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首次接到《风与潮》的剧本创作邀约时，拿到手的是一个完全虚构的纯谍战故事——讲述地下工作者柯麟在澳门阻止日寇获取研发核武器材料的故事。制作方想呈现澳门的抗战史，当时已经下了两年多功夫，请过不同的编剧，始终做不出成型的故事，却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我用两个月时间看完制作方提供的、摞起来超过半人高的澳门抗战时期原始史料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初创意背离了澳门抗战史的真实面貌与核心价值，所以才会怎么都做不通。

这也正是困扰制作方的症结所在：抗战时期，日寇并未占领澳门，那里连仗都没打，怎么写抗战？作为编剧，创作任何题材，首要考验的就是能不能抓住这个题材本身固有的独特核心价值，而历史题材的核心价值，必定来自历史的真实。

在一堆零散的、看似毫无关联的史料中，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太平洋战争爆发短短数月，从陆地到海洋，日寇的铁蹄席卷了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却为什么独独留下当时仅十余平方公里的澳门不去占领，反而要花费高得多的成本长期围堵封锁？这个答案，必将是解读澳门抗战历史意义的钥匙。

将史料中日寇针对澳门最主要的举措梳理出来，我发现无论是逼迫澳葡政府出让航运、海关与缉私控制权，还是列出苛刻的“贸易物品许可清单”，设立大量伪装成华资、外资的公司，废除港币以逼迫澳门使用日本军票，凡此种种，日寇对澳门，始终都在围绕一个目标：全面控制澳门的金融与贸易。

反观澳门，无论是以何贤、马万祺为代表的澳门爱国华商，柯麟、柯正平等中共地下党员，还是中山的中共游击队、国民党澳门党部、英美盟军澳门情报站、零丁洋上的江湖人士……他们面对与解决的澳门重大危机，也正是粮食供应、港币保卫、发行澳门币与地下物资运输等一系列问题。

显然，澳门的斗争焦点，是金融与贸易。

但这又是为什么呢？史料多只记载了澳门当时的现象，也即站在澳门看澳门。我明白，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跳出澳门，站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高度与全局视野，重新审视当时的澳门。

抗战时期的中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抗日战争是一场落后农业国对抗工业化侵略者的不对等战争，中国要坚持抗战，就必须保证最基本的工业品战略供给。而全面抗战爆发仅仅一年多，中国沿海地区的原有工业基地已全部被日寇占领，同时丧失了全部出海口。当时的进出口渠道，只剩下最后两条：陆地是英国控制的滇缅公路，海上则是唯一的国际自由贸易港香港。

另外，进口离不开外汇，当时的中国能够用于国际支付以维持战略进口的收入只剩下三项：中国特产，世界交战各国急需的战略原料出口，如钨砂、猪鬃、桐油、锡矿等，以及向海外爱国华人华侨发行战争公债、募集爱国捐款。其余贸易逆差，则只能靠出售国民政府当时仅存的黄金储备“关金券”以补不足。而这些外汇必须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收支，当时的中国也仅剩两处，一是上海租界，二是香港。

滇缅公路于1940年被英国关闭，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与香港又相继沦陷。换言之，澳门“风潮时期”的开始之日，正是中国最后的战略物资进出口与国际收支渠道彻底断绝之时。

反观日本，二战时期日本最大的短板在于：一是作为岛国，天然严重缺乏矿产资源；二是本身工业化起步晚，工业体系不完备，不少工业品与生产设备、零部件还依靠从英美等传统老牌工业强国进口。而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向日本宣战，双方的公开贸易完全中断，日本也必须寻找到一个能由其实际控制的国际自由贸易港，既截留中国出口的战略矿产原料，又通过走私贸易获取英美工业品，以维系其侵略战争。

葡萄牙中立国的身份，与紧邻中国大陆的地利，使澳门成了双方的唯一选择。

答案就此明了：澳门的抗战，本质是一场敌我双方围绕金融与战略物资争夺而进行的“经济战”。它或许没有前线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浴血拼杀，但那些账本、算盘的数字里，商业谈判桌的笑脸背后，却有着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是关系着双方战争力量此消彼长的内力搏杀。而“风潮时期”的澳门，因取代香港的地区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地位，也成为整个中国抗战的战略物资进出口及国际支付的生命线，为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至关重要的历史贡献。

有了这个推论，一切豁然开朗，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星星点点，自此都被这根矛盾主线贯穿，变得相互有机、严丝合缝。我认为，既然是经济战，主角应是何贤、马万祺等站在金融战、物资战最前线的澳门爱国华商，故事也不再需要什么子虚乌有的核武器材料，而是一切选材于当时真实发生在澳门的粮食危机、港币风潮、澳门币的发行、爱国公债募集乃至一批批战略物资的争夺。

故事的特质抓住了，人物的核心特质同样重要。我要怎样才能写出一个不一样的爱国商人何贤？我走遍澳门，找到了曾与何贤先生打过交道的诸多亲属、朋友、同事，向他们挖掘何贤的故事，打听何贤的真实性格与为人处事。

当时，何贤先生已经去世逾40年，我注意到，那些采访对象提到他，都还一口一个“贤哥”，而每当提到“贤哥”二字，他们的眼里都有光——那是发自内心的由衷敬仰，穿越了40余年，至今溢于言表。

为什么澳门人会如此崇敬何贤？现任镜湖慈善会主席的廖泽云先生给了我最质朴、最直观的回答。廖先生20岁出头初入生意场时，与何贤先生有过一年多短暂交往，相差两辈人的年龄，他至今仍一口一个“贤哥”，他的回答就两句：因为贤哥万事都“遇事我来扛，有亏我来吃”。

我也就此抓住了何贤先生的精神特质，一是无私，二是担当。

于是有了《风与潮》中那个商人形象，从自身银号诚信为本的小无私，到不惜个人一切甚至至亲生命的大无私，从家庭、职业的小担当，到为了整个澳门安危乃至祖国抗战大业的大担当。

最后，补充说明两件事：

其一，剧本创作完成后，送澳门审阅，获得了澳门各界一致认可，包括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所的全体专家。

其二，制作方后来意外找到了当时英国驻澳门领事里夫的回忆录，证实我有关澳门抗战历史定位的推论，完全属实。

（作者系电视剧《风与潮》总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