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茹志鹃是一位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她那一系列散发出“清新俊逸”之风的短篇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赢得了专业读者和人民大众的普遍青睐。茅盾、冰心、侯金镜、王西彦、魏金枝等文坛前辈或评论大家都对她的小说创作予以高度评价。进入新时期以后，茹志鹃又以“从微笑到沉思”（黄秋耘语）的姿态继续投身小说创作，在拓展和深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路径的同时，依旧保留了原有的独特艺术个性，继续用诗意的笔触书写大时代里的日常生活，继续在小说叙事中保有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执着探寻。努力让自己的小说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成了茹志鹃一辈子的小说美学追求，而且她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美学境界。
但曾几何时，茹志鹃这个名字也在慢慢被人遗忘。年轻一代的读者和研究者往往只知道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只是在阅读《母女同游美利坚》时才会了解王安忆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当作家的母亲！茹志鹃对王安忆的文学影响当然是深入的，既润物无声又掷地有声。她们母女的小说作品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史上不可或缺的、具有连续性的精神风景。如果我们仅仅将茹志鹃研究当作王安忆研究的一个文学史背景，这无疑是对文坛前辈的轻慢。实际上，茹志鹃在文学史上本身就是独特的艺术存在。如果不是过于健忘，我们会发现茹志鹃独特的小说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在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王安忆，还影响了一大批不同代际的追求小说诗意的中国当代作家。
茹志鹃是1925年生人，今年是她的百岁诞辰。对于这样一位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优秀作家，我们理当铭记她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尤其是在当下的新时代文学语境中，为了铸造新时代文学高峰，我们非常有必要从茹志鹃的小说创作经验中汲取有益的艺术滋养，努力创造出既满足新时代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又能在文学性、审美性或艺术性上经受住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事实上，不仅茹志鹃的小说对于读者而言是意味深长的隽永之作，而且她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追求也对新时代文学创作具有多重意味。这集中表现在她的小说创作十分善于讲述大时代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故事，借此展示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是她的小说最为靓丽的艺术名片，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新的小说叙事美学
茹志鹃的成名作《百合花》，就是一篇讴歌革命战争年代里中国普通民众的艺术佳作。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小通讯员、新媳妇和“我”，在革命战争环境中结成了深厚的人民命运共同体。战争是严峻而残酷的，但作者并没有将主要笔墨放在战争场面的宏大叙事描绘中，而是撷取战争打响之前的日常生活间隙进行细节描写，将小通讯员的稚嫩和淳朴、新媳妇的热情与泼辣，借助“我”的细心观察和美妙体验而铺展在读者眼前，让读者体会到大历史和大时代中人民大众的人性魅力。尤其是小通讯员牺牲以后，新媳妇耐心缝补他的衣物，并将新婚被子盖在他身上的一幕幕场景描写，“此时无声胜有声”，将整篇小说提升到一个阔大的艺术境界。所以《百合花》的成名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美学形态，即在当代文学语境中讲述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种新的小说叙事美学当然可以追溯到孙犁在解放区文学中开创的艺术源头。但毫无疑问，正是茹志鹃将这种新的小说叙事美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扬光大，而且将其从革命战争题材转入和平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与此同时凭借她独特的女性身份，将大时代与大历史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讲述得千回百转、淋漓尽致。
作为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作家，茹志鹃对战争年代革命阵营中人民大众生活的书写格外动人。除了成名作《百合花》之外，《关大妈》的母子之情以及由此升华的阶级感情，《高高的白杨树》的革命女战士之间的战友情，《三走严庄》的军民鱼水深情，《同志之间》的革命同志之情，都借助战争年代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细节展现出来，由此刻画出关大妈、张爱珍、收黎子、老朱和小周等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情感丰沛的人民大众形象。作为一个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青年作家，当年的茹志鹃必须迅速与时代同行、与和平年代的社会现实生活同频共振，将笔触主要集中在对火热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描绘上，集中在对社会现实生活中涌现的新事物和新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此时的茹志鹃一方面要直面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城市工商业改造，也就是说必须直面自身所处的大历史和大时代；另一方面，她又必须从大历史和大时代中努力挖掘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与新意，就像她在《百合花》中所做的那样，努力开创一种讲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普通人或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叙事新形态。
于是我们看到，茹志鹃在《妯娌》中讲述了新社会中不同于旧社会的新型妯娌关系，在红英和大兰子之间的新型合作式妯娌关系，已经与赵二妈和赵大妈之间那种钩心斗角的旧式家族伦理关系划清了界限。不仅如此，年轻一代的新型妯娌关系还推动着老一代旧式妯娌关系的微妙变革，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民大众心灵深处的美好愿景在闪闪发光。在《如愿》中，茹志鹃又讲述了新社会中需要重建的新型母子关系。儿子阿永不能理解自己的母亲，他以为母亲就应该安享晚年，但何大妈心中始终有一个在旧社会未曾实现的工作梦，她想参加正规的社会工作，通过自己上班挣得的薪水给这个家庭作出奉献。何大妈最终得偿所愿，因为新中国为劳动女性提供了新的机遇，于是一种新型的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母子关系由此得以重建。在《春暖时节》中，茹志鹃又将笔触对准了新社会中需要重建的新型夫妻关系。明发与静兰是一对年轻夫妻，丈夫明发在城市企业工作中风生水起，而妻子静兰一度陷入以家庭为主的小日子中不能自拔，她感觉自己受到了丈夫的忽视和冷淡，她对家庭生活的所有付出似乎都得不到丈夫的理解与尊重，猛然间她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她也开始将自己单位的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合理地处理家庭与单位的关系，将爱情与事业的关系重新摆正，由此找回了仿佛失落的爱情和亲情。还有《里程》和《阿舒》中讲述的母女关系，《静静的产院》中讲述的同事关系，都是置放在大历史和大时代背景中予以艺术观照，让新社会中重建的新型母女关系和同事关系得以在日常生活书写中凸显，让普通民众的人性与人情之美得以释放。
宏大事件与日常生活的艺术融合
茹志鹃所代表的小说美学对于当下的新时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毋庸讳言，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茹志鹃并没有完全实现她的社会主义小说美学理想。尽管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茹志鹃也写出过像《剪辑错了的故事》这样受到好评的小说力作，然而整体而言，她的小说艺术成就主要还是在十七年时期取得的，这不能不令人产生“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憾。但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看到了重新赓续和转化茹志鹃的社会主义小说美学传统的可能性。首先，我们要善于借鉴和发扬茹志鹃小说创作中将宏大社会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相结合的经验。无论是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还是讲述和平年代的故事，茹志鹃总是擅于站在大历史和大时代背景下选择饶有诗意的日常生活题材进行艺术加工和剪裁，既不像现代派或后现代叙事那样回避重大历史事件、架空或虚化历史和社会公共生活，也不像某些概念化或公式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那样将日常生活叙事放逐于主流叙事之外，而是立足于大历史和大时代里的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融入到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这种叙事经验需要在新时代予以提倡和转化。在新时代以来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人民城市建设进程中，我们的作家需要直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出现的种种新事物、新现象和新形象，而且要透过大历史和大时代的帷幕去挖掘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片段和美好瞬间，要努力塑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新人形象，要写出大历史和大时代的变动在人民大众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所产生的波动与褶皱，最终还要提炼出人民大众身上的真善美，并予以深刻而生动的艺术表达。从乔叶的《宝水》、付秀莹的《陌上》等为代表的新乡村小说创作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茹志鹃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小说美学传统正在得到接续与转化。
其次，我们要学习和效仿茹志鹃在小说创作中所体现的中华审美精神和中国叙事经验。茹志鹃是一位高度重视小说文体意识的优秀作家。在她的笔下，大历史和大时代的书写必须通过精巧的艺术构思、别致的生活细节和生活场景、美好的普通人的心灵来实现。但她并不回避历史和现实中的假恶丑，而是通过艺术的剪裁和合理加工，让生活中的真善美熠熠生辉。这就比较契合中国传统儒家美学的基本叙事伦理，在人性善的理论基础上讲述含情脉脉的中国故事，而且往往借助于托物言志和借景抒情的中国传统美学经验，让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在含蓄的叙事中营造美好的意境，从而给读者留下清新隽永的阅读印象。《百合花》中新媳妇献出的那印满百合花图案的被子，小通讯员背上枪筒里插着的树枝和野菊花，这些充满象征性的物叙事构成了这部小说营造诗意氛围的点睛之笔。还有《高高的白杨树》中的白杨，《春暖时节》中的大虾，《如愿》中的玩具和水果，《静静的产院》中的电灯，《里程》中的石头，《三走严庄》中的白面，这些都是小说修辞中不可或缺的抒情物，寄托着作家对生活和人性人情的美好思索。新时代作家理应从这种叙事经验中汲取艺术养分，不断强化作品的中华美学精神，如此才能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确立中国美学风范。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