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开始一直叫《分房》。

我想写这部小说的想法已经很久了，甚至在《装台》与《主角》之前。我对写熟悉的生活，一直抱有坚定的信念，只有那个靠得住些。咀嚼过的生活，方便省察，也容易理出头绪来。尤其是亲身经历过的，有时还会在梦中重演，惊出人一身冷汗。即使梦醒，也还是久久不能释然，还在想着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能否重新来过。可一切已是涛走云散，物是人非。我只能在小说中寻找一种重构，让真人真事隐去，全然依小说的逻辑，去编织故事。

然而，生活终是作家的营养钵。我所参与过的无数次分房，以及别人讲的哪怕是北上广、长三角、珠三角的分房故事，也有大致相同的根茎，都是一种资源性分配。共有资源转化为个人福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分房只是其中之一种，且是发生在一部分从事社会管理、公共事业与企业价值创造劳动者群体中的一种分配方式。还有更广泛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等需要分配。合理分配始终是重要的社会演进衡器。分房的小说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只是力图以这个生活微孔，去窥探一些事物与生命的颤抖与律动。让更需要、更应该拥有的人拥有，始终是社会摸索前进的主航道与路标。

这部小说由《分房》改成《人间广厦》，不仅是为了跳脱就事论事的直白言说。写着写着，就不是一个单位分房的事了。尽管写作的起意，也不是为了一个不曾有过的单位的简单分房事体。那就是一个大汇串，仍是浙江的嘴、北京的脸、山西的衣服“拼凑起来的”。鲁迅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这个说法十分合乎由生活到艺术的构成逻辑。《人间广厦》本身也是对一个微观单位分房事情的延展，让它尽量辐射到城市、乡村的不同角落，甚至进入历史的“掩埋”深层，去看有关生命安居与精神栖息的不同维度、面向，从而也为沉闷的人生现实的物欲、物役、物累、物困，打开一点减压的阀门。

人类从穴居，到竹林茅舍、绳枢瓮牖、瓦屋椽梁，再到高楼大厦、豪宅别院，是经历了万年以上演进过程的。由遮风挡雨，到宽敞舒适，再到追求审美意趣，是一部可以详查的物质与精神演进史。未来，星际殖民、太空都市，以及真正可以海空两栖的诺亚方舟矩阵，似乎也不再是过于遥远的神话。但科学再发展、技术再进步，人类如何诗意地栖居，仍是一个问题。我想，即使未来移居到火星上，房大了窗小了，向阳了背阴了，景色明丽了还是晦暗了，依然还会引发争夺之心。因此，《人间广厦》说到底就不是一个纯然分房的事。它会像刨土豆一样，刨出一兜篓一兜篓的冰山吃水线以下的人性善恶与不期命运来。

小说中的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单位，因“文化艺术研究”六个字，而将不同的单位“捆绑”在了一起。这的确是很大的一个院子，属废弃的钢铁厂，研究院也仅仅只占了一角。我曾见过很多类似的厂房，都做了艺术用途，要么是画家村，要么是影视拍摄基地。而将这样一个院子给了一个文化单位，足有十几亩地，从地皮上讲，确实有些阔绰而奢华。最关键的是，他们能在院里建一栋“成本价”住宅楼，这也是文化人乐于从城市中心“腾笼换鸟”出来的原因。可自打新楼建起，院子里人的生活就没安宁过。这部小说就从分房的“最后总攻时刻”开始，炮火连天地写到曲终人散。

与此同时，院落的其他建设也在进行中。在这部小说里，我完成了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把我生活的地方，无论是村庄还是单位，抑或别墅、别院，搞成一个有自己爱好与独特审美力的模样。可我与儿时的村庄已离得很远，也始终没有别院可供自主打理。为《人间广厦》的书写，我一次次把眼睛盯在从都市到乡村的各种房屋建筑上，连农村新起的一排排水泥墩子式“洋楼”，显晃在稻田与麦田的边缘，我觉得也似乎有某种不大协调的难堪。墙上再贴满“福”“禄”“财”“寿”的大红大绿瓷片，似乎离数千年前贺兰山民与阴山山民的想象力，也是差了些成色。村落、小镇、都市的脸面，房子永远是主导，人间广厦的审美性，也就由分房缘起，不断裙袂飘动在小说的缝隙里了。

小说中特别写到几位民间文艺家的生存现状，他们或多或少是有原型的。他们始终在打捞、张扬底层民间文化，有些是即将消失的残存，有些是当下的“特产”。在小说主人公满庭芳看来，今天的文化着力，恰恰是缺失了民间的维度。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单位管理者，在“分房”这场大戏中，也对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学术现状、水准、着力点，有了深切“分房”弊端般的审视与省察。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也在人性冷漠、苛刻与温暖、包容中一再水盆显影。规矩、原则都很重要，但人性的温度永远应该与它们相向而行。一切好的运作一旦失去人性加持，怕都是难以为继的。

人间的一切大争，在时间的磨道里，终将灰飞烟灭，过不去的是现实，是当下。而现实与当下又是生命最灿烂的华章，人间的痛苦便在这里一次次咬出痛不欲生的深刻牙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