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历史叙事领域当中，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无疑是极为耀眼的存在。作为畅销全球的作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塔奇曼打破了大众与精英、历史与文学的界限。1966年3月6日，在纽约先驱论坛图书周上演讲时，塔奇曼表达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历史学家”的理想。事实也是如此，她独特的历史叙事的艺术性跳出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范式。
巴巴拉·塔奇曼出生于纽约，1933年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原哈佛大学女子学院），获得农业学士学位后自学历史。她早年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国家》杂志记者，二战期间在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这些经历为她的历史写作提供了先天资源与便利条件。1956年塔奇曼以处女作《圣经与利剑》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1963年和1972年又分别凭借《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此外，她还著有《齐默尔曼电报》《骄傲之塔》《远方之镜》《历史的技艺》等多部作品。
塔奇曼认为创造性过程由三部分组成——艺术家用以察觉真相的洞察力、有效的艺术表达手段以及设计或结构。而且，想象力、洞察力、同理心和表达力，无论对于优秀的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来说，都是必备素养。尽管向来被归于非虚构作家的范畴，她却对“非虚构”这一定义的局限性保持警惕，坚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叙述者，叙述的是真正而非虚构的故事”。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言：“我认为没有理由老是把这个词（艺术家）限定于小说和诗歌的作者而将其他人归于‘非虚构类’，这样一来，我们就像是滞销产品了。我不认为自己是个‘非什么东西’，我希望能够想出一个词取代‘非虚构类’……‘现实的作家’是离我所想要的最切近的用法。” 塔奇曼对创造性的强调及其对“非虚构作家”标签的抗拒，彰显了她创作理念的核心：拒绝将历史写作置于文学艺术的次席，而这恰恰为理解她独特的历史写作艺术打开了一个关键的切口。
还原历史的“现场感”
塔奇曼历史叙述的艺术性有赖于她的想象力与洞察力。在考证与整合史料细节的基础上，她会对材料进行充分筛选，将自己察觉到的历史真相传达给读者。
通过塔奇曼对一战时期大量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八月炮火》与《齐默尔曼电报》应运而生。“在与历史打交道这么多年后，我一直认为时钟在1914年那年卡住不动了……在寻找写书题材的过程中，我感觉1914年绝对是个好题目。”《八月炮火》写的是信息误判如何酿成世界大战，塔奇曼并不是通过史料铺陈机械地展示历史局限性，而是抽丝剥茧地向读者展示，面对有限的时间与不完整的资讯，决策者们做出选择时的孤立无援。最关键的是，每一个后来被历史判定为失误的决策，在当时当地对当事人来说几乎都是正当的，甚至埋藏着无可指责乃至迫不得已的理由。
《八月炮火》中，塔奇曼从1914年8月切入，描摹塞尔维亚危机如何像石子激起涟漪一样，经过曲折复杂的“管道”在大国间传播，铺陈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如何像在进行庄严的宗教仪式般有条不紊地拨动了“施里芬计划”的齿轮，揭示法国将军对“进攻”的信仰如何从刺刀冲锋中迸发，讲述道义、恐惧以及政治政策如何引发伦敦内阁会议中无休止的争论……通过塔奇曼的笔触，读者甚至能感受到欧洲各国彼时的潮湿空气，能触摸到被外交官们深夜凝视着的孤灯。在书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知全能的，在历史的巨轮之下，在传统与现实的倾轧之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层层叠叠的资讯偏差终于堆叠出雪崩之势，大战一触即发。
就这样，塔奇曼无限接近“临场”的写作拓宽了作品的历史感，同时还为“偶然性”和“个人能动性”提供了合理解释。“各国被困在一个陷阱里，这是一个因战争头三十天没能决出胜负而形成的陷阱，这个陷阱过去没有出路，现在仍然没有出路。”以史为鉴，塔奇曼敦促我们要谦逊地面对曾经存在的一切：前人也和我们一样，曾经生活在一个悬念迭出的世界中，他们做出的每一个判断，无论当下看来明智与否，都实实在在地决定着无数人的命运。
历史叙事技巧的构建
塔奇曼历史叙述的艺术性与她有意识地通过语言和结构增添叙事魅力息息相关。她并非通过搭建宏观的理论视角来评判历史，而是充分发挥叙事功力来令读者折服。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每一处精细化的描写、每一个历史的细节，都经过了精心筛选和编排，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中，她架起了长焦距镜头，试图“从那个年代丰富的异质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展现出一战前那个时代的“特质”和“灵魂”。这部作品并非由连贯的时间或故事情节构成，更像是几幅巨型画像，每一个章节都详尽描绘了战前世界的某个侧面。塔奇曼将它们并置在一起，共同构成“骄傲之塔”的全景——科技日新月异，经济繁荣发达，文化艺术丰富迭代，共同构筑出人类文明登顶的信心。塔奇曼看见了繁荣和自信之下潜伏着巨大危机。世界长期的和平稳定滋生了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思维惰性，社会内部巨大的危机被繁荣所掩盖，国与国之间危险的失衡被披上了外交礼仪的外衣，改革建议招致既得利益者反感的叫嚷，以至于整个塔楼如同失去了根基一般摇摇欲坠。
而在《齐默尔曼电报》一书中，塔奇曼则从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微小”事件——一封电报切入。1917年1月17日，一封秘密电报由德国发往墨西哥，建议双方结盟以联合对抗美国。塔奇曼的笔下，各国的博弈与权衡展现得淋漓尽致：德国人的鲁莽与官僚体制运作的日常；英国海军情报处“第40号房间”里天才的密码破译实战以及“情报表演”；华盛顿白宫威尔逊总统中立态度破灭，美国随即在4月对德宣战；墨西哥也为此成立了专业军事委员会，评估“和平”提议的可行性。
一封电报，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历史的走向。在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中，这封电报被卷入不同的权力体系中，各方势力各有解读的立场，进而采取了捍卫各自利益的举措。同一封电报，对英国是政治上的“福音”，对美国是道德上的背叛，对德国则是一场致命的愚蠢。这个看似偶然的插曲，却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真理：误读与臆断并行，猜疑与制度纠缠，人类始终无法摆脱利益权衡。世界历史，有时并非被宏大的理念所推动，而是由一根细小的齿杆在悄然间改变了方向。
在公共领域捍卫历史的复杂性
在信息泛滥而注意力稀缺的当下，我们置身于一个事实让位于观点、观点让位于情绪的环境中，急于下定论者多，耐心思考者少。在公共讨论中，历史常被简化归因——大众试图找出某个“罪魁祸首”，以今日的眼光加以批判后便盖棺定论。
正因如此，巴巴拉·塔奇曼的写作才更彰显出其公共价值。她的抵抗，首先在于拒绝为历史给出单一的答案。她不是简单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贴上“帝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标签，而是在尽可能还原真相的前提下引领读者思考历史的复杂性：国家命运与个人抉择、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人类的理性与盲目……阅读塔奇曼，就是在历史中认识人类是如何在具体的情势与认知局限中，一步步做出判断和选择的。
塔奇曼曾写道：“我们只能像三四千年前那样，有时云开初霁，有时阴云密布，时而辉煌壮丽，时而衰落沉沦，就此稀里糊涂得过且过罢了。”她通过一生的创作，确认“讲故事”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在一个支离破碎、意义消解的时代，凭着对史料近乎偏执的耐心，将沉睡在档案室中的人、事、物重构成作品中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和一件件引人深思的历史事件。
谈过去绝不是怀古，而是人类理解当下、面向未来的必备功课。记忆的歪曲和遗忘，会让个体迷路，让我们的文明丧失敦实的根基。塔奇曼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恒久弥坚的禀赋、一种于万籁中默然的凝听、一种于纷纭错杂中探寻的能量、一种在喧嚣鼎沸中对不确定性的谦卑和敬畏。她以这样一种言说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沉淀在时间长河中的人和物的关注，或许这便是塔奇曼历史写作艺术性的魅力所在——为后来人照亮一条理解历史的路。
（邢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郭英剑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