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那个雨天，我站在港珠澳大桥的施工现场。雨水模糊了镜头，却让百米外那个跃起的瞬间无比清晰——一只中华白海豚，在钢铁长龙的背景下，完成了一次轻盈而有力的腾跃。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某种呼唤。我对身边的团队说：“将来，我们要为它单独拍一部电影。”
如今，纪录电影《中华白海豚》上映了。常有人问我，这是《港珠澳大桥》的续篇吗？我说，它源于那座桥，但最终驶向了比桥更辽阔的地方——那是一片关于生命本身、关于我们如何与自然共处的深蓝之境。
从“看见”到“对话”。回望四十年纪录片创作的历程，我的镜头曾穿越广阔的社会图景与人文画卷。而真正将创作航向深深锚定于自然生命领域的转折，始于2014年——彼时我正在拍摄《港珠澳大桥》，雨幕中那道跃起的白色弧线，如一记叩问，也似一声召唤。从那时起，我明确了自己要系统性地进入生态纪录片这一深邃领域。
此后近十年间，我沉浸在与山川、生灵的持续对话中，也逐渐在这种对话里，找到了最触动心灵、也最为笃定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纪录片《梵净山》与《中国秦岭：一只金丝猴的记忆》，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生态纪录片的门，那么《中华白海豚》便是我穿过这扇门后，向更深处海洋的一次命运奔赴。
《梵净山》与《中国秦岭：一只金丝猴的记忆》两次创作，让我愈发确信，最好的故事不在预设的台本里，而在自然沉静有力的生命律动之中，在于与科学家、守护者、山川湖海每一次真诚的对话。它们锤炼了我对“不打扰”的敬畏，也塑造了我用影像构建“对话”而非“观察”的创作哲学。
正因如此，当2014年那个雨天，港珠澳大桥旁跃起那只中华白海豚时，那个瞬间于我，已不仅是一次视觉的震撼。它仿佛是所有过往积累的一次召唤——我意识到，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经济热土之下，还栖息着一个穿越6000万年时光的古老物种。这一次，我想完成的，不再仅仅是记录它的样貌，而是以它为镜，开启一场更为复杂、也更为迫切的对话：在现代发展的浪潮中，我们如何与这些古老的生命共享未来？
这，便是《中华白海豚》诞生的真正原点。它是我个人创作脉络的自然延伸，更是我们将生态纪录片的视野，从山林真正推向蔚蓝深海的一次郑重启航。
“不打扰”的创作伦理。决心易下，道路漫长。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对这位“主角”知之甚少。如何在茫茫南海找到它们？如何理解它们的生活？
我们选择成为“学生”。扎进保护区，与科学家同船科考，和渔民兄弟同吃同住。我们记下了无数细节：它们偏爱咸淡水交汇处，夏日更活跃，早晚有固定的“活跃期”……这些琐碎的知识，构成了我们与白海豚对话的密码。
六年，我们出海百余次，航行超过3600海里，拍摄了上千小时的素材。最长的一次，我们在海上漂了半个月，最近时离岸仅20海里，却坚持不靠港。为什么？因为我们想沉浸在那片海的节奏里，想让它接纳我们，而不是我们突兀地闯入。我们立下铁律：发现白海豚，一公里外就必须减速、熄火。引擎的噪音对依靠声呐交流的它们是巨大干扰。“不打扰”，是我们最高的创作伦理。
这带来了技术的极限挑战。为在远距离、不干扰的前提下拍摄到“精灵”的神韵，我们首次把总台自主研发、用于奥运转播的重型陀螺稳像平台搬上了颠簸的渔船。当它在风浪中锁定目标，以86倍变焦、4K每秒400帧的精度，捕捉到白海豚跃出水面时的飞溅水珠、皮肤下因运动充血泛起的淡淡粉红时，我知道，我们做到了——用最“硬核”的技术，实现了最“柔软”的敬畏。
生命本身的力量。真正撼动我们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它们为我们书写了最动人的剧本。
我记得与“钦钦”初见时，它脖子上被绳索勒得皮开肉绽，我们都以为它活不成了。可它顽强地活了下来，后来我们一次次看到它，看着它成为母亲，哺育了三个孩子。我们叫它“钦钦”，取钦州之名，也寄托着对这份生命力的深深敬意。还有那只痛失幼崽的母亲，她驮着早已没有生命迹象的孩子，在茫茫大海上游了五天五夜，不肯放弃……这些镜头让团队在剪辑室里数次哽咽。这些不是设计好的情节，这是生命最原始、最磅礴的韧性与爱。它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记录的，是一个个与人类情感相通的鲜活个体。
影片的“人文脊梁”，是那些可敬的守护者。美国的杰弗逊博士，因研究白海豚在香港邂逅爱情；山东大学的祝茜教授，自嘲“只有疯子才研究这个”，却把几十年光阴交给了这片海；“熊猫之父”潘文石先生的女儿女婿，接过父亲的信念，从北方山林来到南方海湾，继续这场生命的守望。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科学家……他们的故事，让这部纪录片超越了物种观察，成为一个关于信念、热爱与传承的人类叙事。
在“天人合一”处寻找国际共通语言。中国自然类纪录片走向世界，常遇到一个瓶颈：如何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情？《中华白海豚》的创作，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密钥：回归人类共通的情感。
我们刻意避开了简单的“发展与保护的对立”叙事。那不是我们眼中真实、复杂的中国实践。我们看到港珠澳大桥整个工程为减少对白海豚的影响，耗资约3.4亿元，减少了94个桥墩；我们看到严苛的环保评估如何倒逼出更绿色的工程方案。这背后，是一种“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古老东方哲学在当代的鲜活实践——不是在发展中让道，而是在发展中协调、寻求共生。
我们把这种实践，放在“全球仅存约6000头，4500多头栖息在中国，2000多头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真实压力下呈现。不回避困境，才能彰显努力的价值；不夸大冲突，才能凸显智慧的珍贵。当海外观众看到，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基建能力的国家，会为了一个海洋物种如此审慎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种对和谐共生的追求，是全人类超越地域与文化界限、共同珍视的价值。
让思考比眼泪走得更远。影片做完了，但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在影院之外。我们带着电影走进高校、中学、社区。当清华附中的孩子告诉我，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随手一扔的塑料可能与远方的海豚有关；当无数观众为“珠珠”的命运落泪，进而追问“我能做什么”时，我知道，电影真正的作用开始发酵了。
有人问，花六年拍一部纪录电影，值得吗？我的回答是：太值得了。这六年，是我们向一片海、一个物种学习的六年。它让我们谦卑地认识到，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它的一部分。纪录电影的使命，不仅是记录时代，更是塑造观念——唤醒那份对生命的敬畏，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一个理念，变成每个人心底的认同与行动的选择。
最后，我想回到那个雨天的瞬间。那只白海豚为何跃起？或许它只是在捕食、在嬉戏。但在我们看来，它那一道银色的弧线，像是一个跨越千万年时光的深沉问询，也是一次充满信任的亮相。我们用六年的光阴，尝试回应那份问询，也回应那份信任。
这部电影，便是我们交出的答卷。它凝聚了一路走来的全部信念——对我而言，这已不仅仅是一部作品。它是我职业生涯与人生旅程中，一份持续的追问、一次郑重的回答：关于人类，该如何与这颗星球上所有生命，共存于我们唯一且珍贵的家园。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批特聘研究员、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会长、纪录电影《中华白海豚》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