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祖父家有个邻居，姓李，因为长得高大威猛，被称为“大李”。听我祖父说，他是唱京剧大花脸的，因为有喘病，唱戏时经常犯，有几次差点儿晾在台上，后来就不敢唱了，只好在传达室管收发。那时，大李就经常托我祖父给买药。几年后，我偶然看到一个文艺宣传队演出现代京剧《沙家浜》。在“智斗”一场，一眼认出台上的“胡传魁”竟然是大李，听得出来，他的嗓子挺痛快。散戏后，我去后台看他，才知道他的喘病已经好了。他对我说，那几年，多亏你祖父，一直给我买化橘红，当时这药真不好淘换。
从此，我知道了橘红这味中药，且上品是“化橘红”。这部长篇小说定名《橘红》以后，我有一种感觉，似乎马师曾和红线女就从这部小说里走出来了。这两位先生都是我景仰的粤剧大师。他们也是师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师曾先生成就了红线女的粤剧艺术。同时，他们又是一对神仙眷侣。冥冥之中，我好像经常看到他们，在洒满阳光的珠江边，在葱茏幽静的越秀山上，微笑着冲我招手。
为了写这部小说，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专程去了十几次广州。很多时候，是住在西关的永庆坊。这个地方很神奇，作为年轻游人的“打卡地”，既让人觉得时尚前卫，同时又保留着上百年前的历史风貌，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和谐。责任编辑陈诗泳告诉我，这一带叫荔枝湾。我住的地方，是一家像客栈一样的小酒店，具有岭南特有的干净和温馨，而且很有粤剧文化的味道，店里的墙上写满粤剧的唱词和乐谱。小酒馆门前有一条河涌，虽然不宽，但经常有画舫经过。这条河涌通向附近的荔湾湖。一天上午，我在湖边多跑了一会儿，遇到一位老者，聊了几句才知道，这里的小码头跟前有一个戏台，每天都有民间的粤剧班社在这里演出。老者很认真地点头说：“唱得蛮好啦！”当地把这种小班社的演出叫“私伙局”。一天下午，我特意来荔湾湖看了一次“私伙局”的演出。演员都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家，一辈子喜欢粤剧，只是忙于工作，现在闲下来了，就聚到一起过一过戏瘾。这时，水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粤剧艺术的热爱。班社团长助理告诉我，演员的服装和一应用具都要自己买，而且还要为棚面师傅（乐队的乐手）出一定的劳务费。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愿意，因为喜爱。这份喜爱里，也浓缩着传统的广府文化的精髓。
经当地朋友介绍，我终于找到一位从事粤剧表演和编剧多年的老先生，据说他当年曾跟在马师曾先生的身边。我驱车来到东莞的莞城区，拜访这位80多岁的老先生。他清瘦，但腰不塌、背不驼，身形很直，看得出当年是文武生出身。听说我要来，他事先把一些珍藏多年的资料都找出来，有老照片，也有“戏桥”。所谓“戏桥”，有些像今天的节目单，但那时很简陋，只是铅印在一张对折的白纸上，有演员表、剧情介绍以及主创人员名单等。老人说起马师曾先生，立刻兴奋起来。他那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跟随在大师身边，不仅学了很多东西，对大师的为人也很了解。他说起一件事。一次，他扮演一个兵勇，跑到台上只有一个字的台词：“报——！”但就是这一个字，马师曾为他反复讲解，而且纠正了很多次。老先生因为上了年纪，说话很沉稳，但说到这个“报”字时，双手一抱拳，两眼倏地亮起来，嗓音也变了。我似乎一下又看到他当年在台上的风采。
我对马师曾先生的敬仰，也是因为他对粤剧艺术的这种“戏比天大”的敬畏。红线女也是如此。红线女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先生直到晚年，每天早晨八点，仍然准时来中心，为年轻的演员说戏，安排艺术中心的各项工作。后来，她大概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支，或已有了预感，就把所有的工作计划都提前和加快了，就这样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来到这世界上，似乎就是为唱粤剧来的。《香夭》是我为这部小说定的基调。这是唐涤生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粤剧《帝女花》中的一个重要唱段，是“戏核儿”，说的是新婚之夜，公主为大义，决定饮砒霜自尽，驸马决意相随殉情，夫妻在洞房里这一段荡气回肠的对唱，凄美又柔中带刚。当年上中学时，我曾听过红线女的唱片。现在，仍能想起她那柔美中又含着力道的嗓音。
我一直觉得，一个写小说的人，在深入生活时往往会有一种感觉，这感觉并不一定都是来自外部，有时也会来自自身。这些东西似乎早已存在于这个小说人的内心，只是在沉睡，或已尘封于记忆的深处。但不管怎么说，它通过一种基因密码，已经写入这个人的文学DNA中。深入生活的过程，只是将这个密码破解并显现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形容：“激活”和“唤醒”。
应该说，这部小说在初始时，从故事框架到人物关系，并不是构思出来的。它就像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一夜春雨之后就被唤醒了，接着开始发芽、吐叶、生根、拔茎，就这样一点一点破土，然后慢慢地生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敢打扰它，更不敢落笔写故事梗概，我知道，只要一写，哪怕几句话，它就被框定住了。我只能让它一个片一个片地生长，自由地伸展枝丫。这时，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似乎已经不用去考虑，它生长的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切。我知道，不用急，总有我动手的时候，此时，只要让它在我的心里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就是了。
终于有一天，我回望着心里的它，觉得它已长成了。
直到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稿，我仍在跑广州，核对一个个细节，比如街名、地名，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什么变化。就如同最后对它的修剪。我想用这部小说，把广州和天津这两座城市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