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艾 布 东乡族，新疆作协服务中心主任 龙仁青 青海省自然文学协会会长

郑风淑 朝鲜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哈 森 蒙古族，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局）蒙古语文室主任

增宝当周 藏族，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主持人：

黄尚恩 罗建森 本报记者

“每一场翻译劳作，最终都回赠了我无限的美好”

主持人：是什么契机让您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

艾 布：我是东乡族，出生于新疆伊犁。我从小学习维吾尔语，而后开始系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我走上文学翻译道路，可以说与我的语言背景以及时代机遇息息相关。我用维吾尔语进行文学创作，年轻时创作了很多诗歌。我掌握维汉双语的能力，为我日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国家不断加强对民族文化事业的扶持，特别是“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的实施，为我这样熟习双语的译者提供了将汉语文学作品译为民族文字的广阔平台。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文学翻译，30余年来，翻译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木垒河》《驻村笔记》《可可托海往事》等长篇小说和大量的诗歌散文作品，累计达数百万字。可以说，语言的学习、创作的实践与国家文化政策的推动，共同促成了我从诗人到翻译家的身份转变。

龙仁青：20世纪80年代，我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上学。端智嘉先生放弃在北京工作的优越条件，来到我们学校，成为我们的老师。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响当当的作家和翻译家，他创作的诗文集《晨曦集》是我们除课本外几乎人手一册的读物。他翻译的科幻小说《雪山魔笛》《追踪恐龙的人》（均为童恩正作品）引发我无限的遐思，也引发了我对文学翻译的好奇与向往。我至今认为，藏语当代文学创作少有科幻作品，这两部译作在藏族当代文学史上弥足珍贵。那时候，读着他的作品，将来要成为一名作家和翻译家的梦想在心中油然萌生——不只是我一个人，当时在我们班，受到端智嘉先生的影响，开始做作家梦、翻译家梦的不在少数。我们班也因此成为一个“作家班”，毕业前后，至少有10位同学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原创或翻译作品，迄今有4位同学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如果要问是什么让我走上了文学创作和翻译的道路，端智嘉先生的教导和影响至关重要。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青海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新闻翻译工作。这段时间的工作锻炼了我的翻译能力，我在业余时间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发表。当时比我低一级的万玛才旦考入西北民大（时为西北民院）的汉藏/藏汉翻译专业，开始接受正规的翻译教育，我们经常在电话里讨论有关翻译的一些见解和心得。他后来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一直想把端智嘉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请我将其翻译成汉语，为改编做好准备。我因此翻译出版了《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一书，这也是我第一次对一位作家的作品进行集中翻译。至此，翻译也成为我此生割舍不开的使命。

郑风淑：我在延边作协工作期间，看到朝鲜族作家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民族文字作品，觉得不仅要面向朝鲜族读者，更要面向全国更广大的读者宣传这些作品，促进朝鲜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就亟须将朝鲜语文学翻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文学工作者，当然有义务带头从事民族文学翻译事业，成为各民族文学交流的使者。

哈 森：说起来，那不是一个隆重的开始，更像一场安静的相遇。我本是职业翻译，用蒙古语写诗，偶尔也写汉语诗。20年前的某一天，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想把蒙古语中那些美好的诗句，带到汉语的世界里来。那一夜，我一口气译了5首短诗，贴在博客上，没想到，许多朋友读后给了我很温暖的鼓励。就这样，像草原上一朵被风不经意吹开的小花，我的文学翻译之路就这样悄悄开始了。后来回想，那甚至不是选择——是自己被什么给唤醒了。

增宝当周：我的专业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上学时喜欢读一些文学作品，也尝试翻译一些文学作品。当时做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一些佳作是非常值得推广的，应该让更多读者了解好的作品，由此慢慢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

主持人：在您翻译过的作品中，有没有哪一段文字或者哪一个故事，让您特别受到触动？

艾 布：我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其中，瑶族作家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给我带来了尤为强烈的触动。这种触动源于高度重合的生命经历与情感共鸣。我曾两次参加驻村工作，与红日一样拥有驻村干部的亲身经历，红日的驻村故事就是我的驻村故事。这种跨越地域的共情，让我对作品的理解超越了文字层面，直达情感核心。书中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隆旺村村民罗仕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罗仕林辍学务农，外出挖矿受伤，最终通过政府政策扶持，建起上百平方米的牛棚，改变了命运。这一历程中所蕴含的顽强奋斗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新疆各族群众是一致的。正是这种对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坚韧生长的书写，让我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完成了语言的转换，更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对话与情感的投注。

龙仁青：“我只看了你一眼，/你也看了我一眼，/目光相遇的瞬间，/命运就从此相连。”这是一首藏族民歌，我惊讶于它的直白简约，也惊讶于它的意蕴深刻。第一次遇到这首诗，我就有一种想把它翻译成汉语的冲动，但这简单的24个字（原诗为4句，每句6字），却把我难住了。几经斟酌、几番修饰，总算译了出来，但在美感和韵律上依然不及原诗优美。原诗中恰如其分地运用藏语普通语汇与敬语的不同，在审美上形成落差，表达了“我”的卑微和“你”的尊贵，从而把普通语汇中的“我”对被敬语簇拥着的“你”的那份痴情、真诚和仰慕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件小事儿，让我感受到了翻译的艰难，也体悟到了通过文学翻译让不同民族彼此走近、互相了解的重要性。

郑风淑：我曾经翻译过朝鲜族小说家崔国哲的长篇小说《南大川》，这是延边本土作家对家乡的描绘，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偏远的小山村南大川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书写了各色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翻译的过程中，我随着故事的推进时而悲伤、时而欢笑，一直处在兴奋、探索和再创作的状态中，在翻译中获得了审美的享受和实现不同文字转换的欣喜和成就感。

哈 森：翻译巴·拉哈巴苏荣的诗时，我被他那些饱含深情、富有音乐性和哲理质感的文字深深打动。翻译是一种深度阅读，让我的内心变得丰盈而自由。我从他的蒙古语句子里，望见了词语的海洋，也懂得了什么叫惜字如金。翻译阿云嘎的小说《满巴扎仓》时，我被一种力量推着走，16天，10多万字，一口气译完。翻译时我整个人沉醉在故事里，和小说人物相知相惜、悲喜与共，那是真正的“沉浸式翻译”。翻译完那天，我在原著上写了一段话：“向伟大的人民致敬，向智慧的作家致敬。”可以说，我译的每一部小说、每一首诗，都是我发自内心喜爱的。而每一场翻译劳作，最终都回赠了我无限的美好。

“唯有形成合力，不同民族的文学才能真正实现深度对话与共同繁荣”

主持人：在翻译实践中，您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翻译中最不能丢的东西是什么？许多民族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意境、习俗和谚语很难直译，您在实践中如何做到既不失原味，又能让更多读者读懂？

艾 布：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品翻译成民族文字，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其难点与关键，集中体现在语言、文化、审美三个维度，最难的地方在于跨越巨大的语言与文化鸿沟。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文字在各自语境下具体的内涵和外延，这样翻译起来才会生动贴切。

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是黏着语，通过丰富的后缀表达语法关系，书写方向为从右向左，与汉语的特性和方块字书写系统截然不同，长句结构的处理、虚词的转换尤为考验技巧。作品中大量的历史典故、成语、谚语、特有的民俗意象，在目标语中可能缺乏完全对应的概念，直译可能会导致读者困惑，意译又可能损耗文化韵味。最不能丢的是原作的文化精髓、文学美感与精神内核。翻译不是机械转码，而是“文学的再创作”。译者必须深入理解原作的文化背景、语言风格和人物情感，力求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审美意境、修辞力量和思想深度。

龙仁青：翻译是把一种有鲜明文化背景的文字表达，通过另一种文字，转化到其他文化背景当中。译文既要体现原文所蕴含的文化特质，又要让其他受众能够顺利地读懂、理解。这就给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需要具备一种穿越能力，不单单能够在两种文字之间自由穿越，还要在两种文字所代表的两种文化之间自由穿越。那么，能够帮助译者实现穿越的法宝是什么呢？经过多年实践，我个人的一点体会是，充分利用好翻译的异化和归化策略，在需要保留原文特质的内容和段落上，采用异化策略，在需要顺应译文读者固有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时，采用归化策略。要把异化和归化作为一种随时能够调整和转换的翻译手段，而不是非黑即白地单纯采用一种，对原文和译文所代表的文化背景毫无考虑。从这个意义来说，翻译最难的地方就是它要求你不只是个译者，还需要是个学者、文化研究者。

翻译最不能丢的，应该是翻译的忠实原则。不论采用哪种翻译策略，译文的表达一定是原封不动地来自原文，包括原文的形式、内容、体例、风格、细微的感觉等。原文中的谚语、歌谣等，我个人的经验是，采用异化和归化双向策略，既保留原文中毛茸茸的烟火味道，又顺应译文的表达习惯。

郑风淑：最不能丢的是原文的本意和译文的合理性，特别是不同民族对情感的表达、对意境的描绘都是不同的。比如，我在翻译朝鲜族作家许连顺的《魏氏祠堂》时，有一句话：“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和婆家不好相处，烦‘西集比’（朝鲜语‘婆家’的音译）都听不得‘西根起’（朝鲜语‘蒲公英’的音译）的‘西’字。”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译成“烦婆家都听不得蒲公英的蒲字”，不仅意义全无，也让人看不懂。经过苦苦思索，我译成了“连婆婆丁的婆字都听不得”。译出来后，我自己都拍案叫绝，也受到了赞扬。朝鲜族的一些谚语直译成汉语，就会很搞笑，又让人费解。要做到既不失原味，又能让更多读者读懂，就需要狠下功夫，多琢磨，反复比较，找出最贴近的词语和语句。有时为了找到最合适的译法，我会坐立不安、茶饭不思，苦苦寻求好几天才能找到。找到那个理想的译法时，所带来的喜悦和快慰又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的。

哈 森：最难的东西，是藏在语言褶皱里的情感、意境、习俗、谚语……那些没法直译的部分。直译会生硬，意译又怕丢了魂。最不能丢的，是原作的“气”。那是作品的呼吸，是作者的心跳。丢了它，再准确的翻译也是没有生命的。我的做法是：先沉进去，把自己变成原作的容器。然后在汉语里等待那个“对等的瞬间”——不是找一个词，而是找一种感觉，捕捉屠格涅夫所说的“神的君临”，也就是灵感。说到底，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既要忠实，也要勇敢。

增宝当周：翻译的难点有两个：一是翻译文化负载词和文化意象，二是翻译地方文化的细节。两者都极为重要，如果丢失了，就无法很好地体现原作的丰富意蕴。所以，在翻译一些和文化相关的词汇或篇章时，我大多是直译的，必要时会加上一些注释，尽管这样的翻译有时可能会对文本的可读性产生一点影响，但为了更好地体现原文的意味，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我还是会选择这种译法。

主持人：在您所深耕的语言文字领域，文学作品翻译的总体情况如何？您认为还需要做哪些推进的工作？

艾 布：如今，四大名著均已出版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译本，并深受读者喜爱。一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也被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民族语言，丰富了少数民族读者的精神世界。在推进相关工作方面，我认为还需要加强系统性译介工程，设立专项基金和奖励机制，有计划、成体系地组织翻译一批反映新时代成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品力作。加强文学翻译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鲁迅文学院、《民族文学》等平台作用，持续举办文学翻译培训班、改稿班等，从基层发掘和培养人才。

龙仁青：我早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对现当代藏语文学作品的汉译上，从开始的零散翻译进入对某位作家作品的集中翻译。其间我翻译了《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青稞——扎巴获奖小说选》《居·格桑的诗》《华毛诗集》《仁旦嘉措小说集》及拉先加长篇小说《等待下雪》等。后来我觉得，汉语读者可能更期待加强对藏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因而转向了对藏族古籍、传说、民谣等的译介，先后翻译了《格萨尔王传》中的《敦氏预言授记》《神岭迷藏九戏》《创世纪》等，以及《仓央嘉措诗歌》《国王修身论》《水木格言》等。近年来，先后将《孙子》《孟子》等翻译成藏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民族地区实行的双语教育，使得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不但学习掌握了本民族语言文字，也学习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此同时，汉语读者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极少，对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作品的了解，需要通过汉译去解决。因此，推动优秀民族文学作品的汉译工作，让这些作品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哈 森：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译入蒙古文，几代蒙古族翻译家做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从四大名著到现当代文学力作，都有经典译本。但从蒙古文译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相对滞后，译者队伍需要不断发展壮大。我个人觉得，当下亟须进行系统性规划。另外，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必须跟上来。翻译不只是“做出来”，还要“被看见、被讨论”。汉蒙文学互译这项工作需要多方合力，顶层设计要完善政策支持，人才方面要夯实专业培养，学术研究要深化理论探索，实践层面要推动双向互译，还要借数字技术为传统翻译赋能。唯有形成合力，不同民族的文学才能真正实现深度对话与共同繁荣。

增宝当周：总体而言，汉藏互译的文学作品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汉藏互译领域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但译作的传播力度和接受效果还不太明显。加大译作的传播力度、提升译作在目的语读者中的影响力，有助于更好推动翻译实践，也能更好促进文学交流和文化交融。

“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要担负起跨越边界、走向更广阔世界的使命”

主持人：据您观察，现在愿意从事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的年轻人多吗？您觉得坚持这项事业最需要的是什么？

艾 布：当前愿意投身民族文学翻译的青年并不多，我认为需要在政策引导和平台扶持下，持续培养新生力量。目前，新疆及外地许多院校都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本科班和研究生班，有些毕业生在文联作协下属的相关杂志工作，但数量还是比较少。中国作协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等项目，为青年创作者和译者提供了重要平台，然而，相对于庞大的文化互鉴需求，青年译者队伍仍显薄弱，且常常面临收入不稳定、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现实困难。做好民族文学翻译工作，需要外界的系统支持：一是稳定的项目与经费，通过长期、稳定的翻译资助项目，保障译者有持续的案头工作可做，并获得合理报酬；二是畅通的出版与传播渠道，确保优秀译作能够顺利出版，并通过多种媒体渠道有效传播，抵达目标读者。

龙仁青：我曾在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授课，来听课的学生除了专业相关的博士、硕士、本科生外，也有许多其他学院和专业的学生，大家提问踊跃，课堂气氛热烈。我在《青海湖》担任主编期间，曾开设“汉译”栏目发表民族文学汉译作品，从中也发现了一些热爱和积极从事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从这些案例来看，情况还是相对乐观的。

我国很早就在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掌握双语的大有人在，但却少有从事翻译工作者。我认为，这是双语教育未曾强调和重视翻译教育而造成的缺失。当下的翻译人才培养，要从学校的双语教育开始，把翻译纳入教学体系。另外，建议相关刊物、机构进一步把发现培养民族文学翻译人才纳入工作重点。

郑风淑：据我了解，愿意从事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的年轻人不多，因为翻译工作很艰苦，发表的平台也不是很多。这项事业需要国家资金支持，搭建各层级平台，设立支持项目，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翻译工作。

哈 森：文学翻译这件事，归根结底，是那些真正热爱文学、热爱翻译的人的使命。坚持它，最需要两样东西：深爱，耐得住寂寞。这不是短跑，是一场不知道终点的长跑。你翻译完一本书，可能只有几百个人读，但只要有那么一两个读者被深深打动，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值了。外界的支持，首先应该是制度性的，设立专项基金、翻译奖项。其次是平台支持，让译作有发表和出版的空间。还有一点很重要：尊重翻译的专业性。翻译需要文学修养、文化底蕴和长期训练。

增宝当周：从我个人的了解来说，从事民族文学翻译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通过翻译作品，我们能充分感受到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丰富魅力。现阶段，如果民族文学翻译能在传播渠道、出版资金和文学制度等层面增加支持的话，应该能更好促进民族文学翻译事业发展。

主持人：一部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对本民族读者和其他民族读者而言意味着什么？民族文学翻译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起到什么作用？

艾 布：一部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经过精准而富有创造力的翻译，会产生跨越民族和地域的深远影响。对本民族读者而言，译作意味着文化自信的提振与文脉的延续。通过阅读用本民族文字呈现的其他民族的优秀作品，他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多元一体，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对其他民族读者而言，译作是一扇打开新世界的窗口，读者得以领略不同民族独特的历史传说、生活哲学、审美情感和生存智慧，从而相互理解和欣赏。

民族文学翻译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连心桥”作用。一是它能够促进情感共鸣，让发生在广西山村的故事感动新疆的读者，让草原上的英雄传奇激励江南的学子。这种基于共同人性与奋斗精神的情感共鸣，是民族团结最深厚的基础。二是它能够深化文化互鉴。通过翻译，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得以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三是它服务于国家战略，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将民族文学精品译介到世界，能够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丰富多彩、和谐共生的民族文化图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龙仁青：藏族诗人班果曾经写过一首小诗，把文字比作两条各自流淌的河流，而翻译使得两条河流汇合，气势更加浩荡，流向更远的远方。在我的想象里，原创作品好似一匹骏马，当它一路驰骋，越过草原和山岭、抵达海边后，后续的前行就需要借助航船来跨越江河海洋，这艘航船就是翻译。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不只是对民族文化的展示，更要担负起跨越边界、走向更广阔世界的使命。

郑风淑：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可以对弘扬民族文化、陶冶读者情操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其他民族的读者也能够从中了解未知的民族文化、风俗、风情等，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

哈 森：对本民族读者，它是一面镜子，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模样，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熟悉的故事里确认“我是谁”；对其他民族读者，它是一扇窗，让他们看见另一种生活的美与智慧，明白“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笑有泪，又如此独特”。

民族文学翻译本质上是在做一件很朴素的事：让不同语言的人坐下来，听彼此讲故事。当一个彝族读者被蒙古族史诗打动，当一个汉族读者为藏族歌谣落泪，那些无形的隔阂就开始融化了。一座桥的意义，不是让两岸变成一样，而是让两岸能够相遇。我想，这就是民族文学翻译最深层的价值。

增宝当周：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肩负着促进相互沟通理解的使命。民族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推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原作和译作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互为丰富，不仅彰显了民族文学的多元审美构成，更共同缔造了中国文学共进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