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是岁月的脊梁，是文明的底色。它蕴含最朴素的光荣，承载最崇高的信仰，孕育最伟大的力量，绽放最动人的美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历经制度变革、产业升级、城乡转型、科技革命与民族复兴的伟大跨越，农业农耕、工业重工、城市基建等传统劳动形态迭代升级，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数字服务等新型劳动形态蓬勃兴起，劳动者的阶层结构、职业身份、精神风貌与生存状态发生深刻变革。
美术作品作为时代的视觉镜像，其塑造的劳动者形象同步呈现鲜明的发展性之变：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昂扬的工农群像，到新时期人文自觉下的平凡个体肖像，再到新时代大国工匠、科技工作者等多元群像，造型风格、叙事逻辑、审美取向与人文视角持续革新。与此同时，以劳动者为表现对象的美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秉持劳动光荣、实干兴邦的价值内核，坚守现实主义艺术道路与家国情怀、民族风骨，劳动者形象塑造的精神底色始终未变。“变”与“不变”辩证共生，共同构筑起新中国劳动者美术形象的图像谱系。
劳动者形象的“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术创作全面践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根本方向，艺术家深入工厂、农村、矿山、边疆，以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塑造翻身解放、朝气蓬勃、充满建设激情的劳动者典型群像。此类美术创作题材聚焦传统农耕农民、钢铁产业工人、基建勘探队伍、妇女劳动者，以宏大集体叙事为主，强化时代共性，人物造型健美挺拔、色彩明快饱满、构图昂扬壮阔，凸显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昂扬斗志。刘文西《祖孙四代》（1962年，中国画）、方增先《粒粒皆辛苦》（1955年，中国画）、王文彬《夯歌》（1962年，油画）等经典作品，将劳动者形象高度典型化、精神理想化，成为该时期的鲜明标识。
1966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劳动题材美术高度依附革命叙事，劳动者形象与革命战士形象深度融合，人物造型呈现出标准化、程式化特征。工农形象多为身材高大健硕、神情坚毅刚毅、姿态昂扬奋进的统一范式，作品的艺术个性相对弱化，风格高度统一。
从1978年至2012年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美术创作实现重大审美转型，大量作品转向对个体生命的表达，创作风格从理想美化转向现实写实，从政治叙事转向人文关怀，劳动者形象的个体性与人性温度成为创作表现的核心。这一时期的作品聚焦普通人的命运与生活百态，彰显人文自觉下的新的时代特质。譬如，罗中立《父亲》（1980年，油画）、广廷渤《钢水·汗水》（1981年，油画）、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1982年，油画）、詹建俊《潮》（1984年，油画）、王玉珏《卖花姑娘》（1984年，中国画）等经典之作，开启了聚焦劳动者个体的人文审美新时期，标志着中国美术从集体宏大叙事走向对普通人的生命关怀，叙事更为开放和深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随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型，现代农业提质发展，高端制造、航空航天、数字科技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劳动者群体从体力型向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智慧型转变，劳模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美术紧扣民族复兴主题，全面聚焦包括新型劳动者群体在内的全体劳动者，在题材广度、形象厚度、精神高度与艺术深度上实现全方位突破，劳动者形象塑造完成历史性变革。与此同时，新文艺群体作为新生创作力量，以独特视角、多样媒介与灵活的创作姿态，扎根基层劳动现场，丰富了劳动者形象的塑造维度，拓展了劳动美术的生态格局。譬如，表现新型劳动者群体方面，聚焦国产大飞机研发制造团队协同劳作的范春晓《中国制造走向世界——C919大飞机》（2019年，中国画），聚焦太湖生态治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商亚东《最美太湖水》（2021年，油画），聚焦屠呦呦科研团队的马蕾、张彩翼《呦呦鹿鸣》（2019年，坦培拉），聚焦乡村农民直播带货、线上销售农产品的郭健濂、褚朱炯《互联网的春天——农村电商》（2019年，油画），聚焦武汉长江大桥基建工人齐心协力的曹丹铜《阳光下的大桥浇筑工》（2019年，版画），聚焦企业家在摩天大厦中的办公室商讨“云服务”的王鹏《云端时代》（2024年，中国画），以及新文艺群体美术创作中，聚焦渔民与大海融为一体、互为构成的郑红飞《渔之歌》（2019年，农民画），聚焦湘西锻工劳作场景的戴岩贵《铁火焠心》（2024年，油画）等优秀作品，其中的新时代劳动者形象，承载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劳动精神。这些美术作品中的劳动者形象，既是鲜活的职业个体，更是民族复兴的奋斗者，体现了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有机统一。
劳动者形象的“不变”
历经70余载时代的巨变与审美更迭，新中国美术中劳动者形象的外在形态不断革新，但五个核心本质始终未变，构成劳动题材美术一脉相承的精神根基，彰显出跨越时代的精神张力。
其一，人民主体性永恒不变，劳动者始终是艺术表达的第一主角。新中国美术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劳动者始终占据艺术创作的中心地位，工农大众、普通建设者始终是视觉表达的核心。从工农群像到多元劳动者，文艺创作始终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造像，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追求贯穿始终。这一特质在新文艺群体的创作中同样鲜明，其聚焦的基层劳动者、小众行业从业者，进一步拓展了劳动者形象的表现领域，让艺术表达更具全面性。
其二，劳动崇高的价值信仰不变，“劳动最光荣”始终是创作的核心导向。70余年来，劳动题材美术创作始终歌颂劳动的伟大，崇尚劳动美德、赞美劳动创造，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集体劳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平凡奋斗劳动，还是新时代的创新匠心劳动，均坚守“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核心价值，彰显勤劳质朴的精神追求，使“劳动最光荣”成为贯穿始终的审美共识与社会共识。
其三，扎根生活的艺术道路不变，“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始终是创作准则。劳动题材美术从未脱离现实生活，所有经典作品均源于艺术家深入劳动一线的采风、写生与生活体验，拒绝空想虚构与脱离现实的表达。从刘文西扎根陕北、罗中立深入大巴山，到新时代画家走访实验室、工地、车间与乡村田间，再到新文艺群体深入基层劳动现场，艺术家始终坚守现实主义本源，记录时代劳动原貌，这是劳动者形象生动、艺术作品深刻感人的根本动力。
其四，家国担当与民族风骨不变，劳动者形象始终与国家命运、民族发展同频共振。所有劳动者形象的塑造均与家国发展紧密交织，将个体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家国情怀、赤子初心与民族精神始终是人物塑造的灵魂，使不同时期的劳动者形象均承载着鲜明的民族特质与时代担当。
其五，坚韧质朴、勤劳奉献的民族品格不变。华夏民族五千年传承的劳动美德，在新中国美术的劳动者形象中延续。无论劳动者的职业身份、技术专长如何随时代变化，其身上蕴含的勤劳踏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的民族底色始终未变，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标识。
劳动者形象塑造的时代意蕴
新中国美术中劳动者形象的“变”与“不变”，并非对立割裂，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构成美术作品中劳动者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精神内涵。
“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生产力的升级、劳动形态的迭代、城乡结构的转型、科技文明的进步与审美思想的解放，必然推动劳动者的身份、样貌、劳动场景与艺术表达持续更新。新时代以来，劳动形态从体力劳动向智慧劳动转型、从传统行业向新兴业态延伸，劳动者形象的与时俱进，使美术创作始终紧跟民族复兴步伐，成为时代发展的生动记录。新文艺群体的崛起与创作实践，也是“变”的体现，其拓展了劳动者形象的题材边界、表达形式与观察视角，为以劳动者为表现对象的美术创作注入了新的时代活力。
“不变”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人民立场、劳动信仰、家国精神、现实主义传统与民族品格，是新中国美术的立身之本，跨越70余年岁月依然永葆生命力，使不同时期的劳动者形象拥有共同的精神灵魂，形成连贯统一的新中国劳动视觉史诗。这种“不变”，确保了美术创作始终坚守文艺初心，传承民族精神，凝聚起推动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
从外在形态与时俱进、彰显时代活力的“变”，到内在精神一脉相承、筑牢文化根基的“不变”，二者辩证共生，使新中国美术中的劳动者形象既真实记录了时代变迁，又深刻传承了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程的视觉档案，推动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劳动主题美术创作格局。这些优秀的美术创作，让精神穿越时光，在丹青中永恒，在岁月中熠熠生辉。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