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小说，发表的作品大多以新疆的戈壁滩为背景，主角也都是那些在边疆屯垦戍边的男女。可能是因为想象力有限，我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我的父母以及姨姨和舅舅，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胶东半岛来到天山脚下，先后加入到兵团农场屯垦戍边的队伍中。我是在两岁时跟随父母来到了准噶尔盆地玛纳斯河畔的“下野地”，成为垦荒二代。塞满少年记忆的那些事，除了开荒、播种、定苗、除草、割麦子、拾棉花外，就是打柴火、偷瓜果、摘沙枣、追野兔了。因为赶上动荡年代，该读书时没能好好读书，文学名著更是少有接触。到20岁时，读过的书，扳着指头可以算得过来。先天营养不足，加之天赋也不够，写起小说来，自然就困难不少。只是太喜欢、太热爱了。几十年间，不管是在地里干活、在学校当代课老师、在大学校园读书，还是在报社当记者、在杂志社当编辑，手中的一支笔，怎么也不肯放下。日积月累，倒也发表了数量不少的小说。不过，每每面对那些署着自己名字的印刷品时，心中常常感到的不是欣喜，反而总觉得讲的故事还不够精彩，塑造的人物还不够丰满，表达的思想还不够深刻，揭示的人性还不够复杂。总想着再努力一下，让自己写作生涯的那个句号，能画得大一点，圆一点。尤其是进入老年后，这种紧迫感便越发强烈。

2023年，我动笔写《垦荒》，讲的还是屯垦者的故事，但与2002年写《白豆》时，无论是个人心境还是时代环境，都有了很大变化。那个农场所在地，是养育我的地方，被正式命名为一座新城（胡杨河市）。我的父母以及他们那一辈的拓荒者，几乎都已先后离世，化为一捧骨灰，长眠于他们挥洒过汗水的沙土地里。而当年与我一同在田埂边玩耍、一同长大的伙伴们，如今也全成了领取退休金的老者，在和父辈一起建成的家园里安度晚年。在我从小长大的那个生产连队的旧址处，我拥有了一个工作室。这使我在自己的精神故乡，重新拥有了一个家，可以边亲近泥土，边读书写作。一片戈壁，先是变成了绿洲，后又变成了一座城市。这个奇迹，作为亲历者、见证者和写作者，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只是，该怎么写，仍然是个问题。过往岁月中的苦难，我们永远都不该遗忘。但是，在进行反思的同时，是不是也该让那些伟大的坚强和善良、无私的奉献和牺牲，被看见、被记住、被颂扬？真实的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它既有严冬的酷寒与凛冽，也拥有春天的和风与暖阳。我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写作，或许有时过于愤懑与激动，缺失了文学本该有的客观冷静与理性思考。于是，在《垦荒》中，就有了以前从没出现过的主人公秦川谷。作为下野地“胡杨滩农场”的创始者，他带领着一群人，在有生之年把一片荒原变成了一座城市，让理想变成现实。

这部小说的初稿，我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便已完成。前前后后反复修改的过程，耗费了差不多三年时光。这在我以往的小说创作经历中是没有过的。从最初20多万字的篇幅，增删修改至40多万字。在整个打磨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故事的整体结构、梳理与深化人物之间的关系，突出悲壮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对屯垦者生活的描述，如何具体生动而又真实，更是修改的重点。其中一些情节和细节，完全取自亲身经历。这么做，和创作技巧无关，主要是想把一些怎么也忘不掉的人和事，用文字存留下来。高中毕业后，我当了四年农工。农场的活，不但全会干，还样样干得好。是高考的恢复让我脱离了体力劳作，可更多的老一辈和我的同辈，在戈壁滩上干了一辈子。他们中有老红军、老八路，有知识分子、支边青年，甚至还有逃荒者、落难者。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屯垦者。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不该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湮没于历史的尘烟里。他们应该被发现、被颂扬。

这部作品，是献给父辈的，也是献给自己和同辈人的，更是献给所有屯垦者的。我不敢说它是我写得最好的一部，但肯定与以前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都不同。这是从我一开始就想要写的一部小说。或者说，我之前写的那么多，都是在为创作这部小说做准备。当这部小说终于发表并出版之后，让我在步入古稀之年时，心里踏实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