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有缘分，人与地方之间也有缘分，比如我和广西就很有缘。2002年，根据我的长篇小说《夜如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围屋里的女人》在广西黄姚古镇拍外景，我受邀前去探班，感觉贺州的风土人情与我老家赣南非常相似，因此对广西多了几分亲切之情。回程时，我专程去了桂林，被那片如画的美景所陶醉，并生出恨不长作桂林人的念头，但也仅是一闪念而已。没有想到十多年后，我会与广西的出版界有这么紧密的合作，先是在接力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虎犊》和《凤凰飞》，后来又创作了反映文化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破阵子》，让我有机会开拓了新的创作领域，同时也面对新的挑战。

《破阵子》的创作对我而言有不小的难度，因为要写的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虽然我在大学时便对桂林文化抗战的这段历史感兴趣，之后几次去桂林，都曾专程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参观。为了写这本书，更是多次去桂林深入生活，翻阅过近百本参考书，史料非常丰富，但也因此陷入了“选择困难症”，后来经过跟出版社和责编的多次沟通，这才厘清了思路，确定了写作方向。

但这次的创作毕竟不像以前写赣南题材的小说那样，风俗民情、细节等可以信手拈来，我在享受陌生题材带来的新奇感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由此带来的困扰——大纲的构思还算顺畅，可下笔细写时却经常卡壳，归根到底，我对人物生活的桂林不熟悉，我的经验都是间接的。为此，出版社请当地的党史专家和民俗专家给我释疑解惑，在初稿完成后，不但组织改稿会，请专家提出修改意见，还安排我去桂林再次进行补充采访。这次我是带着问题去的，结果精准而有效，对之后的改稿大有裨益。即便如此，有些细节要写准确，还得临时请教编辑和当地的党史专家。那段时间，我和出版社编辑及当地的党史专家经常保持着热线联系，作品的打磨也浸润着出版人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破阵子》一书出版后，有记者问我，作为一个江西人，为什么要写反映桂林文化抗战的长篇小说？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作家写熟悉的题材容易出彩，深挖一口井更容易形成作家风格的鲜明标识，但我也觉得作家不能完全被地域和题材所局限，有时陌生的领域、陌生的题材反而能给我带来更加强烈的创作冲动，会迫使我主动学习，以此来战胜陌生导致的无知，同时更加用心地深入生活。这种过程，就像用一柄坚硬的镐头，在冻土上掘一口井，费心费力费神，可一旦进入了人物的内心，又会有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好像我跋涉了千里万里，终于走到了亲人身边一样。《破阵子》的创作就给我带来了这种幸福感。作品的创作初衷很简单，我想借助这本以桂林为人物生长土壤，以文化抗战为故事背景的小说，给读者们打开一扇通往桂林文化抗战史的窗口，让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了解到，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在广西桂林，有那样一群文化人，他们毁家纾难，以笔为戈，以文为矛，以戏当鼓，以歌为号，尽己所能地唤醒国人的抗战意识，从而使大家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也是希望给读者提个醒：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度，但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在世界形势波诡云谲的情况下，如果忘记过去，就可能放松警惕。只有警钟长鸣，才能让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中站稳脚跟，守住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安宁。

当然，囿于才华和能力，我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身为作家，应该担起这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