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王翠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院长

梁振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电视剧《春天里》总编剧

李啸洋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

主 持 人：

许 莹 本报记者

近年来，一批以劳动者为主角的影视作品脱颖而出。《山海情》《大江大河》《奔腾年代》《麓山之歌》《春天里》等作品以鲜活的劳动者形象为载体，生动镌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历程。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本报邀请三位深耕影视创作与劳动影像研究的创作者、学者，共同探讨影视作品中劳动者形象的塑造与变迁，深入挖掘劳动叙事的时代价值，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的劳动者。 ——编 者

主持人：劳动者形象始终是影视创作关注的重要领域。作为新中国摄制的第一部长篇故事片，1949年表现铁路工人抢修松花江铁桥的电影《桥》，首次在银幕上正面展示工人阶级的形象。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血，总是热的》《人到中年》，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外来妹》《情满珠江》《车间主任》等经典作品，都为观众留下了历久弥新的劳动者形象。在各位看来，这些经典作品及其塑造的劳动者形象，为何能跨越时代、深入人心？它们在劳动者形象塑造上，有着哪些共通的特点？

王翠艳：正是这批作品在劳动者形象塑造上的成功赋予它们跨越时代、深入人心的感染力。首先，这批作品的作者都有一线劳动的体验与经验，他们在创作时调动了自己真切的生活积累与情感记忆，就像鲁迅在《革命文学》中所写到的“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真实自有其力量；其次，作品中的人物达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高度，不唯是生动的“这一个”，同时也凝聚了社会转型期人物命运的共性，具有厚重的内蕴；最后，创作者善于将人物置于结构性困境中深入展现其矛盾与复杂、困惑与纠结，这样的形象符合人性本真而易获得共情。

梁振华：这些作品之所以拥有持久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们共同坚守了现实主义的立场。无论是《血，总是热的》还是《车间主任》，它们都没有回避时代转型的阵痛，而是在真实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劳动者的韧劲。这些形象成功将“个体命运”嵌入“宏大历史”。观众记住的不是某个完美英雄，而是敢于在僵化体制中突围的厂长，或是在琐碎日常中扛起责任的车间主任。他们在克服外部困难的同时，也在完成内心的跋涉与成长，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进程紧密咬合的叙事，让角色跨越年代，至今仍能唤起我们心中对于“把事做成”的朴素敬意。共通之处在于，这些形象身上都有一种“拙气”——不投机、不虚空、坚实、有力量。英雄式的光环终会褪色，但在局限中依然选择前行的勇气，却能在任何时代都击中人心。

李啸洋：这些优秀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历经时间淘洗，成功塑造了兼具时代先锋性与平民人情味的形象，聚焦改革大潮中面对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全景式呈现了改革时代的世风与人心。这些作品反映的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情形，质感扎实，创作态度诚恳。就人物塑造而言，它们告别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大全”的造神式的人物塑造方式，呈现了改革一线坚韧的劳动者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主人翁精神。

主持人：新时代以来，伴随产业升级、社会分工迭代，影视剧中的劳动者形象已从传统产业工人，拓展到科研技术人才、新业态从业者、新时代建设者等多元群体。您认为这些新时代劳动者形象，相较于此前形象，体现出哪些新的特质？近年来相关影视作品，在塑造新时代劳动者时，呈现出哪些共同的创作趋势？

王翠艳：影视剧中劳动者形象从传统产业工人向科技人才、新业态劳动者等群体的拓展，呼应了我国制造业升级、服务业扩张以及新业态兴起的现实境况，是社会结构变革在艺术创作与文化叙事中的必然反映。据我观察，这些劳动者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三个新特质：其一是“知识型劳动”受到关注，作品不仅强调劳动者的拼搏奉献，同时也注重表现他们的创新精神。《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麓山之歌》中的卫丞、《淬火年代》中的柳钧，都具有上述特点。其二是劳动者的“个体主体性”日益彰显，劳动者的拼搏精神既源于家国情怀，同时也与其渴望自我实现的职业理想息息相关。三是职业叙事和情感叙事高度融合。作品中的职业场景与职业细节更加鲜活，同时充分融入爱情、亲情、友情等情感叙事。

梁振华：如果说过去的劳动者形象更多是在时代转型的夹缝中负重前行，那么新时代的劳动者则是在技术变革的浪尖上重新定义自身。他们身上首先体现出了极强的“主体意识”。例如《春天里》的铁振国，从乡村闯入城市，他的“轴”与不服输，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人格与手艺能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这种由生存压力倒逼出的强悍人格，是新时代劳动者的显著特质。其次，技能的专业性与人的全面发展被提升到了同等地位。这几年我们在创作中明显感到，塑造劳动者已不再单纯写“苦情”与“牺牲”，而是浓墨重彩地描摹他们精湛的技艺与智慧的闪光。创作趋势上，最核心的是从“仰视的颂歌”转向“平视的对话”。创作者真正走近那些“熟悉的陌生人”时才会发现，他们的故事远不止于奔波和劳作。他们用双手改变城市，也把城市里的见闻、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回乡村；他们在进城与返乡之间穿行，连接着两种生活，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化。

“深潜”“打捞”职业群体的独特思维与情感

主持人：新时代劳动者形象在精神内核、外在形象、职业叙事等方面，较之前发生了显著转变，这背后折射出我国时代发展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在这种背景下，影视创作应如何平衡职业真实与艺术表达的关系，既还原不同职业的专业特质，又避免劳动者形象陷入符号化、悬浮化的困境？

王翠艳：避免人物形象的符号化与悬浮化是任何创作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劳动者形象的塑造尤其如此。首先要扎根现实、追求生活质感。无论是情节叙事、人物及人物关系设定还是场景设置，都要有生活质感的浸润。其次要有人性深度。不仅要展现劳动者的外部动作与行为，更要展现其内在的情感褶皱；不仅要刻画人与人、人与外部环境的冲突，更要呈现人与自我的冲突，也就是主人公灵魂的挣扎及在行动中的反思与成长。第三，保持叙事过程中的“职业密度”：将劳动者置于职业场域，让职业特有的矛盾与压力驱动故事走向。总而言之，要避免劳动者身份标签化，避免刻意煽情和强行拔高人物，避免剧作矛盾与职业处境脱节。

梁振华：这是我们在创作中面临的最大考验，也是我时常警醒的一点：拒绝架空和悬浮。平衡的关键在于“深潜”与“打捞”。职业真实不仅仅是操作流程的规范，更是该职业群体独有的思维逻辑与情感表达方式。在创作《春天里》时，我和刘汀、张辉等编剧搭档在建筑工地与工友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砌筑工、钢筋工不仅有过硬的技术行规，更有他们对待挫折与希望时极其鲜活的语言。要避免符号化，就必须在这些鲜活的语言和细节里浸泡够久。我们之所以把铁振国写得那样“轴”，把高中写得那样“拧”，并非为了概念对立，而是源于采访中真实人性的启发。艺术表达要去捕捉劳动者在遭遇名利诱惑、人生磨难时那一瞬间的犹疑与坚守。只要我们把土壤里的根须挖得足够深，细节里的血肉足够饱满，呈现出的劳动者形象就自然带有行业的专业烙印，而不会沦为空洞的赞美诗。

李啸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弘扬主旋律的影视创作中不乏优秀的劳动者形象，但部分作品陷入了套路化叙事的困境：用刻意煽情的戏剧冲突制造感动，导致形象悬浮扁平，缺乏真实的生命力。

新时代的劳动者形象塑造，应当跳出模板化表达，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既要传递主流价值的正向引导，也要直面当下社会的真实图景，回应职场生态的现实挑战，展现劳动者在时代浪潮中的机遇与勇气。《年会不能停！》《奇迹·笨小孩》等电影作品之所以收获青年观众的认可，正是因为它们以鲜活的叙事折射职场生态，让劳动者形象摆脱空洞的赞美，成为兼具专业特质与人性温度的立体表达。

新大众文艺助力劳动叙事广泛传播

主持人：当前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受众审美多元化、传播方式多样化，这既为影视作品中劳动者形象的塑造带来了新可能，也提出了新要求。这一背景下，劳动者形象影视塑造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别是什么？创作者应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王翠艳：当前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为影视劳动者叙事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前景。机遇层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艺形态更为多元、生产成本更为低廉、传播渠道更为畅通、受众审美更为包容，这四个“更”使影视从业者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也使其作品更能精准触达受众，从而有利于劳动叙事的广泛传播；其二是新媒介赋权使劳动者可以借助短视频、微短剧、微纪录片等形式记录自己的生活，真正实现了从“知识分子代言”到“劳动者自我表达”的跃迁，劳动者的生活、情感和心灵由此得到最为真切的呈现。

挑战自然也是切实存在的，主要是新媒体平台的流量导向会导致劳动内容的轻量化、娱乐化和猎奇化，快速的叙事节奏、强烈的戏剧冲突、对人物外貌与情感的过度强调等，都会消解劳动叙事的厚度与温度。

梁振华：机遇在于，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打破了以往精英视角的垄断。那些默默无闻的群体，比如我们镜头下的建筑工人，正通过短视频、新媒体等渠道以更野生、更生猛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这倒逼我们的影视创作必须拿出比现实更沸腾的故事来。挑战同样严峻。在碎片化、娱乐化的审美浪潮中，这类讲述汗水与坚守的慢叙事，很容易被流量所稀释。我们不应去迎合快消品式的感官刺激，而应利用多样化的媒介去构筑沉浸式的体验。创作者要做的，是像定海神针一样守住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在形式上勇敢吸纳新语态。让劳动者形象走进互联网语境，通过细腻的镜头，把工地宿舍、城乡路途上的那份厚重质感传播出去，让劳动者形象在多元审美中占据不可替代的“质感高地”。

李啸洋：新大众文艺丰富了劳动者的人物形象，也丰富了表达内涵的可能性。以前的影视作品中多塑造工人、农民，今天的劳动形态和职业身份更加多元化了，这些职业给影视作品塑造新的劳动者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与时代视角。当前部分短剧创作中，存在明显悬浮、娱乐化偏差，精品影视要避免把劳动者简单身份化。不少短剧中出现“千亿总裁装成外卖员和富家千金谈恋爱”的桥段，爽感是有了，但是这与现实严重不符，只是拿身份做戏，身份背后的劳动和精神空壳化了，影视作品应加强在这方面的价值引领。

主持人：新时代的劳动叙事，如何更好地贴合大众情感、传递“劳动最光荣”的主流价值？在具体创作中，如何通过细节刻画、叙事创新，让新时代劳动者故事引发广泛共情，让劳动精神真正走进观众心里？

王翠艳：“劳动最光荣”在影视作品中的实现，不能让剧中的人物喊口号，而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高超的叙事与真实的情感逻辑，让观众自己得出结论。真正有诚意、有力量的劳动叙事，需要直面劳动过程的艰辛，唯有呈现这一点，劳动者的形象才能获得情绪感染力与道德感召力。无论什么样的叙事创新，都应服从人物情感的真实，要让观众感受到劳动者真实的困惑与自豪、疲惫与梦想。劳动叙事的目的，是让观众看完作品后，对劳动更多一份温情、敬意与自豪感。

梁振华：要引发共情，首先要舍弃假大空的套话，回到以“人”为本的叙事。在创作《春天里》时，我深刻体会到，枝繁叶茂的生活才是创作最好的导师。铁振国兄妹、高中等人物，之所以能打动观众，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每个普通人都可能经历的卑微与荣光。让劳动精神走入观众心里，不能靠生硬的道理，而要靠“交付”的细节——比如，工友之间无需多言的信任，师徒之间手艺的传承。“劳动最光荣”的主流价值，应当隐藏在人物一次次咬牙坚持的“不放弃”里。让观众看到，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劳动者用以对抗虚无、确认自我价值的武器。

李啸洋：创作者要知晓当下观众的心理。影视剧苦口婆心讲劳动者的光辉事迹，观众可能会觉得与他的实际生活脱节而选择弃剧。观众关注一部影视作品，除了关注故事本身，其实更希望透过其中的故事和角色，看见自己、看见时代。新时代的劳动者故事引发共情、传递“劳动最光荣”的主流价值，不仅要有接地气的角色将观众代入特定情境中去，更要有新视角、新发现、新表达的加持。

这些劳动者形象打动人心

鲍秋吉（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重庆数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技术牵头人）：

在众多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中，我偏爱《山海情》《我在他乡挺好的》里那些并不起眼的劳动者形象，这些形象悄悄塑造了我对“劳动”二字的理解。

《山海情》讲的是一群最普通的农民和技术人员，在干旱荒凉的土地上，一点点把“黄沙地”变成“致富田”。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反复试验滴灌、调整品种，一次次失败，再一次次重来。那种“和命运死磕”的劲头，极致体现了劳动精神：条件再差，也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把每一分力气都下在工作的推进中。后来，我带队做人工智能在农业、工业上的应用，每当面对环境恶劣、数据混乱、设备落后这些现实难题时，我总会想到剧里的那些人——既不浪漫化困难，也不向困难低头，而是扎实把问题拆小，分步骤解决。

《我在他乡挺好的》中那一大群“异乡打工人”，没有宏大口号，只有地铁末班车、出租屋灯光下的勤恳与坚持。无论是外卖骑手、客服，还是写字楼里的年轻人，都是当代城市产业工人的缩影。对我触动很大的一点是：他们表面在“为公司打工”，本质上却是在为自己争取更体面的选择权。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团队管理中，会更在意工作时间的边界、公平的晋升规则和清晰的成长路径——尊重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付出，这是我作为劳动模范必须守住的底线。

如果说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什么最深的印象，那就是：劳动从来不是抽象的词语，而是无数具体的人在具体岗位上的具体坚持。他们有情绪、有脆弱，也有倔强和创造力。对我而言，这些影视形象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不断提醒自己——我所从事的数字科技与人工智能赛道的价值，不在于概念有多新，而在于是否真正改善了一线劳动者的处境。我们做的每一次算法优化、每一次流程重构，最终都应体现在工人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合理的劳动强度和更有尊严的生活上。

在这个意义上，这类题材作品既是镜子，也是标尺：它们照见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劳动身影，也为像我这样的科技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无论技术发展多快，脚步都不能离开普通劳动者的土地。

栾玉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京东物流快递员）：

我喜欢电影《铁人》，小时候就听家里人说过，铁人王进喜、铁人精神，后来看了电影，让我热血沸腾，也受到很大启发。这部电影以老一辈石油工人王进喜为原型，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恶劣环境，看的时候我感到很心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影片里最打动我的，就是王进喜和工友们那股“不怕苦、不服输”的拼劲儿。没有先进设备，他们就用肩扛手挖；没有足够的工具，他们就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王进喜喊出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话听着朴实，但那股子为了国家建设豁得出去的劲头，久久震撼着我的内心。他们把一颗心都扑在工作上，这种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老一辈劳动者最真实的写照。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快递员，看着《铁人》里的故事，我总觉得自己和他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比当年好太多了，但那份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劲头不能丢。我每天骑着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风里来雨里去，派送每一个包裹。遇到刮风下雨、因时效延误面临客户不理解的情况时，只要一想到王进喜他们在荒原上“啃硬骨头”的样子，我就觉得眼前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必须得坚持住、扛下来。

《铁人》这部电影让我明白，劳模精神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一代代劳动者的实干里传下来的。无论时代怎么变，岗位是什么，只要我们守住初心，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的。

李子禹（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高级技师）：

作为一名投身高铁智能制造事业的产业工人，电视剧《铁马豪情的日子》给了我很大触动。剧中，老一辈铁路工人是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典范。他们面对民族工业的积贫积弱与技术封锁，未曾退缩半步，从长辛店机车厂到祖国各地，他们用双手检修机车、以匠心攻克难题，在战火纷飞与艰苦岁月里点燃实业报国的奋斗火种。他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秉持“当大工匠、修最难机器、造最好火车”的坚定信念，生动诠释了老一辈产业工人的不屈不挠与自强不息。这种直面困境不低头、扎根岗位肯实干的态度，深深影响着我，也让我懂得，劳动是攻克难关的底气，坚守是成就不凡的根基。

如今我投身高铁制造，更真切体会到这种精神的传承力量。高铁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再到中国高铁领跑全球，背后是无数工程师、技术工人在实验室反复钻研、在生产线精益求精的日夜深耕。他们紧盯精密零件公差、打破核心技术壁垒、筑牢质量防线，这正是新时代产业工人对铁路工匠精神的延续，是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坚守。

我愿将《铁马豪情的日子》等优秀作品承载的劳动精神融入高铁建设岗位中，以青春为笔、劳动为墨，把个人成长与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紧密相连。深耕技术、苦练本领，在平凡岗位中追求不凡，为中国高铁自主创新、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做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新时代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