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瑰宝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程 辉：舞剧《牡丹亭》作为今年香港艺术节的闭幕大戏，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连演四场，从各方面反馈看很是成功。这次再赴香港艺术节，和以往参演或是在其他地方演出，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黎 星：香港艺术节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节之一，今年已是第54届，舞剧《牡丹亭》能够作为闭幕大戏呈现，我们剧组全体都深感荣幸。本届艺术节所有剧目中，《牡丹亭》票房位列第二。我想，这份成绩背后应该有这三方面原因，一是艺术节的观众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题材抱有浓厚兴趣；二是这些年我的作品《沙湾往事》《红楼梦》等曾在香港文化中心多次上演，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基础；第三是观众对艺术节遴选的剧目充分信任，对整体观演有一定的期待。
这次演出确实也带给我一些新的、深刻的感受。香港作为一座东西方文化深度交融的城市，现场观众既有本地市民，也有外籍人士和来自内地的戏迷。我们原本担心，很多观众会不会因为不熟悉戏曲元素以及舞蹈语汇较为含蓄而产生隔阂。演出过程中，全场格外安静，但谢幕那一刻，所有顾虑都烟消云散。香港观众不像内地观众习惯在演出过程中鼓掌，他们会把所有情绪与认可，都留在演出结束后集中释放。看着香港文化中心大剧场内三层楼的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每场谢幕时长都在五分钟以上。那一刻，我们全体演职人员都深感骄傲与欣慰。因为感受到这样一个文化融合的城市和来自世界的观众，对我们所做的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是接纳、认可和喜爱的，就会觉得这件事很值得，再次看到自己一直坚持的意义。
香港艺术节期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创意总监罗伊专程飞来看戏。他看完后说：“没想到如今中国舞台艺术的制作水准，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作为国际顶级艺术节的掌舵人，他们见识过无数优秀制作，能给出这样的评价，足以说明中国舞台艺术的完成度与成熟度已获得国际认可。这不是某一部作品的成功，而是整个行业值得深思与自豪的事。这些年我们做到了什么？为什么能做到？接下来还要做什么？这些都是这次演出带给我的思考。
有次中场休息，我们在前厅听到一位外国观众和朋友分享感受时，连用多个“so”赞叹。这让我更加确信，我们完全不必担心观众看不懂故事内容。何况戏剧的魅力本就不止于叙事，它包罗万象。空间、美学、情感、氛围，一切都蕴含其中。这次香港艺术节闭幕演出，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也让我更加明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还能走得更远、更开阔，大胆打破更多束缚与框架，因为这些文化瑰宝，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也在不断反思：为什么香港艺术节能办到第54届，培育出如此浓厚的文化氛围？他们是如何“养”出一座剧院的？热爱舞台的人都知道，“养”这个字至关重要，不是单纯指让剧院维持运转，而是让它拥有鲜活的生命力与真正的艺术人文气息。走进剧场，就能感受到那种被时光浸润的艺术气场，如同文玩包浆一般日积月累的滋养。从台前到幕后，有一个细节让我格外动容。演出结束，我习惯悄悄进到前厅感受氛围、听听反馈，就看到检票员亲热切与离场观众交流：“是不是很精彩呀？”“今晚过得开心吗？”“真的很好呀，好想看一看”……他们真诚地分享对演出的赞叹，甚至遗憾自己没能完整观看。那一刻，我深受触动，整座剧场里的每个人，都在为艺术而感动，工作者也因服务于热爱艺术的人们而心生自豪。这才是一座剧院被真正“养”出来的样子，身处其中的观众，又怎能不感到幸福？
程 辉：这种双向投入和倾情奉献，真是太难得了。那么艺术节组委会有没有和你们聊起过，这次邀请你们，除了你个人和团队影响力，以及《牡丹亭》的题材价值和当代表达意义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促使他们做出选择？
黎 星：如您所说，第一当然是当下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以及《牡丹亭》题材本身。第二是中国当代年轻艺术家在创作古典题材时所呈现出的当代性。我们的中华文化是一座高山，舞剧《牡丹亭》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年轻艺术家面对高山的态度与创造性呈现。另外，他们认为《牡丹亭》在舞蹈本体层面上，给出了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语汇，和我之前的《红楼梦》有明显不同，有非常大的跨越。这个跨越，他们的感受比我更强烈——因为我在戏里面，他们在外面，他们会被直接冲击到哪个点，我没法预设或预料。香港艺术节的节目总监苏国云先生去年在苏州看了《牡丹亭》首演，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舞剧对经典IP再创造、并成功实现当代转化的案例。他开心地跟我聊哪些东西是新的、哪些是旧的，哪些是解构再创的。大概是这些综合原因吧，促使艺术节决定邀请。
“淡极始知花更艳”
程 辉：确实，我看完舞剧《牡丹亭》也有同样强烈的感受。作品不仅完成了当代人对经典的认知与解读，更做出了与前人不同、且能在相当长阶段里持续成立的艺术表达。这种表达，并非指形式层面，而是深入骨子里的精神传承，真正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与力量，这一点至关重要。而跨越，不只是跨越文化、语汇、地域的精神共鸣，还有创作上的自我跨越。
黎 星：这次演出之前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艺术节组委会安排的发布会，二是去香港大学做了演前交流。我们发现，大家很在意几个问题：一个是《牡丹亭》原作——他们更了解昆曲，熟悉戏曲的感觉；另一个是觉得《牡丹亭》这么复杂的故事，你用舞蹈怎么能说得明白？我们没有去做概念化的解释，而是会跟大家交流我们创作的意象化思路，以及如何转换文本。如果只是把文学转译成舞蹈、把昆曲既定的美学转译过来，那舞蹈就只是依附于别的艺术形式，就失去了再创造的意义。舞蹈有自己的空间：一是舞台本身的、空间美学的构成；二是留白带来的想象空间。这两个空间是我在做舞台创作时最享受、最有创造力的部分，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比如“游园”，杜丽娘在自己家的花园里看到了百花争妍。但对我来说，百花争妍最美的不是那个“妍”，而是“淡极始知花更艳”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舞台上不会看到十七八种多彩的花，只有3种极淡的颜色，但它们舞出了春天的生命力。再比如“惊梦”，你看到的不是展现翻滚爱意的双人舞，而是他们从不敢触碰开始——杜丽娘先只碰了柳枝，从柳枝慢慢引入，手掌一点点接触，再一点点身体接触，最后两个人相拥，什么也不用做，只需静静地看着对方。而“游园”的百花们这时在舞台上的舞动，就象征两个年轻的生命此刻绽放出的生命力。这一刻，人与自然相通，是生命体本身的连接，也是时间的连接。我会告诉观众：这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懵懂的爱情，不是的。我感受到的是磅礴的生命力。这也是戏剧文本不会直接写出来的那种“虚”的东西。
香港大学的学生们接受程度很高，会要求说：“那你们给我们演一演‘惊梦’的那一刻。”我们就在教室里做了一点点互动。在剧场里，距离远，观众可能会感受不到，但近了就不一样。我们演了从男女主角两个人眼神完全不接触，到杜丽娘轻轻碰到柳枝，再到两个人第一次手碰手……通过这样的互动，他们非常明确地感受到了两个人之间的情感。
程 辉：这次看《牡丹亭》，让我感觉你在舞台美学、表现手法、叙事表达上实现了大的飞越。叙事是舞剧的弱项，有些舞剧一到叙事就只是用哑剧形体甚至笨拙地用字幕来交代。你在《牡丹亭》里找到了一种人物关系，就像你形容的柳梦梅和杜丽娘初相见时一点一滴的细节。你用人物的行为关系来传递他们的思维和情感变化，传递事件的流转。个体舞者以及他们之间，和群舞之间的独舞、共舞，都不是某种舞蹈样式，更像是在用肢体对话，能让观众生动感受到角色之间发生着什么、怎样地变化着。你是如何找到这种“用无声肢体传递复杂情感”感觉的？
黎 星：您的这个问题触及了一个很实质的东西——舞剧的编剧是什么？没有其他人能写舞剧的台本，除了导演本人。舞剧的文学编剧，只是给你一个故事结构、一个大纲、一个脉络。从文本转换成舞剧的台本，需要进一步把所有的细节问题构思好，才是完整意义的舞剧编剧，才能进排练厅。
无论《红楼梦》还是《牡丹亭》，曹雪芹和汤显祖的文本已是时间留下的宝贵遗产。今天要将它们改编为舞台台本，首先要确认：面对经典，作为当代人，我想要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不是爱情——爱情是既定的，即便这两部作品都逃不开爱情，但那一定不是我要说的。思来想去，我意识到想说的其实是年轻人的生命力，是对生命力的渴望。更具体地说，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人对自身生命力的感知与追求——年轻人一旦感知到这点，便想奋力抓住它，既是生命力本身，也是自由意志的觉醒。确定了这一点，我才开始着手整理文本。
有人问我，《牡丹亭》和《红楼梦》的剧本是怎么做的，我就回家把手写的《牡丹亭》本子拿出来看——我现在还保留着手写剧本的习惯。翻到“游园前夜”这一场，杜丽娘拿到春香给的一枝花。我写的是：丽娘在房间里反复踱步，拿着一枝牡丹花。从未有过的香味，从未有过的形态、姿态，让她着迷万分。她坐在那里看入了迷……突然一阵风把门窗吹开，她把花放到椅子上，去关那扇窗。关窗时，丽娘被月光吸引，顿住了——她看到了月光，看到了月光下的自己。片刻，她关上窗，回到镜前。镜中映出的，是一个正值妙龄的少女。时间仿佛定住了。舞台上，突然一束红光升起。凳子上，牡丹花不见了，一个花神静静坐在那里——她是时间的化身，看见又一个少女即将绽放，也即将凋谢、枯萎。她缓缓走过去，轻轻抚摸丽娘的脸，然后打开柜门，取出丽娘游园要穿的那件新衣裳。丽娘对着那件衣裳，有一段内心独白。后来，丽娘沉沉睡去。花神走到台口，转身面对观众让大家不要去吵醒这个美梦。粉墙从四面合拢，关上最后一扇门，这扇门又变成游园即将踏入的那扇门。我甚至写到了：丽娘游园时推开那扇门，一束白光打过来，像宇宙的万有引力一样吸引着她进去。她进去的那一秒，最响亮的声音是门被关上的声音。这些画面，在我还没进排练厅的时候就已经在脑海里了。
就是这样——我把每一个动作细节，包括舞美动效，都写进了本子里。二十多幕都如此。等我在进入排练时，就只需要考虑：演员的舞蹈语汇是否表达了我所说的那个意境？是否准确传达了我想要的感觉？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个创作者都必须得这么写。我是要求自己写的时候，心里先清楚：我能否用肢体表达出我想说的意思？比如，丽娘对游园的期待，她的行为能不能把这种期待表现出来？再比如，能不能在一秒之间，“游园前夜的闺房”就变成“即将游园的那扇门”？只有在自己可感的想象逻辑中完成推演，我才明了舞台上能否被呈现。
创作没有捷径可走，特别是舞剧。我从头到尾写完一遍《牡丹亭》的台本后，又有了新想法，就又写了一遍。第二遍我觉得很细了，差不多了。后来又觉得有些东西还可以写，当时手边没有新的本子，我就拿出之前《红楼梦》的本子。我写东西有个习惯，就是只写A面，B面是空的。所以想再写一遍《牡丹亭》，就在《红楼梦》台本的B面上写。当写完《牡丹亭》收尾的时候，本子的另一面竟然是《红楼梦》的最后一幕“花葬”，两个本子的终章在那瞬间重合了。那一刻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特别兴奋，立刻给伙伴们发信息——别人不知道你兴奋什么，但创作伙伴知道。
交出的每一份答卷，都应当是对舞台、对观众最真诚的回馈
程 辉：中华文明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吸纳、融合外来文明成果，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与互鉴也从未中断。《牡丹亭》具备当代性，同时有着世界性，也是意义更广的心灵感应。这让我想到了你之前推出的《禾戏剧·大师之夜》，舞台上中国优秀舞者们倾情参与到国际舞蹈大师的现代舞作品中，别具风采，这也是在寻找一种相互感应的路径吗？
黎 星：对，我们邀请国外顶尖的舞蹈家到中国来一起创作。刚开始，大家也不清楚在一起到底能做成什么样，会走到哪儿去。因为它是一个很新的形式。中国舞者有罗昱文，他是北京歌剧舞剧院首席舞者，还有深圳歌剧舞剧院的首席张娅姝等。这些国家级水准的院团首席，把已有的东西放下来，组成了一个团队做这件事。结果尚未可知，但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热能量投入到艺术本身，这也给了我很强的信心：大家都愿倾情倾力付出，这就是年轻人的态度。
程 辉：你一直在一步步构建属于自己的舞蹈理想国，现在它真的有了理想国的初模样——彼此因热爱相聚，形成了心向往之的创作生态与合作生态。做完这一系列演出之后，是不是有很多人向你表达，希望未来能加入你的这些计划？
黎 星：《牡丹亭》的另一组主演——黄慧慧、王盛熙、马驰，他们3个人是2024年11月进组的。那个时候他们是大四的学生，《牡丹亭》首演时，他们还没有毕业。我们邀请他们进剧组，同时也邀请他们进入我们整个禾生团队。他们3个都是上一届毕业生里的佼佼者，好几个顶尖团体都给他们发出了入职邀请，但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来我们这里，我们还是蛮惊讶的。所以，我给自己的要求是：第一，要照顾好他们；第二，不要有条条框框的限制，让他们可以尽情在艺术的海洋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今年又到了毕业季，有很多院校的毕业生，他们在问：“怎么样可以去禾生？”我很开心，因为我们能让他们意识到，毕业除了进院团以外，又多了一种选择。就像搞创作，除了舞剧、舞蹈剧场，你又多了一些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才是生命力——永远会有新的东西产生，大家永远都在寻找新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才是最有意思的。
程 辉：如今你已经成长为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创作者。站在当下，回望来路，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还有哪些即刻要做的？
黎 星：咱们每次谈话，我都会想到军艺。我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打下的坚实基础。很多看似细小的习惯，已经成为我的职业坚守。比如，无论在哪个剧场演出，我们离开化妆间时，一定会清理得干干净净，保持进场时的原样；演员从舞台退出到侧台，要退到两米之外身体才能放松……这些听起来都是小事，却是军艺带给我的，而且我也一直用这样的标准要求每个剧组。无论在哪里演出，你去我们侧台看一看，绝不会有演员穿着戏服躺卧、玩手机。我们绝不允许带手机进入侧台。别人登台演出，其他人就都在一旁认真观看台上的表演，不会交头接耳闲聊天。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养成，是一点点严格要求出来的，而这份严谨与自律，最根本的源头，就是军艺给我的教育。
参加这次艺术节之后，本来还有些马上要做的新创计划，但我反复思考后决定要慢下来，有些事先放一放。我觉得中国的舞剧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大家共同把蛋糕做大，观众培育起来了，但也要警惕不要太着急，不要看到繁荣就一哄而上，从而忽略了品质才是取得成绩的根本。至少自己要沉一沉，我交出的每一份答卷，都应当是我对舞台、对观众最真诚的回馈。我也会尝试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大家应该不久就能知道。
程 辉：几年前你提到过要打造一个平台，让更多的舞者能够心无旁骛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如今，这个平台怎么样了？
黎 星：我很幸运，能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热爱舞台和创作的朋友，正是因为有这些优秀的舞者和制作人跟我一起搭建，这个平台已经逐渐有了雏形。目前，它的软架构已经完成，叫“禾生文化”，是包含着四个不同板块的主体。第一个板块叫“禾戏剧”，负责创制。第二个叫“禾生艺术家”，可以说是演员团队。第三个叫“禾空间”，主要是做课程，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共享型的资源。第四个叫“禾星像”，负责IP开发和艺人经纪。打造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舞者不再为生存、资源、推广这些创作之外的事情分心。过去我们常常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选择，现在我想用“禾生”把制作、演出、培训、经纪这些环节打通，形成一个可以自我生长的创作生态。这样，舞者可以专注于身体和表达本身，把每一份热爱都变成真正能留在舞台上的作品。
（程辉系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