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艺术语境中,学者兼事绘画的并不鲜见,但能将学术修养、文人趣味与图像表达相融合,形成从容自洽、令观者会心一笑的笔墨话语者,却并不多。胡传吉的水墨漫画正是这样一个值得细看的个案。近期,于广州市黄埔区图书馆展出的“有点天真:传吉漫画展”,集中呈现其百余幅作品。这些画作笔意疏朗,随意出入古今典故与世相百态,表面虽带戏谑,内里却蕴藏着读书人沉静的质地。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者,胡传吉常笑称绘画是学术之外的一桩乐事。她的漫画更像一种日常的笔墨叙事:不求立论,也不刻意阐释,只在寻常的笔墨嬉戏间,悄然回应其所关切的议题。那或许是在现代社会种种压力下,普通人如何守护细微的感受力;抑或是在高度理性化的知识生产之外,如何保有一方不讲功利、只论趣味的精神空间。实际上,胡传吉的“文人气”就是通过浅易的漫画笔触自然流露出来的。尽管未受过科班训练,凭借多年浸润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积淀,她自觉地将笔墨实验与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传统形成巧妙对话。文人画历来重视“画外之意”与“人格之养”,至近代经陈师曾、李叔同、丰子恺诸家推动,更发展出融图像、随感与意趣于一体的“文人漫画”。陈师曾论画首重“人品、学问、才情、思想”,丰子恺视漫画为“感想之图”,不重叙事,也非专事讽刺,而是感情自然流露的心灵偶寄。正是在这一脉络上,胡传吉的水墨漫画有意无意地延续其精神余韵,并以自身方式内化并重述了传统文人对生活趣味的追寻——那是一种不涉风雨、无关悲秋的闲适偶得,是读书之余的凝神畅想,也是在研究之外保留的一份戏谑与嬉闹。
相较于经典水墨漫画,胡传吉的作品以简约的方式收敛了刻意的“表现”姿态,凭借克制的线条、冲淡的构图与几近隐没的情绪,构建出她对复杂时代中笔墨趣味的独特持守。其画面中反复出现各类动物形象——猫、熊猫、鸟、牛、胖头鱼,乃至《山海经》中无头无尾的奇兽,皆一派憨态,肆意卖萌,仿佛牛卧草地、猫扑蝶才是正经事,再无比鱼游水中、熊猫啃竹更重要者。显然,这些动物并非缜密象征体系中的符号,而更像随意截取的生命片段:不载大道,亦无讥刺,只留予观者一点可亲可感的真意,任人自由领会。这或许正是其水墨漫画的真诚所在。这类作品不依赖复杂的视觉编码,而是借“减法”强化观看体验。胡传吉的漫画有意将图像悬置于一个延宕的层面——对象清晰可辨,却拒绝被迅速阐释。此种“意义的迟滞”,恰恰使观者放缓目光,在画前停留更久。以“山海经·异兽”系列的《帝江遇猫记》为例,《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的那只无眼耳口鼻、通晓歌舞的混沌神兽帝江,被绘作一只胖墩墩、背负两对翅膀、不见头脸却朴拙可爱的动物。它乍遇“短足奇兽”小猫,似因好奇而欲亲近,小猫却从容转身,以背相对。二者静默并置,背景全然留白,仅题一句“你有猫吗”,顿时令这场神性与日常的对话染上温柔的家常味。胡传吉的友人王岫庐教授曾为此画杜撰寓言,以帝江感慨“尔行于地,我行于天,形虽有短,道各自宽”。寓言虽为读画提供意义延展,有趣的是,胡传吉作画时却有意不在画面中寄托任何寓意、暗示或情感导向——即便观者认出“帝江”与“猫”,仍会对“你有猫吗”生出千差万别的联想。这种刻意隐去叙事与象征的策略,营造出显著的“意义的迟滞”:图像停留在可识别却不可速解的临界,令人在题句与留白间反复揣摩。答案或许不在画中,甚至画面从不提供答案。它所做的,只是留下观后的点滴回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理解胡传吉漫画中为何总有大量留白。留白并非单纯的形式趣味,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视觉策略。正如文人画讲究“空处有神”,她画中的空白也承担着解除因果、削弱叙事、释放感受的功能——将画面从具体故事情境中轻轻抽离,使人不急于下结论,而是先停驻、观看、慢慢体会。因此,看她的画不像解谜,而像路过:路过那些轻松、安静、没有压力的生活瞬间。漫画的魅力往往不在于画得精细,而在于留出让人代入的空间。从这一点看,她笔下那些略带笨拙甚至有些儿童涂鸦感的动物形象,正是以某种“未完成感”令画面少一点技法修饰,多一分亲切与真诚,同时也为观者保留了情感进入的通道。
由此回望此次展览标题“有点天真”,这四个字或许正是胡传吉对作品气质的准确把握。此处的“天真”,并非幼稚或无知,而是一个深知世事复杂之人,依然愿以不设防的眼光看待世界,不依赖激情呐喊,只依托笔墨间一点温情的坚守。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她的画不提供答案,只是安静地留出空间,让人能够慢下来,再看一眼有趣的世界。所谓“天真”,或许正是这样一种经过思虑后的选择: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现实保留另一种观看的可能。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美术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