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文学能给我一些答案
□丁小宁
文学是无处不在的，是无形的。世界上的每个人、每件物、每一种关系都存在于文学之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遇到新的信息，我们在反复地重建、修正、颠覆对世界、对自我的看法，大多时候那些都是很细微的东西，却会瞬间改变以往的所思所想，甚至改变命运。
我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想法，也会不断审视自己的内心与情感，各种各样微小的想法组成了我一篇篇作品。文学只会让一个纯粹的写作者登上“高峰”，如果写东西之前，内心是不正的，日后必会反噬，所以我日日省身。
我现在对写小说很着迷，它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是谁。有时我依然很困惑，希望文学能给我一些答案，这么说虽然有些概念化，但却是我很真切的想法。
让文学成为照亮时代的微光
□丁予淇
文学的“在场”、我的“在场”，首先是人文价值的不缺席。文学从来不是数据的产物，而是人类复杂情感与深刻思考的容器。文学的精神价值，是算法无法复制的人文温度，是对抗浮躁的核心力量，是一种个体表达的独特性坚守，是打破算法同质化牢笼的利器，让“我”的文字成为不可替代的存在。
人类渴望光一样速度的发展，而文字却不需要。它需要慢下来，替人类留住一些东西，文学稀释人的复杂，抵达天真。当人类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开始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才意识到世界的辽阔，理解自己的一生如何被时代所塑造，又如何汇入时代的洪流之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书写与被书写，让我们理解每一个个体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所以，真正的写作，是写给全人类的，也是写给自己的。
我的文学主张，是让文学回归“作品为王”的本质，让“我”的表达忠于内心、扎根现实。而“我”的“在场”，就是以笔为犁，在流量的废墟中播种真实与深刻，让文学成为照亮时代的微光。
看到生活的背后
□东 楼
我写的大多是关于我的故乡桂林的记忆。对这座城市的美好回忆，和现实里我在故乡的有趣经历相交织的那些与其他地域的差异，就是需要我去书写的。
我生活在桂林，生活在很真实的南方小城中。2020年的某天，我跟朋友坐在一辆面包车上，外面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们对面坐着两个文身的男人，看起来年纪不大，也不是很凶。车在二级公路上开到一半，司机突然唰的一下把车甩在了路中间，然后打开门就往外跑。我旁边的门也被打开了，上来两个穿着雨衣的警察，一下就按住了对面的人。当时车上非常吵，外面的大雨、车内的叫骂和恐慌汇聚在一起，这个事情就在我眼前发生。后来，我们知道那两个人是逃窜的伤人犯。到了目的地以后，我跟朋友下车，吃了两碗很甜很甜的桂花糖水，然后互相看着对方笑，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糖水的味道。
我讲这个故事是觉得这就是我和文学在场的方式。我喜欢它的真实，喜欢这种生活背后的“不明觉厉”和像一碗糖水那样的温馨。
直面新旧交融的现状
□卢 爔
我从小生活在老家阳莲（这是我在小说中创造的地名，它的原型是一座潮汕城市）的新城。它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城，却从我记事起，就是现代城市的面貌。遗憾的是，除了一些十分局部和私人的记忆，例如一间报刊亭和一个菜市场，我无法对这座新城的整体产生一种怀旧或依恋的情感，而这似乎是我们这些“地方写作”中十分关键的情感动力。
换言之，我居住的新城区，它不同于老城、小镇或者是乡土世界，在这里，传统的元素，例如拜神、潮剧、方言，古老的宗族观、家庭观仍然活跃于日常生活，但我们却居住于现代的公寓、居民楼，周遭是大马路、写字楼，甚至是近几年落成的CBD。于是在童年记忆里，这些传统的“物”、观念，很少有过坠落的悲壮，而始终以漂浮的方式存在于都市空间。如果我写作“地方”，重要的可能不是怀旧，因为无“旧”可怀，反而需要直面现状：新旧杂糅的分裂、矛盾，有时又带着自洽和统一。不仅如此，如果忠实地从我的经验和心理结构出发，那么或许连“地方”“地方性”“乡愁”这些概念，也是需要清理和反思的，必要时还要适当解构。
坚持书写在场的生活
□刘星元
时代在变，太快了。我很清楚，很多事都在干扰我的写作，但我梦想书写在场的生活，并在作品中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我而言，首先不是文学的在场，而是生活的在场。都说生活是一座富矿，它浓缩于你的身体里，等待着你前去开采。而写作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手段，你将用它对自己不断榨取、不断释放。
写作往往是一种“竭泽而渔”，没有任何人的生活是取之不尽的矿藏，你需要用各种辅助手段不断充实自己的储藏量，或者对矿藏进行较高层次的转化使用。后来我发现，单纯地依赖素材，其实是一个写作者的失败之举。这也告诉我，想要抵达文学的在场，写作者需要下更多的工夫，具备更高的写作技艺。
我一直在书写县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从那些细微之物上触摸县城。我希望“以偏叙偏”，眼睛是悲悯的、向下的，或者是平视的、反思的，写出它们所呈现出的部分影像、问题、矛盾，写出哪怕是只与我产生共鸣的大时代里的日常生活。
因此，对我自己而言，挖掘个人的经验，并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技艺，这是文学作品的来路，也是文学创作的去处。
忠于本心 忠于作品
□苏 生
随着《夜奔》在网络上连载完成，我日渐清晰地感受到，如果把小说比作一条船，那么流量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承载和传送这条船，它甚至可以左右船的航向。
比如说，我小说里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一开始是对恩爱夫妻，妻子是女武生，丈夫是编剧，两人琴瑟和鸣，但后来他们的婚姻还是破裂了。就在他们决裂的这一章，小说收获了连载以来最多的评论，此前许多默默追更的读者跳出来评论一番，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后台数据显示这章之后的流量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跌落，用网络术语来说，读者无法接受恩爱夫妻的“BE”结局。尽管我预知这个情节会令读者产生波动，这也的确是我的目的，但我没有想到相当一部分读者会因此放弃后续阅读。这引发我思考网络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定义和分野，我也对严肃文学这个名词产生了新的敬意。也许严肃并不仅仅意味着语言考究、话题深刻、人物立体、情感丰富，事实上在我开始连载之后，我看到很多网络小说也有这些特征。我想“严肃”指的是写作者有自己坚不可摧的立场，并且在收到流量带来的反馈后，始终做出忠于本心、忠于作品的判断和选择。
现在我可以坦然表示，《夜奔》实实在在是因网络诞生的，但无论未来遇到何种情况，我都会坚持自己的创作姿态，也永远感谢网络为我带来的喜悦和思考。
“被看见”的力量
□李清越
几年前，我在路边拍摄了一张照片。卖气球的人坐在石墩上，一大把气球遮住并替代了她的脸。我想拍下这个“气球人”。然而，当相机举起时，“气球人”却将牵着气球的手从身前移开，甚至向上举起，完全露出她的面庞。她主动看向我，隔着车流，定焦镜头里的面孔是模糊的。
后来我意识到，我拍下来的是个女人。一开始她就是女人，自始至终她都是一个女人，而我却需要在反复观看中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坐在街头等待着气球被买走的女人。她看到我在拍她的时候，举起气球，主动露出她的脸，看向我，她或许想被留下来，她想被我看见。
事实上，我也是从那个阶段开始意识到，我的写作应该有个焦点了。个体的经验与意识不知不觉中将我推到这个焦点前，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我的写作或许也承担着一份责任。从曾经书写我自己，到想书写更多开始和我一样的普通女性，我想写这些普通女性在生活中的犹豫与坚守。我希望让我在意的事物被看见，唯有被看见，才有可能被关注、被讨论，才有可能被改变。“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像那个卖气球的女人一样，把更多这样的气球举在手中，在有人看过来的时候，能更醒目地看过去。
聚焦当代青年的生存状态
□余启凡
我逐渐意识到，创作不是绝对私密的，每个人身上都不可避免地沾染着所处时代的气息。比如说近些年网上的流行梗“上班恶心穿搭”。在工作的头两年，我每天化妆，踩着高跟鞋，现在则是越穿越随意、越穿越邋遢。原本我以为是自己懒惰了、懈怠了，但看到网友们的“行为艺术”，我意识到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逻辑。玩梗本质上是当代青年对职场规训的无声表达，是对自身困境的解构。我们这一代人，拥有着共同的情绪。
作为创作者，我认为应该严肃地看待这些现象，因为它是真实的，像“太阳会发光”一样真实，如果你看不见它，不是太阳不发光了，而是你捂住了眼睛。所以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想把目光放得“狭窄”，着重聚焦当代青年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描写“我们”的职场生态与城市生活。
写作需要前瞻性
□张秋寒
“在场”的第二个字“场”，我觉得它从来不是固态的，而是一种流动的存在。当写作者考虑怎么存在于这一刻的“场”的时候，已经迟了，因为它下一刻就变成了另一种样子。写作应该避免被一些风潮感染，不是说最近流行什么了，就去照着那个样子打扮自己。把别人的时尚嫁接过来需要周期，能不能存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等这个周期一过，再时尚的东西也落伍了。写作需要很多质素，前瞻性是很重要的一点。毫无疑问，那些没有被岁月腐蚀的作品都具备这一特性。它们昨天在场，今天在场，相信明天也依然在场。
书写与时代相匹配的故事
□张粲依
书写对当下的我而言并非易事。因为我的生活被平庸琐碎的日常、日复一日的考试学习或者奔波填满，很难被叙述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即便写成故事，也存在不够陌生化、难以产生张力和共鸣的问题。
我试图从前辈写作者那里借鉴一些处理经验。比如说借助故事原型或者类型文学的方法，将悬疑、武侠、玄幻与纯文学结合。之前读了篇网文叫《全球高考》，冰天雪地里有个考场，考场里有一群人，每次不及格的人都要被推出去在冰天雪地里冻死。这个设定着实厉害。如果这个小说的侧重点是时代生活，那我觉得它可以被看作是严肃文学，而且是有趣的严肃文学。
无论如何，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套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表达方式。一部作品可能不完美，但是它很“冒昧”，敢于探索、无所畏惧，这也是值得鼓励的。
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慢”学问
□孟祥鹏
讲故事是小说家的责任之一，喜欢故事是人的天性，但我们眼下所处的数智时代，小说到底还是不是讲故事，尤其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的最佳媒介，还值得再商榷。在我看来，既然拼“有趣”拼不过，那不如试着“无趣”一点。
“无趣”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一种自我放逐、一种对读者的傲慢。但真正的文学，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慢”学问，作者像匠人打磨器物那样沉下心来打磨作品，读者也要慢下来在文字的密林里耐心跋涉。这个过程对于习惯了“倍速播放”的感官而言肯定是“无趣”的，因为它没有提供即时的答案或宣泄，它只提供了一片需要亲自开垦的土地。不过，也许正是这种沉闷、晦涩、无趣，才保护了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复杂性。我所说的“无趣”不是指语言的枯涩、想象的贫瘠或情感的冷漠。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一种抵抗的姿态、一种对文学本体性的捍卫。
伟大的文学往往开始于一个真实的困惑。它带给我们的阅读体验绝对不是轻松愉快的，因为它不是在安抚你，反而是在挑战你，不是在简化世界，反而是要揭示世界无限的复杂与矛盾。
我相信只有摆脱了即时性、娱乐化的枷锁，文学才能更本真地、更有力地介入我们的现实。
写作应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联
□袁德音
写作最基础的还是目的性，也就是立意，没有立意的作品往往不堪一击，其中当然涉及概念化的问题。缺少了立意，时间一长，还容易陷入某种虚无。我认为，写作还是要表达自己想要表达之事、经历之事，写作还是要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联。
过去我并不这样想，是生活让我逐渐意识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这容易引起小说中虚构与非虚构的争论。可事实确实如此，非虚构往往贴近真相，而虚构总是在趋向未来的过程中，多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虚构又让我们离事实更近一点。这种接近让文字有了迫近沉默的权力，让我们体会到人生中“无言的含义”。我告诉自己，还需好好坐下，让屁股离凳子更近些，离生活更近些，就像用文字去迫近某种沉默，恢复某种物的甚至是人的价值与尊严，让它更近一点，再更近一点。
文学的魅力在于拒绝被简化
□黄丹丹
文学的魅力，在于它拒绝被简化。作为一名小说作者，当全球化与城镇化不断重构地方记忆，我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关注当下、观望未来与观照人性上。我在小说中嵌入了自己家乡古城寿县的地域文化，以此构成小说人物的生存背景与历史景深。
我经常会被问到：作家有没有被AI取代的危机感，文学会不会消亡？目前，我依然乐观地认为，文学不会消亡。文学就是人学，可以说，文学是以错综复杂的艺术手法去表达“人”。文学表情达意，言志传思，本质上是表人的情、言人的志。文学的珍贵，在于它不是标准化的产品，而是带着作者体温、呼吸，乃至生命划痕的独一无二的创造。
关于文学，我的主张是，身处数据洪流中，不去追求流量的暴增，而是逆流而上，诚恳、扎实地投身生活、用心书写，以作品呈现无法被算法解析的、毛茸茸的生活细节、难言的人性幽微，以及宏大叙事下被忽略的个体情感。
AI无法超越人的“在场”
□傅 悬
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文学如何‘在场’”以及文学与算法的关系。坦率地面对自己，承认自己渴望被看到的野心、不想默默无闻地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也代表着写作中某些最珍贵的东西——“不满足”的欲望。
我在想，算法会有对自己的写作不满足的欲望吗？它会害怕自己从某个周榜、月榜掉下来从而产生紧迫的危机感吗？好像不会。它愿意主动调整内容、筛选读者，和认同自己的读者共同创作、共同感受吗？好像目前也不能。然而，恰恰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当下写作最浅表的“在场”。人的主体在场其实早已编织在其所写下的文字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AI仍然不能超越人的“在场”。
我还准备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文学？今天，文学好像缺席了，却又好像无处不在。所以，我想提出对文学概念的一种讨论。我们必须意识到，今天讨论的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现代文学之形成，深受西方浪漫主义以降的审美实践影响，将想象性的、虚构性的、讲究语言艺术的书写文本看作“文学”（literature），这在文学的概念史上只有一百多年。而中国古典意义上的“文”是一种远比今天的文学理论更为宏阔深广的体系。《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文”之一字，在古典脉络中不仅指文字、文章、文学、文化，亦可以理解为书写、符号。从字源学来看，“文”也通“纹”，是纹理、图案、样式。因此在古典意义上，“文”本来就不该被局限在文学之中，它本来就是一种包罗万象、无所不在的存在。它仍然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只取决于我们从何种角度来看待它。
作者最终是与自己博弈
□穆 萨
几年前刚开始写小说时，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怎样把一篇小说写好，写得精彩和漂亮，甚至觉得这些就是写好一部小说的全部。后来接触一些历史典籍和哲学经典，阅读兴趣渐渐从小说转移到小说之外的其他人文社科，发现每个学科解释这个世界的方式都独特而自洽。这时候我认为能否把作品写好，可能并不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构成要素，而是取决于作者自己对这个世界，包括对身边所有人和事物的认知。
而再往后，特别是近两年，我觉得这样还不够。一个作者最终是与自我进行博弈。所以“文学如何在场”“我如何在场”，这两个问题对我来说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当“我”在场（这里的“我”不是被社会观念、被周围环境塑造而成的“我”，而是源头意义上的、由内而外生长出来的“我”），只有这个“我”在场的时候，我所写下的文字才有可能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