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日新

我是一个文学新人。

我写小说，大抵是有生活原型的。写《钢的城》的时候，书中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能找到对应的原型；写临江的时候，是照着我的故乡湖北黄石来写的；在《巴图姆往事》中，巴图姆虽然是虚构的地方，但我的心中依然有原型蓝本。

我将写小说想得比较简单，一是用小说还原生活复活记忆，二是用小说来探究人性。在语言上，《钢的城》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生活的原汁原味。在此基础上，《巴图姆往事》有了一些诗意的追求。有人认为，将小说写得好看，是小说家应有的义务。但我不喜欢将小说弄得玄之又玄。我是个笨人，写作起步又晚，好在没有那种急于成名的渴望，能耐得住寂寞。写小说和做生意、开采石油一样，都要有超强的耐心。《钢的城》不知改了多少版，每一版都是伤筋动骨。《巴图姆往事》也是如此。当然，要感谢《人民文学》的编辑老师，作品的修改是在编辑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高标准、严要求下完成的。有时收到修改意见，我也有些犯难。每一次的修改，几乎都是大刀阔斧。但改完之后，放一段时间再回头看，的确又比前一稿好了太多。可以说，我的写作，就是在编辑的指导与要求下完成的。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好小说是改出来的。《巴图姆往事》从2023年元月动笔，2025年2月完稿，历时两年数易其稿。初版六万余字，篇名叫《中国公民》，后改至四万余字，取名《叫巴图姆镇的地方》，最终定稿三万多字，更名《巴图姆往事》。

创作艰辛，甘苦自知。

每稿完成后我都会搁置沉淀，再反复诵读、逐字打磨，在“放下—重读—修改”的循环中，既忐忑又惊喜地看着故事逐渐成形。

故事的缘起是一段现实经历。2006年起，国内钢材、铁矿石价格暴涨，海外购矿成为钢厂老板的执念，也成为跨国诈骗的温床。马三强、马通与虹姐便是这类投机者——马三强曾是大庆油田科长，伙同堂弟以粗制滥造的电缆线骗取采购款，东窗事发后携情妇逃往柬埔寨，又伪造文件诱骗国内钢厂购买假矿山。我朋友的亲身遭遇，让我萌生了塑造经侦支队长老罗的念头：这个执着的警察历经五年，跨越多国终将已入外籍的马三强缉拿归案，印证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真理。

初稿《中国公民》铺垫了大量诈骗细节与追逃支线，包括马通早年卖假人参、老罗辗转柬埔寨与泰国的波折。第二稿《叫巴图姆镇的地方》又过于传奇，离真实的生活太远。那些被删改的文字虽让我心疼，却是“不破不立”的创作必然——我始终坚信，宁可推倒重来，也不辜负这个兼具国际贸易、商战与跨国追捕的好题材。

在一次次的修改中，我开始尝试为这个刑侦传奇故事注入诗意。在叙事上，我也开始学习一些现代派小说的技法，从最初的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述”，带着读者一同在迷雾中探寻真相，感受从“局外人”到“破局者”的转变。“巴图姆”意为“野鸽子的栖息地”，这个充满反讽的地名，成为承载罪与罚的精神场域——永恒的沙尘暴、孤独的狼群、鱼龙混杂的红春坊，都在映照人物内心的荒芜与挣扎。

在我粗浅的写作经验里，小说的灵魂在于人物，人物的灵魂在于复杂。写作之初，我笔下的人物是个性鲜明的，但个性鲜明有时未必是褒义的。在终稿《巴图姆往事》中，我开始学会让每个角色都活在“灰色地带”：老罗既有执法者的坚定，也有对虹姐的爱怜；马三强痴迷象棋，却沦为棋子；虹姐是罪犯，但在写虹姐时，我也对她饱含深情。吴主管、老贵等人物在巴图姆的荒漠中挣扎，他们的故事最终指向“罪罚、漂泊与归家”。“等待戈多”的意象正是这种精神漂泊的写照。

这部小说的底气，源于我半生的积累。年轻时我在大冶钢厂从值班长做到副总经理，35岁辞职下海做国际贸易，与外国商人斗智斗勇的商场沉浮，让我对商战的残酷、人性的复杂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而身为经侦队长的同学分享的办案经历，让我学会用“人物关系图谱”梳理故事逻辑。我所有作品的背景都设定在“临江市”——我的家乡黄石市的代名词，对故土的这份熟稔，让故事的根基更扎实。

我始终相信，读者选择小说如同购房者看重“地段”——内容是一切的核心。好小说需要鲜活的人物、紧凑的故事，更需要对人性的深刻勘探。《巴图姆往事》于我，不仅是一个追逃故事，更是在极端环境下对人性的一次叩问：在命运的沙暴中，每个努力活下去的灵魂都有其可爱、可恨、可悲与可怜之处。若这部作品能传递些许力量，那便是源于对人性复杂性的呈现，以及那片荒漠之上，从未泯灭的“回家”的微弱呼唤。

（作者系黄石市作协名誉主席、武汉科技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