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多年，但在科幻创作领域，我算是晚入行的迟到者。将科幻纳入我的写作范畴，实际上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

我第一次写出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是在2011年，那时我在出版社工作，上班打卡从纸质卡片改成了指纹打卡。我意识到，科学技术已经开始更加精准地管控我们的身体。在这种思考之下，我写了一篇小说，叫《没有指纹的人》，设想如果一个人没有指纹，他是否就能脱离这套系统的管控。没想到数年之后，小说里的设定就被现实超越了。现在大家都是远距离打卡，在指定范围内就能完成，再加上摄像头人脸识别，全是无接触式远程识别，不再需要肢体与设备直接接触交互。在我看来，这种无接触远程识别，从文化层面来讲，是一次非常本质的跨越，目前针对这一点的深度阐释还远远不够。

在这之后，我意识到，如果想写出深度的现实，就必须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范畴里面来思考当下，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种近未来的想象力。否则，就这么描摹着现实来写，会很容易产生一种陈旧感。在这种感悟中，我开始加快进入科幻的疆域，因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很难获得超越当下的想象力。

尤其是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文明2.0”的门槛上。我们不妨把孔子至今的时代称之为“文明1.0”时代，其中虽然也包含大量解释性的科学话语，但都是已经融入人文表述的旧时代科学认知。话语体系的更迭，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仅是词语的替换，它背后是一整套对世界认知的深化。古人常说“文以载道”，这个概念现在很少提，但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提及。所有文学创作都承载着“道”，这里的“道”，就是文明最根本的内核。

我在2023年写了一篇文章，叫《未来诗学的三组关系》，发表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文章的核心是建立三组关系来重新理解我们时代的文学处境。

第一组关系是自然现实、文化现实与科技现实的三重关系。自然现实是人类诞生前后不受人干预的客观世界，是文明的终极参照；文化现实是人类长期积淀的人文、伦理、传统体系；科技现实则是数字、识别、人工智能等技术建构的全新现实维度。传统文学只侧重前两者，但未来写作必须三者并举。我们已经置身于科技现实的结构内部了。如果完全沉溺于科技现实，忘记了文化现实的维度，更忘记了自然现实的维度，人类文明可能会产生某种危机。

第二组关系是科幻与荒诞的互释关系。荒诞是现代主义文艺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现代人从形而上学秩序中跌落出来的基本感受。但传统文学将荒诞作为主观隐喻，科幻则可以把荒诞转化为科学逻辑下的客观现实。以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例，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甲虫，在纯文学课堂里，我们只把开篇第一句当成虚构设定。可是，放到今天的科幻视角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改写成标准科幻叙事：主角的DNA被人为改造，生理上彻底变成巨型甲虫。现代主义文本都可以借助科幻视角完成重写，现代主义和科幻在这个意义上被彻底打通。甚至可以说，科幻就是某种“后-后现代主义”。

第三组关系是生命与身体的演变关系。纵观人类历史，这两者的关系变化反映着文明最根本的变化。在古代，生命大于身体，身体可以为了更高的思想原则而舍弃。到了现代，生命开始等于身体，身体的感官体验成了现代文化的基础。而在AI与数字时代，生命本身的概念和价值变得更小，变成了一个终端；身体却可以“变大”，戴上VR设备后，身体闲置在一个地方，意识却操控着一个更大的电子身体。技术改造、远程识别、数字分身不断消解身体的边界，未来写作需要重新思考人与身体、生命的本质联系。

在此我想进一步延伸：我们谈科学话语对人文话语的影响，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维度，那就是托马斯·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科学史的研究揭示，范式的转换对人文话语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们惯常的想象。每一次科学范式的革命，都会从根本上重塑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进而重塑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叙事、我们理解自身的框架。而人文话语的弹性幅度之大，恰恰构成了它不可替代的优势，科学范式可以更迭，但人文话语能够在范式转换的裂隙中保持连续性，在断裂中完成意义的重组与再生。

在范式的意义上，文学所承担的文化生产功能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文学并不仅仅是一种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系统，更重要的是符号之外的东西。就像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说的：“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命题可以描述世界之内的事实，但价值、意义与伦理，始终存在于语言所能抵达的边界之外。文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始终指向“世界之外”，指向不可言说却必须被言说的领域，指向科学命题无法穷尽的生命体验与精神纵深。

于是，在多年以后，我不再写《没有指纹的人》，而是开始写《寻找指纹的人》，从“没有”到“寻找”，意味大为不同，“没有”是被动的状态，“寻找”是主动的姿态。一个人的觉醒，也许就体现在这样的时刻，就是他想去找回那样的身份，或者说重新发明新的身份。在技术全面接管身体的时代，指纹这种曾经定义“你是你”的生物标记（包括但不限于你的面孔、身形、虹膜、掌纹……）正在失效，因为它们的独特性能够让系统更快识别你，从而把你变成系统的终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种失效中，重新寻找那个无法被技术编码的“人”。

所以，如果科幻写作没有当下的警觉，它所提供的未来想象是令人生疑的。我们必须追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身体可以无限扩展，如果意识可以脱离身体，那么“我”的边界在哪里？如果技术能够重塑一切，那么不可被重塑的是什么？

这些年我看了太多的科幻小说，见识了很多跨越时空的惊悚的预言，比如，英国作家E.M.福斯特在100多年前就写了《大机器停止》这样的科幻小说，人们因为地表无法居住，然后进入地下蜂巢式的隔间当中，被一个无所不能的大机器所接管。人与人之间无法真实接触，靠着类似视频通话的方式，分享和交流二手经验。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写实。那么在当年来说，这些都是对人类的某种警示，但显然人类还是顺着技术的洪流，不断地向着大机器世界在前行。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小说来提供警示，但坦率地说，我们在主题的深度上已经无法再超越前辈。何况我们已经生活在比这些小说描述的更加“完美”的新世界当中，却习以为常，失去了任何惊恐的感受。

我在这里要着重谈谈两部我特别喜爱的科幻小说，它们有着与众不同的质地。一个是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小说中，人类来到一颗被神秘海洋覆盖的星球，试图与这个外星生命体建立沟通。但索拉里斯海洋以一种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回应他们，它读取人类最深层的记忆，将逝者具象化为实体投影，送到科学家面前。这些“访客”有着逝者的面容、声音，甚至体温，但他们并非真正的人，而是海洋对人类意识的某种镜像式回应。人类穷尽了一切科学手段，建立了庞大的“索拉里斯学”理论体系，却始终无法穿透这个他者的本质。莱姆用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人类面对一个完全超出自身认知框架的存在时，我们引以为傲的理性、语言、科学，全部失效。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在宇宙的广袤面前不堪一击。不过，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是科学家凯尔文最终选择留在空间站，继续与这个不可理解的海洋相伴。这让我想到，当科技发展不断动摇我们旧有的人文大厦时，我们与其退回前技术时代伤感怀旧，不如在新的认知边界上，重新学习如何与未知共处，在断裂中重建意义的连续性。

过去的人类之所以知道“人是什么”，是因为一整套人文话语，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康德的“人是目的”、儒家的“仁义”、道家的“逍遥”……都在支撑着对人性的理解。这些话语建立在科技水平相对有限的基础上，自然、社会与人文之间保持着某种可把握的均衡。但今天，基因编辑已经可以改写生命的密码，人工智能在模拟意识的运作，虚拟现实重构了感知的边界，那套曾让我们人类社会稳固运转的人文根基，在科技的加速度中被不断摇撼，这时我们需要科幻提供一种独特的认知路径。科幻会暂时抛开固有的人文概念，直接让新技术成为一面镜子，迫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人性假设。我们是谁？我们何以成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他者？在宇宙的沉默面前，这些问题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它是必须用不同的假设来反复提出的追问。这对我来说也是科幻生成的方式。

另一部让我常读常新的科幻小说是美国作家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在那个世界里，书籍被禁止，消防员的工作不是灭火，而是烧书。焚书的火焰并非来自强制，而是来自人们自己的选择，就像大众媒体提供了更轻松的娱乐，全是即时的满足，人们逐渐厌倦了书籍带来的思考重负，主动放弃了阅读。“比烧书更可怕的罪行是不阅读它们。”那些把自己变成活书的流浪者，在文明崩溃的边缘，凭借记忆守护着人类最后的知识火种。

这也是我最后想说的，人对自身存在的探寻，并不一定是发明某种知识，而一定是一种坚韧的守护、一种切身的实践。文化和生命一样，是鲜活和流动的。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尽力表述着自己。而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文明1.0时代关于“人是什么”的精华，并在各种极限情形下去亲身守护以及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在无限繁华又空空荡荡的技术眩晕中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指纹。

（作者系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