱与现实公共空间的紧密互动为代价。笔者曾撰文分析过，当代文学批评有时会陷入一种“理论自洽”的精致循环，却部分丧失了诊断时代精神症候的敏锐与勇气。“大文学观”的提出，或许正是试图打破这种循环，让文学重新找回那种把握社会与时代总体性的视野与魄力。
要理解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大文学观”，我们得先回头看看来路。“纯文学”观念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兴起，是一场具有历史正义性的突围。它将文学从过度政治化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旗帜鲜明地追求审美价值本身。那是一个“回到文学本身”的时代，作家的想象力由此迸发，叙事技巧和语言意识空前觉醒。莫言笔下那片恣肆狂放的“红高粱地”，余华对“活着”那份冷静节制的凝视，都得益于这场解放运动所开辟的空间。然而，历史常常充满辩证的幽默，任何一种解放都可能悄然孕育新的束缚。当“纯文学”从一个策略性的口号，逐渐凝固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文学意识形态时，它的局限便显露出来。在这一观念确立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无形中建构了一套排斥机制：那些厚重的社会历史内容、复杂的集体经验、紧迫的公共议题，容易被边缘化为“非文学”或“不够文学”的元素。这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尤为明显，逐渐形成了一套以语言、形式、技巧为核心，有时近乎技术主义的评价体系。
紧接着的“向内转”，则顺着这条逻辑将勘探的钻头更深地朝向人的内心世界、潜意识幽谷和私密经验。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表现的深度与细腻感，也让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对话成为可能。但问题在于，当“向内转”从一种有价值的创作倾向演变为一种普遍的甚至带有优越感的法则时，它无形中预设了“内”与“外”的对立，并理所当然地赋予了“内”更高的价值。于是，“怎么写”全面压倒了“写什么”，对叙事圈套的迷恋、对语言游戏的沉醉、对个人情绪碎片的反复咀嚼，有时替代了对社会结构变迁、对历史洪流方向、对集体命运沉浮的总体性观照。这导致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文学的社会感知力变得有些钝化，似乎难以回应我们正亲身经历的、巨浪滔天般的城乡发展变化、科技伦理困境。文学不再是我们借以认知复杂世界的特殊透镜，而越来越像作家自我镜像的反复投射与玩味。
这当然不是说“纯文学”或“向内转”本身错了。它们的历史功绩应当被铭记。问题的核心在于，任何一种文学观念，如果长期固化，形成封闭的话语体系，拒绝与变动不居的时代进行坦诚对话，它就难免会从一种解放性的力量，蜕变为一种压抑性的机制。今天，在专业的文学场域内，那些专注于形式探索和语言实验的作品，依然享有较高的声望；而试图处理重大社会历史命题的创作，却容易被轻易贴上“主题先行”“思想大于形象”或“缺乏文学性”的标签。这种评价尺度的潜在失衡，使得不少作家主动回避了那些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现实素材，转而经营一片片惯常而精致的美学飞地。文学的生命力，本应在于它能不断重新校准自我与广阔世界的关系，在历史的具体性与复杂性中，寻找自己最富于活力的表现形式。
各种界限的溶解
那么，所谓“大文学观”，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绝不是让文学去机械地讲大道理，也不是要取消文学的审美维度。它更像是一种呼吁，呼吁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历史感的文学理解。它试图在坚守文学性的同时，重新焊接那些被割断的连接线——文学与历史、与哲学、与社会，甚至与大众文化之间本该有的有机联系，重建文学那种把握时代总体性的雄心。
这首先体现为一种对边界的重新审视与跨越。“大文学观”有意松动那些被现代学术体制和文学惯例强化得过于僵硬的边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之间的体裁边界，高雅与通俗之间的文化边界，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之间的学科边界，乃至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叙事边界。在笔者看来，文学的本质魅力之一，恰恰在于其卓越的越界能力，在于它能吸收各种异质性的养分，将其熔铸为独特的审美经验。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的蓬勃兴起，正是这种越界活力的明证。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到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这些作品打破了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壁垒，以文学的敏锐触角与叙事智慧，切入原本属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它们既保持了文本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又提供了对社会现实肌理的深刻洞察。其意义不仅在于题材的拓展，更在于方法论的融合。将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社会科学方法，与文学性的细节呈现、情感渲染和结构叙事有机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认知文本。
数字时代的到来，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刷着文学的既有堤岸。网络文学、跨媒介叙事、IP开发……这些常被传统文学界以复杂心态看待的现象，实则代表了文学形态在技术条件下的历史性演进。它们打破了文学与影视、游戏、动漫等媒介之间的壁垒，催生出更为错综复杂的叙事生态系统。“大文学观”对此抱持的，不应是防御性的排斥，而应是探索性的好奇：一部小说的精神内核，如何在影视改编中得以转化或再生？网络文学内部，又如何衍生出自身独特的叙事美学与世界观构建法则？回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的批评视野必须超越传统的框架，变得更加灵活与包容。
更进一步，“大文学观”期待一种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思想合流。这并非让文学放弃自身特性，去笨拙地模仿社会科学的论文笔法，而是主张文学应在保有审美品格的基础上，汲取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与分析工具，从而增强自身处理复杂社会现实的思想能力。我们不妨想想巴尔扎克，他立志成为“社会科学博士”，其《人间喜剧》堪称一部用小说写就的法国社会转型史；想想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滚滚洪流中，融入了对历史哲学的深沉思考；想想鲁迅，他的小说何尝不是对“国民性”犀利如刃的社会学诊断与文学呈现的高度统一？这些经典提示我们，文学完全可以在不牺牲艺术性的前提下，成为我们思考世界、理解自身的一种深邃方式。
说到这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总是不自觉地浮现在脑海，它几乎就是“大文学观”的一个鲜活注脚。这部巨著不仅描绘了顿河哥萨克人在历史风暴中的颠沛命运，更以一种恢宏的叙事气魄，融合了史诗般的历史视野、深切的人文关怀与纤毫毕现的心理现实主义。它将葛里高利个人的悲剧性命运，与俄国革命、内战那吞噬一切的历史进程紧密地编织在一起，既没有让个体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淹没，也没有将历史简化为个人心理的苍白投影。与我们当下某些过于沉迷于叙事智力游戏的作品相比，《静静的顿河》展现了文学如何以具象而磅礴的叙事，整合多重维度——个人与历史、现实与寓言、土地与人性、战争与和平、传统与现代。它既是浓烈的地方叙事，又叩响了人类共通的精神命题；它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厚土，其深处却跃动着现代性的精神疑难。这种强大的整合能力，正是“大”文学区别于“小”文学的关键所在。
碎片化与叙事的总体性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多重转型，从乡土社会到都市文明，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这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变迁与价值困惑。城乡迁徙中的身份漂泊，科技迭代下的伦理困境，历史记忆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失衡……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学科能够提供唯一答案。而文学，凭借其独有的具身性、情感性与隐喻能力，能够构筑起理性分析所难以抵达的意义空间。它既能锋利地提出问题，也能温柔地慰藉灵魂；既能冷静地批判现实，也能温热地传递希望。比如，关于数亿农民工的城市体验，社会学报告可以给出清晰的数据和结构分析，但只有文学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种身处城乡夹缝中的喜怒哀乐。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讨论，哲学论文可以进行严密的概念推演，但只有文学能让我们想象，当人脸识别、算法推荐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时，我们的亲密关系、自我认知乃至人性本身，会发生怎样具体而微妙的改变。
因此，“大文学观”所倡导的，本质上是一种叙事的重建与复兴。它不只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而是希望通过故事来结构我们日益碎片化的情感，凝聚基本的共识，为我们漂浮不定的生活提供意义的压舱石。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泛滥的时代，我们并不缺少喧闹的“声音”，我们渴求的是那种能激起深沉“回响”的叙事智慧。这种叙事应当具备历史的纵深感，能将当下的片刻置于漫长的河流中审视，如同《白鹿原》将一个家族的兴衰，绵延成民族命运的隐喻；它应当具备宽阔的社会性，能超越一己悲欢，触及群体的命运与结构的变迁，就像《平凡的世界》那样，通过孙家兄弟的奋斗，映射出一个时代普通人的精神图谱；它应当具备思想的锐度，能在情节的推进中蕴含对根本性问题的追问，如同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的沉思，将个人苦难升华为对生命意义的普遍性探询；它还应当具备真诚的对话性，不是作者居高临下的独白，而是与读者、与传统、与异域文化展开平等而开放的交流。
而我们今天倡导“大文学观”，绝非空穴来风，它直接回应当下这个高度媒介化又高度碎片化的时代的精神症候。短视频、热搜、话题营销构筑了一个全新的注意力经济，却也在无情地挤压着深度阅读与严肃思考的空间。在算法逻辑和流量至上的驱动下，信息被切割成碎片，事件被简化为标签，情感被极化为对立。这个“后真相”氛围浓厚的时代，人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迅速站队、消费情绪、遗忘事件，却越来越难以持续地关注一个复杂问题，耐心地理解一段沉默的历史，真诚地共情一个他者的命运。自媒体赋予了每个人麦克风，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底与话语品质却在令人忧心地滑落。在这种语境下，如果文学继续满足于蜷缩在自我的小叙事之中，它很可能将加速自身的边缘化。恰恰相反，越是众声喧哗、意义飘摇的时刻，我们越是需要文学这样一种能够整合纷繁经验、追问核心价值、抚慰动荡心灵的厚重形式。
从三重维度实践“大文学观”
实现“大文学观”的抱负，无疑需要创作、批评与阅读三个环节的协同转变。
对作家而言，这或许意味着一次角色的重新想象：他不再仅仅是隐于文本背后的语言工匠，而可以同时成为走入社会场域、参与文化建构的思考者与对话者。这要求作家在磨砺审美判断与叙事技巧的同时，还需培养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敏锐的社会感知和一定的思想能力。这绝非让作家变成社会学家，而是希望他们在保持文学敏感度的同时，能对社会运行的机理有多一层的洞察。就像肖洛霍夫为了《静静的顿河》，不仅研读大量档案，更长期扎根顿河草原，与哥萨克人共同生活，那种扎实的田野调查与作家的天才想象力、道德勇气相结合，才成就了不朽的史诗。
文学批评的范式，也到了需要转换的时刻。它应当跳出过度技术化、内卷化的评价体系，而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如何与它所处的时代对话，如何介入公共生活的议题。当前的批评，有时过于执着于对文本内部的形式分析，而忽略了文本与外部的历史语境、社会结构的关联；有时又陷入理论话语的自转，与鲜活的文本实践脱节；圈子化的倾向，也可能削弱了批评本应具有的公共关怀。笔者曾著文强调，文学批评应当努力成为“时代精神的诊断者”，它既要能潜入文本的肌理，分析其美学构造，又要能跃出文本，考察其与更广阔文化场域的复杂互动。这要求批评家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将文学现象放在政治、经济、媒介等多重力量的交织网络中来审视。具体来说，批评或许可以更注重重建文本与语境的关联，追问一部作品为何在此刻诞生；可以更开放地借鉴文化研究、历史社会学等方法，丰富自身的解释工具箱；可以关注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制度性环节；更可以大胆探讨文学在塑造公共议题、影响社会认知方面的潜在力量。
而在“大文学观”的视野里，读者也被赋予了新的角色期待。他们不再是故事的被动接收者，而是通过与文本的深度对话，共同参与意义建构的积极主体。真正具有“大”品质的文学，应当能够唤起读者强烈的共情与深沉的反思，甚至能推动读者从理解走向行动。要实现这一点，离不开两个基础：一是教育体系对深度阅读习惯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长期滋养；二是社会层面有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文化空间，如读书会、文学沙龙、文艺争鸣阵地等，来引导和承接严肃的文学讨论。
当然，倡导“大文学观”绝非一片坦途。它面临诸多内在的挑战：如何让思想的锋芒不损伤文学的形象血肉，避免作品沦为观念的枯燥图解？如何在关注社会议题时，与各种固有观念保持一种既批判又建设的复杂关系？在高度专业化的时代，如何培养作家和批评家所需的跨学科素养？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如何坚守文学的严肃追求与精神高度？这些挑战提醒我们，“大文学观”本身必须保持开放性、自我反思性与对话性，它不应成为新的教条，去排斥其他有益的文学探索，而应鼓励多元化的实践与创造。
重返文学的人文性与公共性
展望前路，“大文学观”或许能在这些方向催生新的可能性：1.一种能够把握当代社会复杂性的“新型现实主义”的复兴，它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熔铸了新的方法论与世界观；2.跨文体写作的繁荣，打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以及虚构、非虚构的藩篱，催生出更具综合性的文本形态；3.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如何从最具体的地方经验出发，抵达最普遍的人类精神命题，实现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4.如何让文学成为代际对话的桥梁，让“50后”的历史反思、“80后”的市场化体验、“00后”的数字原生代感受，都在文学中得到深刻而有力的表达。
归根结底，提出“大文学观”，绝不是要文学放弃对美的执着追求，转而去服务某些急功近利的目标。恰恰相反，是希望文学能在更广阔、更丰厚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找回自己那份最本真的人文精神。文学之所以不可替代，正因为它拥有一种独特的“心灵整合能力”。它能同时处理抽象知识与具体情感，能观照个体命运也能体察集体心境，能扎根现实土壤也能仰望梦想星空，并在这一切的叙事融合中，为我们提供价值的思索与精神的栖居。
在这个意义上，“大文学观”实际上是一场真诚的呼唤——呼唤文学能勇敢地走出过于精致的“小我”，去拥抱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呼唤故事能重新获得“载道”的勇气与能力，所载的应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之道，是我们这个时代亟待回答的生存之道。它要求我们重建文学与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与人类思想之间的有机联系，恢复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庄重感。唯有如此，文学才能在信息的碎片中提供意义的整合，在即时性的狂欢中保存时间的深度，在功利主义的浪潮中守护那些无法用价格衡量的价值。
这条路注定漫长且充满挑战，但它值得所有依然相信文学力量的人为之努力。因为文学，终究不仅关乎风花雪月的美，更关乎求真向善的执着；不仅关乎个人的喃喃自语，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彼此，如何共同面对这个世界。说到底，“大文学观”不仅是一种文学主张，它更是一种深沉的文化理想，一份庄重的文明承诺。它邀请我们，以文学的敏感、思想的锐利和历史的担当，一起去尝试书写属于这个复杂时代的宏大史诗。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