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青年，是伴随着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时代而生的“数字原住民”。近年来，文学期刊多设有专门栏目以鼓励青年作者，如《芙蓉》的“00后小说小辑”、《作品》的“网生代”、《百花洲》的“新锐·出发”，《红岩》《延河》《清明》也陆续发表了Z世代作者或泛Z世代作者的相关作品，标志着Z世代正以较为集中的方式进入文学现场。这些作品表现的不仅是年轻一代的生活经验，更是网络时代、学校环境以及期刊机制交织之下Z世代写作的真实样本。
可以看到，Z世代写作以积极的姿态汇入了新大众文艺的现实版图。首先，这些作品使文学的主题覆盖年轻一代的日常生活，并从日常的细部折射出独特的时代经验。如任源的小说《多肉植物手记》（《作品》2026年第3期），讲述大学宿舍的夏日生活，娓娓道来的琐碎日常中贯穿着留学、实习、求职与考试的焦灼，同时也蕴含了同辈竞争的压力与疲惫。小说的叙述中穿插着“我”的多肉植物观察记录。这棵多肉植物既是“我”的陪伴物，也是“我”的精神外化。其从枯萎、复生到迁移的过程，也象征着“我”的自我照护。这种琐碎的经验，清晰传递出Z世代的自我实现压力。顾湘的《月亮上有座桥》（《百花洲》2026年第2期）通过母亲照护孤独症孩子的经历，呈现了女性身体、家庭责任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多种困境。郭伊格的《杀破狼》（《芙蓉》2026年第3期）表现了AI时代的青年人在资本逻辑、个人前途与真情之间的艰难抉择。这些作品从微观维度出发，捕捉并呈现Z世代独特的生命体验，更关注普通人如何在具体生活中与身处的时代发生关联。
Z世代写作大量调用“类型文学”的多样资源，如杜峤的《沧海一声笑》（《芙蓉》2026年第3期）以同题粤语歌为标题，融合武侠、港片以及以配音工业为代表的粤语流行文化，呈现青年一代如何通过声音与影像回到过去、勾勒自我，并通过“江湖”建构身份认同。小说中的“声音”不仅是一种情节线索，也是一种媒介记忆，承载着人物通过影视、歌曲与模仿“拼接”出的过往的文化经验。因此，这不是简单写一代人的怀旧，而是“媒介化怀旧”，这类作品所叙述的不是亲历的历史，而是经由声音、影像以及网络传播“再生产”出来的记忆。陈菱萱的《山羊岁月》（《芙蓉》2026年第3期）借用了动物寓言、“后人类科幻”以及反乌托邦叙事的资源，将对劳动制度与职场规训的讽刺移植到羊类社会之中。乙札的《万安寺》（《作品》2026年第4期）不是典型的悬疑或奇幻小说，而是运用寓言、传说以及传统类型叙事的“救赎”结构，将古典题材组织为一个介于记忆、信仰与传说之间的叙事场域。这也意味着“网生代”的年轻作者正在借助类型化的文化资源，将武侠、悬疑、科幻、游戏作为表达生活的工具，营造出一种中间性的表达方式。
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被表达？Z世代的青年写作正在尝试回答这些关乎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崔故的《寻找最佳主角》（《百花洲》2026年第1期）从一场小说“抄袭”的指认事件展开。吴风指认“我”的小说抄袭了他的旧作，“我”则为了自证清白而查找旧书、追问梦境，尝试发现文本的真正来源。随着调查的持续推进，“我”逐渐发现吴风的小说也与他人的梦境、记忆以及现实经历互相缠绕。于是，作品的焦点便从抄袭纠纷转向“元小说”维度的追问——经验被转述、改写并作为文学发表的过程中，谁有资格进行讲述，谁又该为讲述承担责任？与之相近，张喆的《空白》（《作品》2026年第3期）与张梦麟的《小说家的马》（《作品》2026年第1期）也是带有“元小说”意味的尝试。《空白》通过“空白书写大赛”的荒诞设定考察写作的意义，呈现出Z世代对文学评价规则、意义制造机制的追问——生活于“表达过剩”的时代环境中，“无内容”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表达？《小说家的马》则追问作者、人物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亦即不仅叙述者控制故事，故事也同时控制着叙述者。这种实验性尝试虽然大胆地测试了叙事的边界，但也容易因叙事结构的精巧而削弱现实经验的厚度。
此外，Z世代写作还呈现出一些其他特征。首先是女性经验的突出体现。除之前提及的《月亮上有座桥》，其他如《书之事》（《百花洲》2026年第2期）关注女性知识传统，《无名叙事信三封》（《作品》2026年第1期）则探讨传统性别伦理。这类写作经验的多样性与深刻性也说明Z世代女性写作并不只是个人情绪的简单宣泄，而是女性与历史、知识、伦理之间关系的再审视与再解读。其次，地方经验也是Z世代写作的内容之一。如《南门路》（《作品》2026年第5期）写地方街道、饮食、民俗与生活记忆，勾勒出丰富而具体的生活纹理；《不适之地》（《作品》2026年第2期）则写返乡青年体验到的隔膜、失根与代际失语——城市没有完全接纳年轻人，乡村也难以再度安放他们的身心。这样的返乡经验，与大量青年流动于城市、县城、乡村之间的现实紧密相连。
综合观察，近期许多刊物中的Z世代写作体现了年轻作者如何从现代媒介形式中探索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些作品勾勒的，正是新大众文艺青年面向的发展图景。这不是文学向大众的单向传播，而是大众生活、媒介环境与青年写作共同作用之下的全新场域。这一形式不限于表现宏大主题，也不完全遵循传统现实主义创作路径，而是从日常生活的细部出发，将普通年轻人的生命体验、内心情绪以及表达焦虑带入文学之中。不过，部分作品仍然存在结构先行、设定先行、概念先行的问题，部分作品过于关注形式的先锋性，但对现实的开掘还停留于表层，人物的丰富度、复杂度不足，这都需要写作者不断积累生活经验才能有所突破。正如连忠照的《我是从羊圈里走出来的作家》（《延河》2026年第3期）所说：“文学离我们很远，人首先要面对的是生活。”
（林润楷系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助教，郭超系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