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是中国话剧与电影的开拓者之一，他自谦为“军乐队中敲打小铜鼓的人”。作为中国留美专习戏剧的第一人，洪深曾是哈佛大学贝克教授“英文四十七”课程招收的唯一中国学生。1922年春回国后，他系统地将西方现代戏剧的舞台规范引入国内。曹禺称赞他“能编、能导、能演，是剧坛的全能”。洪深在影剧界不仅贡献卓越，被尊称为“老夫子”，又因性情豪爽、侠肝义胆，也被视为“黑旋风”式的社会活动家。他的艺术生命，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与挚友、同仁、学生的交往、合作与思想碰撞中得以展开和深化。理解洪深的“艺苑交游”，正是解读其艺术思想、人生轨迹乃至窥探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脉络的一把关键钥匙。

并肩前行的话剧奠基人

洪深、欧阳予倩与田汉并称为中国话剧奠基人，三人因上海戏剧协社的演剧活动结缘。尽管在艺术见解上不尽相同，但他们始终团结合作，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

洪深与欧阳予倩的深厚情谊始于1923年。欧阳予倩引荐洪深加入上海戏剧协社，两人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伙伴。洪深对当时“男扮女装”的舞台积习十分不满，他首次为戏剧协社排戏时，有意将欧阳予倩的《泼妇》和胡适的《终身大事》同台呈现，通过对比让观众自行评判“男女合演”的效果。对于这一破天荒的尝试，欧阳予倩不以为忤，反而给予信任和支持。此后，洪深先后导演了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和改译剧《傀儡家庭》，二人的艺术合作愈加默契。1929年初，洪深与田汉一同南下广州，协助欧阳予倩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洪深担任研究所附设戏剧学校校长的时间虽短，却积极撰文探讨戏剧理论问题，并参与南国社的演出。令人难忘的是，洪深与欧阳予倩还曾在广州同台表演京剧与昆曲：在《人面桃花》中，欧阳予倩演小姐，洪深演书生；在《刺虎》中，欧阳予倩演费贞娥，洪深演“一只虎”。洪深在回顾中国现代戏剧最初十年发展历程时，曾提到有两个人始终是“实践的戏剧者”，一个是自己，另一个是欧阳予倩。他由衷称赞欧阳予倩为“舞台生活最努力、最持久的一个人”。这句话不仅是对友人才华与毅力的敬佩，更是对他们彼此舞台岁月最动人的纪念。

1924年，洪深与田汉因《少奶奶的扇子》结识。田汉的一封来信中提到“莫与旧势力握手”，让洪深顿感遇到知己，从此视田汉为诤友。二人性格中共同的豪迈与热情、蓬勃的正义感以及对戏剧事业的坚定热忱，促成了他们一见如故的友谊。洪深常感叹与田汉相见恨晚。在艺术道路上，洪深与田汉是最亲密的搭档。1928年，田汉在洪深、欧阳予倩的支持下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洪深为戏剧系义务授课。虽然学院仅维持了一个学期，洪深却深受田汉执着于戏剧运动的精神感召，随后正式加入南国社，成为其骨干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洪深建议用“话剧”二字为现代戏剧正名，得到田汉、欧阳予倩的一致赞同，中国现代戏剧自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名称。

在时代浪潮中，洪深与田汉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1930年，洪深观影时因美国影片《不怕死》的辱华内容愤慨不已，当即退场找到田汉商量对策，田汉迅速联系南国社社员张曙、金焰等人前去支援。洪深在影院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后，观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退票以示抗议，最终赢得舆论胜利。同年，洪深与田汉推动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团结各大戏剧团体，共同承担起时代与社会的责任。这一年，洪深在田汉影响下加入“左联”，其创作思想进入了更广阔的天地，真正“跨过十字路口，投身生活激流”。洪深谈到自己创作上的转变时说：“我已阅读社会科学的书；而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友人们不断予以教导，我个人的思想，对政治的认识，开始有若干改变。”1935年，田汉被捕，洪深不仅关心他在狱中的状况，还时常接济其在上海的母亲。田汉出狱后，洪深在自己编辑的《避暑录话》周刊上刊发其狱中所作诗词，并亲自作注。当田汉以“中国舞台协会”的名义在南京重新开展戏剧运动时，洪深毫不犹豫放下手头工作，亲赴南京为他导演剧作。1938年3月，田汉多次致电洪深，邀他南下共赴国难。彼时洪深正带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四处巡演，原本立志不从政的他，在田汉的感召下，担任了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戏剧科科长一职，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与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共同组织演出活动，为大后方的抗敌宣传、演剧运动与人才培养倾注了多年心血。

田汉曾称赞洪深为“戏剧战线之中坚”，洪深称田汉是“一个打不怕、骂不怕、穷不怕、写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二人用一生诠释了肝胆相照的友谊。

风雨同舟的进步文艺同路人

1930年初，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筹备“左翼作家联盟”期间，洪深积极参与，并将自己租用的东方饭店房间提供给党组织作为秘密活动场所，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同年1月，他在观看上海艺术剧社演出的《炭坑夫》后，结识了夏衍、冯乃超等人，并真挚地表示：“现在我们大家都是Colleague（同行）了，都是朋友了。”4月，艺术剧社因演出夏衍改编的话剧《西线无战事》遭到查封，洪深通过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积极发声，坚决维护戏剧界的团结，表明为正义抗争的立场。洪深与夏衍的合作很快扩展到电影领域。1932年，洪深凭借在明星电影公司的影响力，力荐夏衍等三位左翼作家进入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并介绍他们为《晨报·每日电影》特约撰稿，从而为左翼电影开辟了重要阵地。同年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代表秘密抵达上海，夏衍因洪深胆大心细、精通英语又重义气，将护送任务托付给他，洪深也不负所托，出色完成任务。1933年，洪深欣然为夏衍、郑伯奇合译的苏联电影理论著作作序，从专业角度提出该书对电影剧本创作的重要启示。1937年，由夏衍编剧的电影《压岁钱》顺利上映，该片曾一度署上洪深之名作为掩护。1942年，洪深五十寿辰时，夏衍撰文赞誉他“永远与时代呼吸，与人民同忧喜”，“替中国新戏剧运动踏平了一条道路”，同时也坦诚指出他“为人清浊不分”的弱点。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让洪深倍感珍贵。

1932年，在洪深的引荐与扶持下，阳翰笙正式踏入电影界。洪深不仅将他创作的文学剧本《铁板红泪录》改编为分镜头剧本并亲自执导，还在影片发行时提议取名“翰笙”，这一名字后来成为阳翰笙艺术生涯中沿用的艺名。1937年，洪深在汉口导演了根据阳翰笙同名电影改编的四幕剧《塞上风云》，该剧讲述蒙汉民族团结抗日的故事。1938年，洪深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仍坚持执导阳翰笙编剧的《忠王李秀成》。他对人物性格的深刻剖析与对场景处理的独到见解，有效化解了剧本原有的沉闷感，使舞台呈现既庄重又动人。这部连作者都认为难以演出的“难剧”，最终在导演的“二次创造”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1942年，阳翰笙的剧本《草莽英雄》遭当局禁演，洪深未能如愿执导。直至1945年冬，他才在昆明为新中国剧社排演此剧。凭借对史料的细致研究以及对演员的启发式指导，他仅用8天便完成排演。1955年，洪深病重之际，曾特意邀约阳翰笙至家中，将身后之事郑重相托。阳翰笙不仅是洪深艺术道路上的同行者，更是人生中可以托付生命的挚友。

在左翼戏剧运动的洪流中，洪深与于伶、张庚、宋之的、石凌鹤、冯乃超等人始终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为戏剧事业奋斗。在上海期间，洪深位于东方饭店的那间狭小居室，常成为众人讨论创作、商议对策的场所。抗战爆发后，他又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与众人并肩工作，以戏剧为武器投身救亡运动。

倾囊相授的舞台引路人

在中国现代戏剧拓荒的年代，洪深不仅以其艺术实践照亮舞台，更以春风化雨般的师者之心，成为许多年轻戏剧工作者进入艺术世界的引路人。

洪深和曹禺的交往，始于对其才华的赏识。1935年，洪深慧眼识才，向复旦剧社力荐当时尚未名声大噪的《雷雨》，演出最终大获成功，创下了话剧公演场次的新纪录。抗战期间，洪深陆续导演了曹禺的《日出》《北京人》，并将其当时颇有争议的剧本《蜕变》列为抗战时期十大必读剧本之一，以此表达对这位青年剧作者的支持与肯定。曹禺虽未正式受业于洪深，却始终以“私淑弟子”自居。他多次感念，正是洪深早年的改译剧《少奶奶的扇子》让他领悟了“戏该怎样写”。在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时，曹禺常向洪深请教，洪深亦倾囊相授。洪深在课堂上一丝不苟的师者风范与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曹禺。

1923年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顾仲彝因邀请洪深赴南京讲学，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短短三日讲学中，洪深从中国话剧运动谈到西方戏剧演出，并分享自己创作《赵阎王》的理念。其广博的学识与开阔的视野深深打动了年轻的顾仲彝，使他立志投身戏剧事业。此后，顾仲彝的戏剧道路始终伴随着洪深的指引。毕业后他来到上海，经洪深引荐加入上海戏剧协社，并延续洪深的改译思路，翻译了《相鼠有皮》等作品。在动荡岁月里，两人的师生之谊愈显珍贵。抗战爆发后，洪深毅然投入救亡演剧工作，临行前竟将自己的遗嘱托付顾仲彝保管，信任之深可见一斑。顾仲彝亦不负所望，不仅在创作上持续耕耘，更坚守在上海沦陷区开展救亡戏剧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应洪深之邀，执笔完成《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为戏剧史留下了珍贵史料。在顾仲彝心中，洪深不仅是杰出的戏剧家，是“铁一般的好汉”，更是“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益师和诤友”。

洪深在复旦剧社的执教岁月，是他戏剧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他不仅将复旦剧社视为组织学校剧团、开展“爱美剧”运动的平台，更将其看作培养中国戏剧人才的摇篮。复旦剧社的英文名“A1 Workshop”，便是仿照洪深的老师贝克教授的“英文四十七”课程而命名的。在复旦剧社时期，洪深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马彦祥、沉樱、朱端钧、凤子等一代戏剧人的成长之路，其中尤以他与马彦祥的师生情谊最为深厚。马彦祥作为复旦剧社的创办人之一，深得洪深器重。在导演法国诗剧《西哈诺》时，洪深特意将主角交给马彦祥饰演，希望他通过这部作品既锤炼表演技巧，又能体悟浪漫主义戏剧的表演方法。洪深善于用平实的语言向学生传达深刻的艺术理念。排演《女店主》期间，他察觉到马彦祥因角色次要而有所松懈，并未直接批评，而是循循善诱，引导他深入角色内心，不要“做戏”，而要“演人”。面对初学表演的学生，洪深还将自己的表演经验凝练成“宝塔诗”予以传授。对他而言，戏剧教育从来不只是技巧的习得，更是艺术精神的传递。正是在他的导演实践与艺术启发下，金山、王莹、蓝马、赵丹、白杨等一批优秀演员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剧坛的中坚力量。

洪深的“艺苑交游”既是他个人艺术生涯的生动写照，也是其戏剧生命在广泛交往中汲取养分、拓宽视野的成长历程。这张由挚友、同仁、学生共同织就的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中国话剧从萌芽到成熟的历史轨迹。在洪深逝世七十周年之际，回望他以理想与热血构筑的戏剧人生，其中所承载的精神与实践，依然值得后人不断追忆、书写与传承。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