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 雁
英国社会自脱欧之后处于多重危机之中，2024年工党在大选中上台，并没能解决长期财政紧缩、公共服务疲软及社会信任下滑的问题，而疫情的后遗症仍旧影响医疗、教育与劳动体系。同时，经济低增长，生活成本高涨，阶层分化加剧，英国社会越来越分裂，再加上全球气候危机及人工智能令人瞠目结舌的发展，更让人们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土耳其裔英国作家艾丽芙·沙法克将当下概括为三A时代：Angst（苦闷）、Anxiety（焦虑）、AI（人工智能）。
但是，英国的图书市场并没有因此衰退，水石书店在每个城市的主要商业区还是重要的存在。据《经济学人》报道，从2021年开始，水石书店的营业额持续上升，到2025年，达到56500万英镑。一楼主营业厅展示的基本都是虚构及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在三A时代，人类的血肉心灵需要有呼吸有温度的文字。在BBC、《卫报》和《伦敦书评》等媒体所推荐的2025年度文学作品中，“追寻”是重要的主题。虽说“追寻”本来就是文学中恒久的母题，但三A时代的“追寻”有时代的特征，带着当下的问题。
追寻河流的源头：罗伯特·麦克法伦的《河流有生命吗？》
在学校网站的个人简介中，剑桥大学教授麦克法伦把自己的写作主题概括为“自然、气候、景观、人与地方”。这些元素之间错综而深刻的关联，正体现了麦克法伦“新自然书写”的特征：一方面，承继英国文学的传统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另一方面，又立足当代的政治、历史、文化及生态语境，反思人类与自然在当下的关系。全球变暖、气候危机、人类与自然的疏离、人类对自然造成的持续性破坏，构成了麦克法伦写作的现实背景。麦克法伦的《念念远山》（2003）、《荒野之境》（2007）、《古道》（2012）等作品中，山岳、海岸、洞穴与河流，都不仅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存在，也是被人类记忆、神话想象、劳作经验与情感投射不断塑形的文化空间。
2015年，麦克法伦在英国政论周刊《新政治家》撰文指出，“新自然书写”更加鲜明地聚焦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伦理联系，体现以下的价值取向：“把社群置于商品之上，把谦逊置于支配之上，把联结置于消费之上，把深度置于浅薄之上……”这一论述概括了21世纪英国自然书写作家共同的伦理关怀。麦克法伦于同年出版的《土地的语词》从语言的角度重新构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下一代面临的危机——当我们失去那些丰富的方言词汇，尤其是关于土地与景观的命名和描写的词汇时，也在失去人类与自然细腻而紧密的感知关联。他以两件事的对比来说明，一方面，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的居民针对当地的泥炭地荒原有厚厚的一本专门词汇表，显示出地方语言对特定土地景观的辨识与命名能力；而另一方面，《牛津少儿词典》却为了与时俱进，删去了大量与自然相关的词汇，包括橡果、蕨类、苍鹭等在英国自然环境中仍然常见的动植物名称，取而代之的是“宽带”“名流”“聊天室”之类的现代生活词汇。当“blackberry”指的不再是夏季成熟的深紫色浆果，而首先是“黑莓”手机时，这是人类后代与自然关系的断裂、失落。
语词定义人类的经验，这是语词的力量。既然语言造就世界，那么拯救危机中的自然世界，也可以从语言开始。在《河流有生命吗？》中，麦克法伦首先从语言的转换来回答这个问题。英语用“it”或“which”指称自然万物，而他以人称代词“who”来指河流，以此来感知河流作为生命体的存在。他也感慨，英语中的“river”不能用作动词。相较之下，中文里对河流的女性化指代，以及“河流”一词本身所蕴含的流动意味，是否意味着中文世界或许有一种不同于英语的河流感知方式？麦克法伦的河流就像人类，是具有个体性的生命存在：“水的源头至关重要；流程也至关重要。每一条河流都有各自不同的灵性，也有各自不同的语言——因此，也应当以不同的形式加以尊重。”
《河流有生命吗？》并不单纯是关于河流的写作，不是面对气候危机、环境污染，借由河流唱出的哀歌，也不是通过探索河流给出符合人类利益的答案，而是人类与自然、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对话：人听到了河流的声音，听到了河流的言语。正如麦克法伦所说，这是一部与河流共同完成的创作。河流不再是被书写的对象，而是被赋予了主体的地位，是这部作品的合作者。
或许会有读者挑起眉毛，觉得这不过是文艺中年在象牙塔里空幻善感的絮絮叨叨。麦克法伦追寻的河流跨越不同的大陆、语言与生命地景，从南美厄瓜多尔的塞德罗斯河及源头的云雾林，到印度金奈地区的科萨斯塔莱亚尔河、阿迪亚尔河与库姆河，最后是加拿大的穆特赫考西普河，还有他在剑桥郡住家附近的九泉。每一条河流的故事，也是人类的故事。麦克法伦的同行或是向导中，都有人刚经历了亲人的离世。河流并不为死亡带来的悲痛提供某种超验性的安慰，更像是呈现人类和自然共通的生死体验。
麦克法伦的《河流有生命吗？》是非虚构的文学作品。爱尔兰小说家约翰·班维尔盛赞麦克法伦的文字，称他“有诗人的眼光，行文风格足以让许多小说家嫉妒艳羡”。他描写在塞德罗斯河上游云雾林中的宿营：
林中的一块小空地，一堆篝火燃烧着——无尽的黑暗中一小簇的光亮。阴影与火焰在垂覆于空地边缘的树叶上投下斑驳的虎纹。空地之外，四面八方铺展开来的是广阔的森林，溪流如缝线般穿行其间，汹涌着，翻腾着，万万千千的声响。
森林的眼注视着
河流的耳倾听着
森林的眼看见几个人挨着火堆蜷缩在一起
河流的耳听到其中一个正在哭泣
在英语元音、辅音、头韵和尾韵的精心构建中，文字不仅仅是表现自然的手段，其本身就体现了自然生命的节律。麦克法伦的“新自然书写”结合了文学的想象力和学术研究的理性，呈现出自然与人类生命交融共振的形与声。
百年之后的追寻：伊恩·麦克尤恩的《我们所能知道的》
成名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麦克尤恩无疑会被视作当代最为“英国”的作家之一，且不说他半个世纪持久弥新的创作，几乎两三年就有一部作品面世，而且他的小说中四处是典型的英格兰风景，《赎罪》里的庄园大宅，《爱无可忍》开篇即现的草地、橡树、阳光和野餐的人们，《在切瑟尔海滩上》则是多塞特的卵石长海滩。他的人物大多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中产人士——《星期六》中的神经外科医生、《追日》中的物理学家、《儿童法案》里的高等法院法官。《我们所能知道的》也有明信片中的英格兰风光，牛津的学院，科茨沃尔德的乡村，握着酒杯的诗人、学者、编辑，只是现在的风光成了百年之后追寻的“失乐园”。《我们所能知道的》也出现了后代学者追寻前辈踪迹、来到同一条溪流的情节。作品中的水流象征人类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在麦克尤恩小说中百年之后的未来，水流成了当下与往昔之间微弱的连线。
小说设定在2119年，全球变暖、核军备竞赛、海啸、战争、疾病引发重重的灾难，美国被几个彼此争斗的军阀割据，苏格兰已经独立，与英格兰、威尔士一样成了断裂的岛屿，湖区有草寇出没，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迁到威尔士最高峰雪墩山上，而牛津那些古老的建筑在数英尺的水下沉默地瓦解着，人类的平均寿命62岁，吃的是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土壤细菌”培养而成的蛋白质饼，喝的是橡果烤制的咖啡。麦克法伦笔下的现实世界，如果人类再无节制，措施不力，就会变成麦克尤恩小说中百年之后的世界。除了气候危机，麦克尤恩的新作还指向恒久的人类议题：历史的真实与记忆的吊诡。
在书中，汤姆是在下一个世纪研究1990年至2030年期间英国文学的学者，想找到传说中弗朗西斯·布伦迪的《献给薇薇安的皇冠诗》。这是诗人布伦迪为妻子薇薇安54岁生日写下的一首长篇组诗，以商籁体首尾相连而成“皇冠”。诗写在羊皮纸上，独有一份别无存稿，也没有发表。这次生日宴，在后世的传说中，被称为“第二次不朽晚宴”。第一次“不朽晚宴”是在1817年，有华兹华斯、济慈和兰姆等出席者。围绕诗人布伦迪、薇薇安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作为学者的汤姆究竟能追寻到什么样的历史真实？在汤姆的追寻过程中，读者还能体会到更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历史的真实？
不同当事人留存下来的材料，不同当事人不同的视角，这是不是真实的全部呢？研究者未必能找到所有留存下来的材料，哪怕能够穷尽，还有那些未曾保留的、未曾发声的、被销毁的……即便是当事人的记录，麦克尤恩通过同一作者两种不同的私人记录——一种是流诸于世、放在档案馆里的日记，另一种是存在密封箱里藏在地下的忏悔书，诘问“我们所能知道的”到底是什么？这不是为了解构历史，而是质疑历史真实的可能性。故事的展开并非像层层剥开的洋葱，最终没有内核，而是犹如棱镜，每个角度会折射出不同的光芒。麦克尤恩引用理查·霍尔姆斯的《约翰逊博士与塞维齐先生》中的内容作为题跋：
本书关乎这样一种人类的“真实性”：它介于事实与虚构之间，是传记作者在讲述他人一生的过程中所塑造出来的，也正因此，它既会成为他自己的东西（如同友情），也会成为公众的东西（如同背叛）。它追问我们究竟能知道什么，能相信什么，以及最终，所爱的是什么。
“我们”既是人类共同体，也是不同的个体。对历史记忆，不同的“我们”会有不同的视角，并由此产生不同的关注、偏见、遗忘与阐释。小说借由汤姆与他的爱人罗丝表达这种差异。汤姆认为：“我的责任在于生命力，在于传达一种被真实经历、真实感受过的人生经验，在于传达生活在某个时代——无论那个时代离我们多么遥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而罗丝则认为学者唯一的责任只是对真相负责。若是不知道，就保持沉默；若是猜想，则承认是猜想。那么，是通过构想来保持对历史的言说，还是追求“纯粹”的历史真相，又或许两者结合？小说优于学术论文的方面正是在于无需表达一个镭射光点般明晰的断论，而是在作者用心营造的复杂歧义中，得以呈现各种角度的多重可能，再借由读者的参与解读而产生意义。
《我们所能知道的》大量指涉了英国的诗歌史背景，连薇薇安的名字也与艾略特的维维安只差了一个字母。但在爱恨情仇的纠葛中，汤姆在百年之后追寻的那首献给爱人的“皇冠”田园长诗，甚至有可能只是意图不明的戏仿。麦克尤恩描写学院式的诗歌研究，哀叹人文学科的衰败，同时也隐含着讥诮，追问人文学术的意义。汤姆追寻的长诗只是有过存在的影子，他对21世纪前20年的怀旧，就生活在这段时间的当代读者来看，是带着玫瑰色滤镜的想象，是“对于那从未真正为人所知，却又已经失落之物的渴望”。一个世纪之后的汤姆，是否也是这个世纪的“我们”？
《我们所能知道的》得到了极好的业内评价，但除了获得布莱克威尔书店2025年度图书奖之外，并未再有其他的奖项。小说中的英国乡村田园、诗人学者的世界，乍看之下，可能会让很多读者觉得隔阂，那是中产精英的世界。麦克尤恩作品并不太关注英国自由左派文化精英热议的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也许正因如此，尽管他六次得到布克奖提名，获奖的却是讨论安乐死的《阿姆斯特丹》，未必是他最好的作品。《我们所能知道的》甚至都未进入布克奖长名单，但这是一部棱镜般的作品，不同的读者，自会从中看见不同的光亮。
无所依附的追寻：戴维·萨莱的《肉身》
把萨莱归入英国作家之列，更多依据的是他的国籍身份和成长经历。他的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是加拿大人。他出生在蒙特利尔，随家人迁居贝鲁特，又因黎巴嫩内战搬到伦敦，现居维也纳，之前在匈牙利住了十年。在2025年英国文学图景中，他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不仅在于他体现了当代英国文学作家群体的跨国性与多元性，更重要的是《肉身》获得了2025年布克奖。小说讲述了出身匈牙利底层的伊什特万的一生。他作为前东欧阵营的男性移民在伦敦的生活经历，反映了英国脱欧前后的社会现实。
小说从15岁的伊什特万在匈牙利一处公寓社区的生活开始，经过监狱、战场，到了伦敦超级富豪的社交圈，又回到匈牙利小镇母亲的公寓，人生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起点。他学习的是战略管理畅销书《制胜：战略到底如何运作》，该书的核心主张是将战略理解为一系列彼此关联的选择。然而，伊什特万的一生并没有多少自己的选择，他似乎在追寻什么，又被命运之手揉搓。十五岁以来的人生，更多是偶然的综合，总是在被情欲推动，又被情欲利用。两次看似由他选择的一刻，他作出了向善救人的决定，一次将他推到了阶层的顶端，一次却又让他重新回到底部。
在这部虚构人物的“传记”中，萨莱和麦克尤恩一样，也在追问，对于他人的人生，我们究竟能够知道什么？麦克尤恩是从故事结构、情节安排上来展开，而萨莱的追问体现在叙述的风格上。《肉身》通篇用的是现在时，令读者感觉犹如此时此刻，身临其境，但同时，作者并未用像《伟大的盖茨比》中尼克这样的叙述者就近观察这个同样是“从穷困到富裕”的南柯一梦；而其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也并未深入伊什特万的内心。作者刻意拉开距离，布克奖评语称其用了“极其俭省的笔墨”，不时以短句成段。伊什特万说话时经常是单个的“OK”，像是一种不知所谓的反应，是否还有更深更真实的想法却无从探究。萨莱曾在采访时提到，被简短、频繁的社交媒体影响的当代人，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他的写作风格一方面回应并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也营造出当代人尤其是男性自我表达、情感归属的困境。除了伊什特万外，《肉身》里的其他男性人物也一样孤单。
入选布克奖短名单的另两位作家的作品也和男性气质及情欲相关，本·马尔科维茨的《我们的余生》讲述一位法律教授的中年危机；安德鲁·米勒的《冬日的土地》则以一位年轻男性的自杀开篇。当代所谓的“男性危机”席卷西方世界，传统的男性气质失效，男性在社会角色和亲密关系上的失落感不断加深，而诸如安德鲁·泰特这样的网红利用年轻男性的困惑和焦虑，塑造看似强势、实则充满厌女与控制欲的“男性成功学”，宣传肌肉加金钱就是“成功男人”。2025年3月，连续剧《混沌少年时》在英国热播，集中体现了这一社会潮流在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之下对青少年的毒害。作为英语世界最受瞩目的文学奖项，一年一度的布克奖取向往往会呼应社会热议。这部以时代的文风来描绘“现代男性气质肖像”的作品得到布克奖青睐，并不令人意外。
2025年1月1日，戴维·洛奇去世；2026年1月，朱利安·巴恩斯以《离开》宣告封笔。二战前后出生、在上个世纪成名的英国作家逐次退出。高校英语文学专业的“死亡”被宣告了一次又一次。有意思的是，ChatGPT的Codex原意是木板装订成册的书，谷歌用“笔记本”，Grok源自科幻作家海因莱因的小说，而Anthropic用“俳句”“商籁体”来指人工智能模型……看到2025年英国文学能遗承给未来的作品，也许我们不需要那么焦虑：麦克尤恩笔下的汤姆或许会有他们时代的组诗。
（作者系学者、翻译家，执教于英国莱斯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