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关于治学的讨论中，“治学何为”“应该治什么样的学”等议题反复被提及。在复杂而多变的现实世界，我们做学问应当以什么为尺度？
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清末民初，现代学术尚未定型之时，王国维便在《国学丛刊序》中，重新界定了“学”得以成立的条件。在这篇序文中，王国维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学术合法性论辩方式，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这一判断，并非意在抹平差异，更不是采取一种调和立场，而是拒绝既有学术研究的提问方式。在王国维看来，一旦以新旧、中西或有用无用来界定学术，讨论便已偏离了学术自身的问题意识。换言之，当时代、地域或功用等外在标准被提前设定为“学”得以成立的前提时，所谓学术本身，便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解。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学丛刊序》并不是一篇关于文化立场或学派取向的宣言，而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澄清。王国维所在意的，并不是应当选择哪一种学问，而是应当如何理解“学”本身。他试图将学术从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立场之争中抽离出来，重新安置在问题意识与认识方式之上。换言之，学问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其外在归属，而取决于它是否真正进入问题、是否在认识过程中经得起检验。
不过，这种对评价标准的“回收”，并不意味着学问可以脱离现实而存在。毋庸置疑，学问生发于现实社会之中，研究者的处境、关切与经验，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进入其问题选择与论证方式之中。而王国维所反对的，是学问与现实的关系被简化为立刻可见的功效判断。学问的现实意义，并不等同于即时转化的能力，而更多地体现在它对真实问题的解释深度，以及在更长时间尺度中所产生的影响。
也正因如此，新旧、中西、有用无用，都只能作为理解学问的背景条件，而不能上升为裁定学问价值的根本标准。如何在承认现实嵌入的必然性的同时，不让功利标准预先限定学术展开的方向，正是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所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也为后文关于“新旧、中西”以及“有用无用”的讨论，提供了必要的出发点。
在《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对“新旧”“中西”标准的否定，首先并不是出于立场选择，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认识论判断。新与旧、中与西，原本只是对知识生产时间、来源与文化背景的描述，可帮助我们理解学问生成的情境，却不足以构成判断学问是否成立的最终标准。一旦这些区分被用以判断学问的价值，讨论便已偏离学问本身，而转向对标签的取舍。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国维举例说：“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在他看来，所谓中西之别，只是可供调动的知识资源，而非预设的价值立场。中西、新旧的会通，不是态度，而是问题驱动下的互证。换言之，当研究真正面对真问题本身时，知识的来源与传统便不再构成界限，而成为相互印证、彼此补充的条件。
因此，“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并非否认历史差异或文化差异，而是强调，差异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学问的正当性。新旧之分指向时间位置，中西之别指向文化背景，但时间与空间本身，并不能转化为学问的正当性依据。若以“新”为进步、以“西”为科学，或反之，则是在尚未进入问题之前，便预设了结论。事实上，用新旧、中西来裁定学问，本身正是不知学问为何物的表现。它意味着讨论者并未真正进入学问的内在结构，而是停留在对外部属性的比较之中。这种以标签代替问题、以立场代替认识的学术倾向，是王国维所反对的治学路径。在他看来，学问一旦被如此处理，便不再以求知为目的，而沦为某种观念对立中的工具。
从这一角度看，《国学丛刊序》并不是在为某一类学问辩护，而是在为“学问如何被判断”设定底线。新旧、中西只能作为理解学问的背景条件，而不能上升为裁定学问价值的根本尺度。学问之所以为学问，正在于它必须回到问题本身，而不是依附于任何分类框架。唯有在摆脱这些外在标签之后，学问才可能真正展开。
相较于“新旧”“中西”等外在标签之争，“有用无用”之辩对学问的影响更为深刻，也更具迷惑性和危险性。一旦“是否有用”被提前设定为学问成立的条件，研究便围绕预期效果与可见回报展开，学问的节奏与方向由此被外部因素所牵引。判断学问“有用”与否，也随之被简化为是否能够迅速兑现为某种可量化的成果，而不再关心它是否真正深化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在这一背景下，王国维所提出的“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命题，并非否认学问终将产生现实效用，而是对功利标准前置的明确拒绝。在王国维看来，学问的价值无法在研究之初便被预设，它往往需要经历一段看似“无用”的积累过程，才能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中逐渐显现其意义。
基于此，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学术伦理立场：真正的学问，必须允许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承受“无用”的状态，允许探索在尚未被理解、尚未被认可的情形中持续推进，并为这种探索保留必要的时间与空间条件。对学问而言，耐心与积累并非附属品质，而是其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种看似缓慢的推进中，认识才能逐步展开，问题才能获得应有的复杂度。
当然，哲学社会科学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存在，研究者始终生活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其问题选择与理论关切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印记。真正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学问，往往并非为少数人服务的技术成果，而是在回应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中逐步形成。学问之所以为学问，正在于它通过对问题本身的深入探究，参与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并在实践与历史的检验中显现其价值。
从这一角度看，“有用无用”之争极易诱导一种短期化的学术取向。当学问被要求迅速显现价值，研究便倾向于选择那些回报路径清晰、评价结果可预期的方向，而对基础性、探索性问题则日益缺乏耐心。久而久之，学术不再以拓展认识边界为目标，而转向对既有结论的反复应用与包装。
因此，我们需要为学问确立一种更为根本、长远的尺度。学问是否成立，在于它是否真正进入问题，是否服务于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是否能够回应人类更为广泛而持久的共同关切。唯有在这样的尺度之下，学问才能恢复其应有的节奏，也才能在长期积累中产生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尤其需要心怀“国之大者”，着眼于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在重大问题上立论，在复杂处境中提供解释，在长期积累中形成经得起实践与历史检验的原创理论。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