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我应朱自清先生嫡孙朱小涛兄的邀请，和几个朋友一起相聚南京浦口火车站。这是一座早已废置的火车站，当年朱自清的父亲就是在这里送别儿子北上求学的。这里也是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父亲翻越铁路站台买橘子故事的发生地，现在作为历史建筑遗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年正值《背影》发表95周年，深秋的浦口火车站，铁轨上铺满了黄色的落叶，阳光洒在落叶上，泛出金光。在我们几个朋友的鼓动下，小涛兄模仿着《背影》里他曾祖父的样子翻下站台，再爬上对面的站台去买橘子。小涛兄一米八的个头，爬上站台都显得吃力，更何况他那矮胖的曾祖父。朱自清在散文《背影》里有这样的描述：“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的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看着小涛兄也是那么吃力地翻越站台的样子，我们都笑了。此时我的脑海中仿佛浮现出朱自清的老父亲扑扑身上的泥土，显出很轻松样子的场景，仿佛又看见他含蓄又充满爱意地对儿子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当年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朱自清的眼泪流了下来。想到此情此景，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我和小涛兄可谓世交，我们的祖辈、父辈都多有交往。我的祖父郑振铎与朱自清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初。
1921年，我的祖父与周作人、沈雁冰、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朱自清是最早的会员之一。朱自清散文《背影》最早发表在我祖父主编的《文学周报》1925年11月22日第200期。
1922年，我的祖父和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刘延陵、郭绍虞、徐玉诺、叶圣陶等八人合作出版诗集《雪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八位诗人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们都主张“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据祖父讲，这部诗集之所以取名《雪朝》，是因为这本诗集是在一个下雪的早晨编好的。
1924年，我的祖父偶然从朱自清和俞平伯所办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看到一幅署名TK的画，题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画立刻引起我祖父的浓厚兴趣。那时我祖父正在主编《文学周报》，经常需要一些插图，于是他就向朱自清打听此画作者“TK”其人。原来“TK”是丰子恺的英文缩写，是朱自清在春晖中学的同事。此后我祖父经常向丰子恺约画稿，并将这些画稿作为插图，陆续发表在他的《文学周报》上，并给这些画冠以“子恺漫画”的题头。从此，漫画这一画种或艺术表现形式开始在中国流行开来。
1925年，朱自清的散文诗《毁灭》发表在我祖父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
1926年8月，朱自清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度假结束，准备返回清华大学，途经上海。恰巧此时鲁迅从北平南下赴厦门，途经上海。8月30日，我祖父在消闲别墅设宴欢迎鲁迅，并为朱自清饯行。据鲁迅8月30日日记记载：“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这次宴会也是朱自清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
1931年，我祖父辞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职务，携全家北上，担任北平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大学的合聘教授，他和朱自清在北平又可以经常见面了。在朱自清的学生李长之的印象中，朱自清平时是严肃拘谨的，不大开玩笑。朱自清只有见到我祖父郑振铎时会全名全姓地喊着“郑振铎”，脸上发出天真的带笑意的光芒，学生们感到此时的朱自清在友情里“年轻了”。
祖父还记得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他的同事在燕京大学的一位朋友处用晚餐，席间他们热烈地辩论着“中国字”是不是艺术的问题。中国古代向来有“书画同源”的说法，认为中国字是一门专门的艺术，而我祖父却反对这种传统的观念。但在座的人提出许多意见，大多数都认为中国字是有个性的，是艺术。又有的说，中国字有组织，有变化，极富于美术的标准。我祖父说，中国字有个性，别国的字也是有个性的？要说写得美，那么梵文和蒙古文写得也是十分匀美的。那天他们的辩论，最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当时共有12个人在座，9个人都反对我祖父的意见，只有冯友兰和我祖父的意见相同。朱自清在一旁没有发表意见。我祖父见状就问道：“佩弦，你的主张怎么样呢？”
这时，朱自清郑重地说道：“我算是半个赞成的吧。说起来，字的确是不应该成为美术。不过，中国的书法，也有它长久的传统的历史。所以，我只赞成一半。”
这场有趣的辩论，我祖父一直记在心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年后三校又继续迁往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也随清华大学撤退到昆明，任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我的祖父则坚守上海“孤岛”，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担任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负责人，参与编辑《救亡日报》。从此两人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不过，祖父心里一直挂念着朱自清。1938年，祖父的学生吴晓铃从北平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途经上海。祖父将自己手书刻版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托吴晓铃带往昆明赠送给朱自清。祖父还听人说，朱自清在昆明生活过得很艰苦，夫人和孩子都不能在身边，食米的恶劣使他患了胃病，人瘦了许多，头发也花白了。祖父实在想象不出朱自清瘦成了什么样子，在他的印象中，朱自清始终是个结结实实的矮个子。
那几年，我祖父与朱自清时常有通信往来。在最新发现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1939年8月10日）》中记载：“赴四合里，作函给佩弦及公超，介绍庐生福祥。”1939年12月18日记：“作二函，致佩弦、文藻，托张辉带去。”
抗战胜利后，朱自清从昆明又回到北京清华学校。我祖父依然在上海，创办《民主》周刊，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投身到反独裁、反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爱国运动。那时祖父还在期盼着朱自清能够在暑假时南下来上海一游。
1948年8月，朱自清在北平因胃溃疡穿孔不治逝世的消息传到上海。祖父听到这个噩耗悲痛万分，他万万想不到年仅50岁的朱自清竟会这样早地告别人世。他含泪写下《哭佩弦》一文，回忆与朱自清生前交往中的点点滴滴，读后令人潸然泪下。在文章的最后，祖父悲愤地写道：“佩弦的死，不仅是朋友们该失声痛哭，哭这位忠厚笃实的好友的损失，而且也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的损失，损失了那么一位认真而诚恳的教师、学者与文人！”
1946年闻一多遭难后，朱自清花了整整一年的功夫，编辑完成四卷本《闻一多全集》，并邮寄送给我祖父一套，至今还静静地立在我家的书架上。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这套朱自清送给我祖父的《闻一多全集》，睹物思人，让我更加怀念我未曾见过面的我的祖父和他的好友朱自清。
（作者系郑振铎嫡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