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大文学观”成为文学界关注和热议的重要理论话题。“大文学观”的提出，是对新时代社会生活、文化结构、科技创新、传播格局等一系列深刻变化的积极回应。它直面文学现场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新趋势，旨在将文学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推动文学形态迭代更新、文学边界不断拓展、文学能量积极转化。当前，文学界关于“大文学观”的讨论已渐成声势，向几方面的关注点聚焦。
一、“大文学观”提出的时代语境
“大文学观”面对的新现实是，印刷文明向数字信息文明转型，社会生活景观和人类经验结构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预期、内部特征、外在形态等方面，都迎来深刻变革。一是媒介环境之变。数智化浪潮全面重塑了信息传播环境，也重塑了我们对文化与文艺的想象。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媒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文艺创作、生产、传播与接受的机制和逻辑，甚至改造了人本身：“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与算法分发并不只是新的传播渠道，它们重塑了叙事逻辑——从线性到碎片、从长线到即时、从深度沉浸到快速切换，也改变了注意力结构、表达方式乃至知识与情感的组织方式。”文学作为印刷文明的典型形式，如何在极速变革的媒介环境中重新明确自己的价值、功能和位置，是今天必须回答的问题。二是创作主体之变。新的技术和媒介条件，重新定义了创作、批评、传播间的关系，正在打破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清晰划分。人民大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到各类文艺创作活动之中。就文学而言，创作的权利不再归少数作家专有，而是由全民大众共享；文学也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意味着一种生活。三是文类样貌之变。新时代以来，传统纯文学持续发展创新，精品力作频现，同时，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样式不断出现，非虚构写作、素人写作、科幻文学、旅行文学、博物写作等成为大众阅读热点，尤其是网络文学和类型小说影响力越来越大，正在逐步走向主流化、精品化、经典化。高度丰富的题材与经验，召唤出日趋多样的文学类型，它们明显溢出了旧有观念框架。不同类型的文学创作之间，又出现彼此借鉴、相互融合、交叉创生的醒目趋势。四是阅读主体之变。今天文学读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学阅读习惯、对文学文本的形态预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读者不仅期待文学作品的内在深度，也对文本呈现的形式新颖度、形态丰富度有了新要求。读者渴望与文学作品之间，建立全媒介、交互式的对话关系。阅读主体从“被动接受者”向“接受-创造者”转变的趋势，值得高度重视。五是“文学”向“文学+”之变。今天，文学的边界早已不再局限于纸面，而是与音乐、电影、电视剧、动漫等各类文艺跨界互动，同影视、视频、电子游戏、文博旅游等多产业联动发展，走向全媒介融合共生、跨领域转化赋能。“是文学，但不只是文学”正成为全新常态。正如有学者所说，“无论我们是否准备好，文学早已进入一个被多媒介共存、多主体叙述、多经验并置所重塑的空间。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学是什么’已无法从旧有框架中得到回答”，我们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框架，直面文学的新趋势、新现实。
“大文学观”的提出，也旨在推动制约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客观来说，当下文学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受到读者质疑，令文学影响力公信力遭受一定损失。比如，内容与趣味的“单一化”问题。网络时代的文化消费是高度“分众化”的，各类文化产品花样翻新，都是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多样的需求。但当下的文学创作，却出现某种“模式化”“套路化”苗头，常常耽溺于“舒适区”，甚至走向相互模仿、自我重复，未能发展出更包容的姿态、更多元的样态、更丰富的层级。比如，文学创作的“形式化”问题。有专家认为，“当下，有的作品过于重视自我经验，不能以深广的视野表现变化着的现实，有的作品则过于重视叙事技法而忽略经验的表达，沦为一种语言的游戏”。还有学者表示，在当下文学中，“对叙事圈套的迷恋、对语言游戏的沉醉、对个人情绪碎片的反复咀嚼，有时替代了对社会结构变迁、对历史洪流方向、对集体命运沉浮的总体性观照”，导致文学逐渐失去了感知社会、回应时代的能力，降格为修辞的封闭再生产。比如，文学生态的“圈子化”问题。有学者指出，“重提大文学观显然是针对现实的问题而来的。现实的问题是，文学的圈子化、小众化、同质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由此产生的文学系统“内循环”倾向非常值得警惕，文学绝不能变成“只是作者写、编辑编、评论家评，然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文学观”试图做的，正是引导文学由单一转向多元、由内缩转向外扩、由封闭转向敞开，从根本上防止文学走向“冷角落”“窄处境”“小格局”。
另外，“大文学观”植根于中西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之中，有着深远的学术脉络和厚重的历史背景。在中国古典传统中，“文学”概念具有广阔的外延，涵盖了礼乐制度、典章文献等内容。这种“大文学”传统，在20世纪初遭遇了冲击。“新文化运动”引入西方的现代文体观念，小说、诗词、散文、戏剧等作为文体被细分和独立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断被强化。同时，对这种细分化、“提纯化”文学观念的反拨也一直存在。从20世纪初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到杨义的《通向大文学观》等著作，都呼唤全面、整体性的文学研究。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重大的理论升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通历史文脉，建构大的文学观念，更成为文学界的普遍呼唤。同时，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观念转向。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语言学、“新批评派”过度强调文本自身的问题引发反省，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更加强调文本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关系，特别是将通俗文学、大众文化、媒介文本纳入了研究范畴。
二、“大文学观”的重要内涵
当下关于“大文学观”的讨论，已经呈现话题聚拢趋势，凸显出“大文学观”的重要内涵与核心关注点。
一是文学要心怀“国之大者”，更深切表现时代、社会、历史。“大文学观”首要强调的是，文学必须超越狭义个人情感的小天地，重新建立与时代、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切实重建文学的责任意识和现实关怀。这绝非要求文学退回到工具论或概念化写作的老路，而是倡导作家以敏锐的感知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捕捉社会变革的脉动，对话时代历史发展，向生活现场有力回归。在近期的讨论中，许多学者提到，“大文学观”意味着一种认识论的调整，其要害在于“如何重新理解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大文学观”的号召是坚定而鲜明的：作家不能仅仅是自我的观察者、情绪的抒发者，更要成为时代的思考者、历史的阐释者、实践的参与者。
二是进一步凸显文学的人民性，召唤社会大众全面参与文学实践。“大文学观”关注人民的自我讲述。当下，随着全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和自媒体平台的充分发展，各行各业的群众都乐于以文学的方式，分享自己的奋斗历程与生活故事。“草根写作”“素人写作”蔚然成风，外卖员、产业工人、家政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通过文学完成自我展示，许多科技、金融、互联网、工程设计领域的从业者，也为文学带来高度专业化的经验背景和极富特色的行业故事。这些都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财富。“大文学观”鼓励人民的创作热情。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兴起，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文学创作的主体问题。事实上，“作家”这一概念并非古已有之，它是现代以来文学生产职业化的产物，其内涵与外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随时代更新。在文学创作全民化、文学“话筒”再分配的今天，“大文学观”意味着重塑文学写作的“主体想象”、开掘文学事业的“人民动能”，要充分关注、广泛团结、积极引导文学创作的新主体、新力量，召唤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文学实践的主动参与者。
三是关注文学性的扩展外溢，强调文学的多形态转化。“大文学观”主张，文学要容纳多元样态，对网络文学、类型文学、跨媒介叙事等文学类型给予高度关注；要主动开疆拓土，与影视剧、短视频、电子游戏等文艺形态相互赋能，积极参与跨媒介转化。许多专家指出，在媒介融合的时代，文学的边界正变得模糊，其核心特质“文学性”呈现出显著的泛化与溢出效应。文学形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发生历史性演进，“打破了文学与影视、游戏、动漫等媒介之间的壁垒，催生出更为错综复杂的叙事生态系统”。“大文学观”意味着，“文学性”可以迁移渗透到各形各色的媒介形态当中。在这一过程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往往扮演着母本或底本的关键角色。近年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跨媒介转化成功案例，如《人世间》《繁花》《三体》《长安十二时辰》《我的阿勒泰》等文学精品的影视改编和文化产品开发，《庆余年》《诡秘之主》等网络文学作品的IP产业链构建，乃至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和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等的“文学出身”，都证明文学足以成为文化创意产业重要的“内核引擎”与“意义源头”。“大文学观”鼓励文学主动拥抱这一趋势，在更广阔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兑现文学的影响力与价值。
四是辩证看待“大文学观”与“纯文学观”的关系。在“大文学观”与“纯文学观”的关系问题上，大家的观点高度一致：“大文学观”的提出，是对“纯文学观”长期稳定框架下滋生出的问题及惯性的回应、突破，但二者绝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大文学观”不是用来反对或替代“纯文学观”，而是要包含“纯文学观”，在“纯文学观”的基础上进行有力扩容。许多论者梳理过“纯文学”观念的理论缘起、历史语境及相关论争。出于对特殊历史阶段文学发展中一些不足之处的反思与纠偏，上世纪80年代“纯文学”观念迎来强力勃兴，文学的审美自足性、价值独立性、学科自律性获得有力强调。对“纯文学”观念的集中强调，有着具体而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实践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推动了文学本体的发展，其巨大积极意义不容忽视。正如有学者指出，今天的文学之所以能够召唤全民参与、不断扩大边界，其基础正在于，“纯文学”话语系统生成的审美标准、经典意识，为广大人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性的文学共识。但是，文学的观念从来不应一成不变，“任何一种文学观念，如果长期固化，形成封闭的话语体系，拒绝与变动不居的时代进行坦诚对话，它就难免会从一种解放性的力量，蜕变为一种压抑性的机制”。早在21世纪初，李陀、蔡翔、南帆等，都先后对纯文学话语的固化倾向进行过反思。我们今天提倡“大文学观”，不是要消解或否定纯文学的价值，而是要将其放置于一个更广阔、更开放的文化历史坐标系中实现全新生长。二者应被视为文学观念光谱上两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螺旋递进的维度。我们不是要告别纯文学，而是要“从纯文学出发，走向更大的文学实践”。“纯”为“大”提供了内核支撑，“大”为“纯”拓展了生长环境。
五是增强读者意识，重建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大文学观”涵育“大读者观”。新时代文学需要建立一种从“图书馆”走向街头巷尾的行动热情，我们不仅要有效留住原有的文学读者、稳住“基本盘”，还要全力寻找和凝聚更多潜在的“可能读者”。今天，文学生活样态多元，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纸质书读者，我们身边还有无数对文学有兴趣的人、以不同方式参与文学话题的人、在多种艺术门类中获取“文学性”滋养的人，乃至对“文学周边”感兴趣的人。例如，数字时代催生了小红书、豆瓣小组、B站文学解读频道等形态各异的阅读分享平台，这些平台凝聚了新型的文学读者群落，其中既不乏文学的“深度用户”，也遍布广义爱好者的足迹和目光。又如有研究者提到，当下很多年轻人通过综艺片段、网络玩梗和短视频二创，对一些作家产生兴趣，这也是扩大文学读者的全新方式。除了规模数量大，新时代文学读者的能动作用，也比过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大。互联网时代的读者早已不是被动的接受终端，而是文学生产、传播与价值实现的共同参与者。有专家指出，“全媒体时代使得读者身份模糊化，读者与作家的界限正在消融，人人都是潜在的创作者和评论者”，“作家与读者在社交媒介时代已然存在共生关系……他们之间不再是‘我讲你听’的传统关系，而是‘你我他隔空共同打破文本’”，实现价值共创与情感共享。“大文学观”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行动范式转换：从单向度的“作者输出——读者接受”，转向更积极、更开放的动态交互，文学应主动寻求与读者的彼此触达、温暖对话、相互认同。
三、“大文学观”的实践可能
“大文学观”不仅是观念性的，更是实践性的。综合现有讨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望“大文学观”所能带来的文学发展可能性。
一是重申文学的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当下社会亟需一种能够凝聚共识、抚慰心灵的深层力量。“大文学观”的关键意义，正在于推动文学重建社会责任意识与深切人文关怀，“它要求我们重建文学与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与人类思想之间的有机联系，恢复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庄重感”。有论者认为，“大文学观”召唤的是一种“加法逻辑”，“文学不再仅是文本内部的艺术实践，而是在生活经验、主体身份、社会互动与媒介传播的交错互动中生成意义……共同塑造了更为广阔和复杂的新型‘文学性’”。这种新型的文学性，将得以在广泛的交互和共情过程中，有力地凝聚广大人民和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情感共鸣、精神共振。
二是推动文学的创新创造与形态迭代。许多学者提到，当下数字信息浪潮加剧涌动，人工智能科技强势崛起，各类新兴文化产业加速发展融合，我们必须深刻思考，传统的文学定义、文学形态，是否还能充分容纳这个时代的精神创造。“大文学观”的重要价值正在于，它鼓励文学拥抱变化，积极与新媒介同行，与新技术共生。文学不必固守单一的纸质文本形态，而应在保持思想性艺术性核心优势的同时，大胆进行跨领域、跨形态的融合实验。有人认为，“大文学”概念的重要本质之一就是跨媒介，“‘大文学’或许是未来文学产生新变的去向：在经典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历史意识和人文关怀之外，融合视觉媒介、网络小说、科幻文艺等读图时代的大众艺术形式，转换文本的生产形式和研究视角，变更此前的阅读习惯与批评方法，最终形成一种适应碎片化赛博时代的新脑思维”。
三是推动研究范式转型与跨学科话语构建。“大文学观”要求文学研究突破原有的封闭范式，“跳出过度技术化、内卷化的评价体系，而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如何与它所处的时代对话，如何介入公共生活的议题”，并且建立开阔的跨学科研究视野。有专家表示，“‘大文学观’意味着在更为宏阔的视域中审视文学的相关问题，其视野涵盖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媒介信息等多个维度，构建起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及技术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学者认为，“‘大文学观’的核心是要打破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的封闭性，倡导一种跨学科、跨文体、跨文明的整体性视野。这一方法要求我们需将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等文化场域中考察”。此种跨界互动式的研究方式和学术思维，能够在更高更广的意义上，强化文学理论话语的阐释力和传播力。
四是重建以“大循环”为特征的文学生态。“大文学观”旨在破除文学生产、传播、评价、反馈链条的“小循环”“内循环”“微循环”，构建社会、作者、出版者、阅读者、评论者、改编者等多方积极参与、良性互动的行业“大循环”系统。在这一点上，“大文学观”的提出，无疑是对当下文学现场存在问题的有的放矢、精准下刀。有学者指出，当下文学领域逐渐出现体制化、圈层化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种内部自足的象牙塔式实践。理论评论界对此显然已有警醒的意识。这是文学界热情关注新大众文艺等具有新鲜活力的文学现象的重要原因，也是“大文学观”理念引发热议和期待的重要现实基础：“比如对素人写作的宣传与推广，又比如对新大众文艺的关注。这些都包含着对纯文学所形成的圈子化、小众化、同质化现象的不满，也是想通过新大众文艺的理论主张和对素人写作的提倡，来纠正纯文学领域出现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妨从“生态建设”的层面来理解并期待“大文学观”的未来实践：“大文学观应该是一种主张多样文学生态的文学观，主张建构良好文学生态的文学观。也就是说，在这个良好的文学生态里，不同的文学品种都能够找到它适合的土壤和环境……让每一种文学形态都能够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展。”当我们谈论一种更新、更大、更有活力的文学观念或文学构想，我们在谈论的远远不止是树梢上的果实，更是在谈论脚下不可见的水源，以及它所滋养着的丰富生态与整片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