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的民族文学研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构建中国民族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在民族文学理论评论、作家作品研究、史诗学研究等方面积极回应时代命题，呈现出各民族文学与时代深度共鸣、共情、共振的生动图景，为新时代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充分彰显了民族文学凝心聚力的独特价值。
多元一体视域下的民族文学批评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学研究成为年度学术热点。韩春燕、顾吾玥的《感官诗学下少数民族抗战叙事的情感图式》将少数民族抗击日寇的书写纳入总体性抗战文学图景，从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多个维度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史诗篇章。卫才华和冯晶的《“组织起来”的战时文艺：太行根据地盲人宣传队的改造和实践》、郭沁的《抗日战争时期滇缅公路文学重塑的多样性》、马梅萍和石彦伟的《国家至上：抗日救亡中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自觉——以回族抗战文学作品为中心的考察》、司国庆的《新世纪少数民族抗战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美学创造》等文章，从不同视角阐释了抗战语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抗战时期民族文学的多样化在场，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抗战记忆注入了多元声音。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民族文学批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李长中的《口头传统、交混性文本与民族文学批评的再反思》认为，民族文学批评不能再受限于作家的文学批评范式及其话语惯性，不能再将其纳入“口头/书写”这一等级论批评逻辑。文章立足于民族文学与口头传统互嵌所形成的交混性文本，倡导一种基于口头维度的批评方法。朱斌的《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反思》认为，民族文学研究应遵循由“内”而“外”的研究范式，秉持真善美有机统一的评价标准，探讨当代民族文学在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认知意蕴、伦理倾向和美感体验。面对网络文学的崛起，江涛的《从民族叙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创作的现状》观察到这样一种趋势，即在“网络性”不断发展的创作背景下，创作主体开始由民族叙事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转型。这种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很多学术著作和学术实践中都有体现。例如，刘大先、邱婧主编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第二批）系统梳理了我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与当代图景，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回应与实践担当。2025年10月，新时代民族文学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研讨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25年会）在西藏民族大学举行，150余名学者聚焦构建民族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围绕民族文学学科建设、民族文学理论、口头诗学、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究及数字技术赋能民族文学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文学力量。
史料整理与期刊研究成为追溯民族文学共同体基因的学术路径。徐姗姗的《觉醒年代少数民族的办刊实践与建党精神——以〈蒙古农民〉为例》一文，研究阐释了该刊物的创办思路、栏目架构、采编形式等，深度追溯了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民族工作时的思想宣传动员方式。吴子璇的《“百花时代”汉语文学期刊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出，“百花时代”的汉语文学期刊都主张加强对民族文学的发掘和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培养。海晓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的近代少数民族文学实践》一文认为，民族文学史料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学镜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原生性话语资源。李晓峰的《论少数民族文学史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提出，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应在史料体系、研究方法上加以创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提供更多史料资源和思想智慧。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声音”“影像”等感官体验也深度参与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梁昭的专著《声影流转：“十七年”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歌曲研究》聚焦“十七年”时期中国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声音元素，紧扣“声”与“影”的结合，深刻阐释了“流转”的三重动态意涵，即电影内部声画的叙事配合、歌曲借助广播与唱片跨媒介传播至大众生活的轨迹，以及民间原生音乐经国家“规范化”重塑的文化变迁过程。宋颖的《民族文学的传承、创新与影像表达研究》一书以民族影像表达的实践和个案为突破口，观察叙事传统在情感、故事、时间和空间等维度上的表达特点，在多学科交叉点上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作为中国故事多元表达的重要载体，呈现出民族文学创作的多重面向。学界围绕获奖作品展开系统性评析，丹珍草的《新文本秩序与当代民族文学创作转型——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为中心》、李静的《“发展”与“融合”：“中国故事”的文化动能——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获奖作品综论》、乌兰其木格的《当代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的诗学建构及其内在缺憾——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综述》和《万物的秘响与人世的求索——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评述》、曾攀的《地方形态、精神突围与生命重塑——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诗歌评述》、史玉丰的《跨文体写作：当下散文创作的实践、路径及其启示——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散文为例》、黄菲蒂的《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形象”建构——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综论》等文章，分别以第十三届骏马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为例，对当下民族文学实践、创作特征、叙事模式与跨文体写作趋向作了鞭辟入里的评述。乌·纳钦的《主旋律引领下的多声部共鸣——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功能与意义》从语言学角度切入，认为中国当代民族文学以稳定而丰富的多声部奏响了坚毅恢宏的时代主旋律，对内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2025年11月，“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在湖南长沙举行，蒙古族作家许廷旺的《额吉的河》、土家族作家诺亚的《白夜梦想家》摘得此项荣誉。梁鸿鹰在《草原之爱与成长之美的交响——读许廷旺的长篇小说〈额吉的河〉》中写到，作品以“三千孤儿入内蒙”为题材，通过描绘他们适应草原生活、感受跨越血缘与地域的无私大爱的过程，深刻诠释了爱、责任与成长的主题。
2025年，适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学创作繁花似锦，文学研究硕果累累。《阿来研究》推出“天山文学奖”暨新疆民族文学小辑，邹赞、梁鑫鑫的《“文学天山”的崛起与“文学新疆”的经验表达——以首届“天山文学奖”为考察对象》重勘资深作家、中坚力量和新生代作家深耕新疆的优秀创作，以跨地域视野构建新疆文学的新维度；雷鸣的《文学如何转译可信赖的国家记忆——论阿舍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认为，《阿娜河畔》既展现了屯垦戍边的史诗性，又关注个体的心灵脉动，使国家记忆具有厚实的生活质地，探索了宏大叙事转译的新可能；罗宗宇的《文化底色、生活原色与时代亮色——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创作论》认为，叶尔克西以哈萨克族民俗、民间文学与民族性格为文化底色，以新疆北塔山边境草原的原生态游牧为生活原色，以时代变迁、脱贫攻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时代亮色，用现实主义笔法构建了独特的北塔山文学世界。王蒙的新疆小说、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周涛的散文、李娟的阿勒泰书写，也成为重读重释的优秀文本。刘洋、颜亮、赵延的《走向繁荣的60年：西藏当代文学艺术意象流变研究》以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为时间轴，全面梳理西藏当代文学艺术的意象流变。
少数民族作家以独特的地域体验与文化视角，拓展了生态文学的叙事空间与维度。阿来的《大河源》是一部融合了生态书写与文化寻根的非虚构作品，王春林、刘玥玥的《聚焦于“大河源”的生态与文明思考——评阿来长篇非虚构文学〈大河源〉》从地理溯源、生态观察、文化记忆三个维度对作品展开评析，认为作品在呈现高原自然生态的壮美与治理实践的同时，也梳理了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记忆。邓家鲜、张霁薇的《西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生态意识研究》一书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分析西南地区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挖掘其文学价值。朱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中生态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以〈山巅之村〉为中心的考察》、王丙珍的《赫哲族作家文学的生态审美价值》、陈佳冀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本体论转向与文明启示》均立足民族文化语境，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生态批评的本土资源。
就地方书写而言，亦有学者深耕民族文化，立足地方路径，形成地方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研究格局。崔荣的《大地繁花：中国多民族文艺风景扫描》一书对藏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民族的文艺创作、中国当代民族文学中重要文体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流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评论。钟世华的《思想深处的漫溯》一书根植于广西文学和民族文化资源，既有对少数民族新作家、新文本和新现象的观察，也有对经典作家作品的再解读，全面呈现了广西当代文学创作的新面貌、新趋势、新成就。徐俊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当代云南民族文学的边疆景观叙事》一文认为，重塑边疆景观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路径。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对作家群体关注与研究不断深化，如草原十二骑手、小凉山诗人群、西海固文学群体、甘南诗人群、新疆沙湾作家群……这些作家群体的崛起为民族文学话语体系的丰富提供了坚实支撑。
重温经典与作家作品的多元阐释
重温经典、致敬大家，有助于破解当代文学创作困境，更好探索民族文化传承创新。2025年5月10日，“《百鸟衣》发表70周年暨韦其麟作品研讨会”在广西南宁举行，《南方文坛》同步推出刘大先、田海林、刘铁群等人的系列文章，对《百鸟衣》的创作背景、艺术价值及经典化历程作出重新阐释，为当代文学如何新变提供了借鉴。
老舍和沈从文是两位不能忽视的重要作家，相关研究也不断推进。黄晓娟、罗莹钰的《传统赓续与现代革新之间——老舍与沈从文小说女性主体的启蒙意识辨析》一文认为，老舍和沈从文通过不同女性形象的生存际遇，讲述着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互动，在此过程中逐渐生成独特的启蒙图景。傅钱余的《论青年老舍的世界意识——以成长小说〈二马〉为中心》一文回到老舍的青年时期，认为老舍具有超越许多同时代人的冷静心态和世界意识，他由自身的精神困惑进而聚焦和思考文化与个体的关系、人的生存意义以及超越文化偏见的方法。
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独特视角，书写着属于女性的特有故事与情感。徐阿兵的《文学经典作为“技巧化存在”——重读〈穆斯林的葬礼〉》认为，霍达虽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并主张“最高技巧是无技巧”，但实则是充分运用技巧的。刘军的《从边地人文地理勘察到生态主题的确立——叶梅散文论》将叶梅的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认为其生态散文多聚焦生态修复题材，并从中观照“地域感”背后的生态观念，以及人与自然如何重新走向和谐。崔晓艾的《“庄重”与“轻盈”的交响——“70后”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的轻逸美学实践》认为，金仁顺通过“轻”化主题、“轻”化文体和“轻”化叙事语言的方式，以轻逸的审美实践呈现出温柔中蕴含凌厉的创作风格。
邱婧、李薇的《诗人的文化身份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国际译介——以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翻译与传播为例》通过多重视角，深入探讨了少数民族诗人的文化身份与民族文学的国际译介问题。任淑媛、李冬旭的《文学传统、县城文学与新大众文艺——由〈青白石阶〉引发的思考》写到，《青白石阶》深受西吉文学传统的影响，以“自传”为书写路径，运用色彩建构出“青白世界”，提供了“平视”世界的视角。聂章军的《“有声的乡村”与走入人群的写作——李约热近年创作转型论》观察到，李约热新近的小说创作，在借用传统说书技艺、汲取民间资源后，一个“有声的乡村”开始浮现。龙珊、杨芳园的《人民性的坚守与高扬：景宜创作论》认为，景宜的作品从对白族人民生活的现代审视，到对西南多民族发展历程的纪实书写，再到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视听化表达，体现了对文艺人民性的坚守与高扬。此外，贺绍俊的《艺术的活力来自对生活的凝视——读潘灵的小说〈半农兴窑记〉》、卓今的《乡镇空间的政治美学与日常诗学——读红日的长篇小说〈姐夫同志〉》、严迎春的《〈神变图〉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等文章，精准捕捉了所评新作的艺术特质与思想内涵。
口头诗学与民族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2025年，中国学者立足中国实际，提炼中国史诗研究的本土话语，努力构建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朝戈金的《洛德〈故事的歌手〉：在古典学和人类学之间》深入文本勘探，系统阐释洛德如何革命性地改变了古典学关于古希腊文学特别是荷马史诗的陈旧认知，进而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口头诗歌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框架；其《民间智慧的形式，口头诗学的精髓——弗里“自创谚语”申论》一文，则为理解口头文学的独特价值、纠正书面文学中心主义偏见提供了重要视角。笔者的《口头诗学的田野：中国民间文学的方法想象与本土实践》认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应当立足于田野实践，借鉴吸收外来理论方法，催生出扎根于本土实践的方法论体系，不断推动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的建构。董秀团、王自梅的《何为梅葛：回到彝族叙事传统的考察》一文厘清了彝族叙事传统的本真面貌和传承逻辑，刘启涛的《口头传统与彝族汉语新诗的美学特征》和杨建军、梁增凯的《赓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间文化根脉——论“三大史诗”的当代文学转化》为史诗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典型案例。
为在国际史诗学术格局中发出中国学人的声音，让各民族的史诗传统得以维系和延续，学苑出版社推出“中国史诗学丛书”。其中，2025年出版了吴刚的《达斡尔族英雄史诗研究》、屈永仙的《章哈演述创世史诗研究》、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的《乌恰县史诗演述传统研究》等。该丛书立足于民族史诗传统，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现有书面文本、演述记录、田野访谈等资料，深入探究民族史诗的传承与演变。另外，伦珠旺姆和徐文娣编著的《〈格萨尔〉女艺人研究及玉梅文献辑录》、敖敦胡的《西方〈江格尔〉研究》、刘洋的《西南史诗文化研究》等著作深植于本土文学实践，扩展了中国史诗学的研究视野。
2025年4月7日，国际史诗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行，与会各国学者以“史诗传统与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深入探讨“史诗研究及其跨文化交流”“数智时代史诗的保护和传承”“世界古代史诗与早期历史研究”“文化遗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文学研究》《文艺研究》先后推出一系列文章，为世界史诗研究提供了本土实践和理论视角。陈岗龙的《荷马东来与江格尔西征——〈江格尔〉与荷马史诗的交流互鉴》通过平行比较《江格尔》中的篇章《哈拉克纳斯之部》与《伊利亚特》的内容和主题，揭示了东西方史诗的交流互鉴轨迹；玉兰的《论江格尔史诗的征兆叙事》剖析了江格尔史诗征兆叙事的表现形式、结构与功能及演述空间的形成；刘大先的《荷马在中国：作为当代文学的格萨（斯）尔》认为，对《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传播与多媒体形态创新，使其从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话语中超越出来，成为一种融合口头、书面与数字形态的“当代文学”。一些西方学者也分享了世界史诗的田野案例，为中国研究提供跨文化参照。
综观2025年度民族文学研究，在文化交融、文明互鉴日益显著的时代背景下，学界涌现出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文献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对文学现场的观察与批评，也有对经典作品的重温与重勘；既有对文学史料的体系化梳理，也有对民族文学理论的自主探索；既有对边地书写、生态文学的持续关注，也有对文学批评、文学制度的深刻反思……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学术积淀愈发深厚，为民族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学理根基。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