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革命文艺一生的郭沫若不仅是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典范，更是中国文化艺术界独特的存在。在迷茫的时代里他独具胆识，将两种文化体系自如运用并大胆融合，洋为中用、中西结合、推陈出新。在中国文艺革新的道路上，他团结一切愿意变革的文学家、诗人、戏剧家、画家等文艺先驱们，以自己的胆识带领文艺变革者开辟了一条中国现代文艺的正确之路。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对文艺变革之路更是有了明确的方向。1949年和1953年，两次文代会上，郭沫若分别提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自1942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便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方向”。

郭沫若不是画家，但可以从郭沫若的视角解读现代中国美术史的历程。郭沫若虽然对中国美术的发展变革没有长篇卓论，但从文学诗歌、历史考古、科技社会变革中，他知道中国画需要改变，所以他对一切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念、画法、成品都是抱支持和开放的态度。如郁风所讲，“郭老对于美术作品的要求和观点，正如他对诗，对文学一样，以他那气势磅礴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奔放激情，他所喜爱的画也必然不是畏畏缩缩拘谨守旧的模拟品”。

郭沫若与画家们交往密切。他鼓励支持画家们进行中国画改革，勉励画家们在绘画事业上的进步探索，还常常为画家题跋题诗以示赞美鼓励，也多次发表关于中国绘画改革的言论。郭沫若几乎与同时代所有著名的画家都有过交集，很多画家也是其一生挚友。他对他们鼓励提携，有过各种帮助。他组织画家们开展工作，协助画家成立各种协会，引领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郭沫若还常常成为画家们笔下的模特。画家们的作品有素描、速写、中国画、油画、木刻、雕塑等。这些美术作品背后往往藏着比画作更精彩的故事。恰如郭沫若题郁风画的自己，“这便是我，出一刹那”，一语双关，既表达了郭沫若对画家精准捕捉模特瞬间心理活动能力的赞扬，也传达了郭沫若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状态。不同时期的郭沫若画像中表现出不同的精神气质，传递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1937年《肖像自赞》表达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1949年《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传递解放战争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发自内心的喜悦，1957年《文学家郭沫若》体现写实油画引入中国，1958年《农民老师来主讲，果园树下作课堂》传达虚心向农民学习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专注，1958年《百花齐放》中的郭沫若像则展现出百科全书式文化巨匠的睿智……

失而复得的画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日郭沫若从报纸上得知后义愤填膺，决定回国参加抗战，27日下午抵达上海。8月上旬，潘汉年传达周恩来口信，要求郭沫若与夏衍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办一份日报。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主要负责人还有阿英、樊仲云、汪馥泉等。郭沫若亲题报头。《救亡日报》初办时缺人手，郁风加入报社任记者，同时负责报刊插图、漫画等。

郁风的父亲是诗人郁华（曼陀）。郁华擅山水画，在抗日战争中殉国。郁风的三叔是作家郁达夫。郁风少年时期即受家庭熏陶，热爱文学艺术，非常喜欢画画。早年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油画，后成为上海美专附中教师。郁风小时候，常听父辈们提到郭沫若，也常常看三叔郁达夫往家里搬书，她感到非常好奇。后来得知这些书正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办的创造社的刊物。家里西厢房成了创造社的临时书库。在这里郁风首次拜读了郭沫若的新诗。上海《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后，郁风随郭沫若等编辑部成员去了香港，之后到广州继续办《救亡日报》。1938年郭沫若去武汉任政治部三厅厅长领导文化抗战。1940年来到重庆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1944年5月，郁风与黄苗子的订婚仪式在重庆天官府8号的郭沫若的家中举行。同年11月，郭沫若参加两人在嘉陵宾馆举办的婚礼。沈尹默为证婚人。郭沫若取郁风与黄苗子名与柳亚子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新中国成立后，郁风曾任中国美协副秘书长。1963年4月28日，郭沫若、傅抱石、许麟庐、郁风合作《鹰石图》，郭沫若题跋：“危崖欲动，春花盛开。我欲横飞天外，等待风来。抱石画石，麟庐画鹰，郁风添花。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纪念文联三届全委会胜利闭幕。”

“这便是我，出一刹那，艺术之力，千古不磨。”1937年10月，郭沫若45岁，自称美术青年的郁风给郭沫若画了一幅头像速写。这首诗便是郭沫若为画所题，落款为“民廿六年十月，沫若自赞”。郁风后来回忆道：“我作为他的后辈和给《救亡日报》画画的记者去访问了他，一面谈话一面画了这幅速写像。他毫不嫌弃一个美术青年的幼稚的技法，立即欣然握笔题了上面的字。这幅画便送给了他。后来他出版的散文集《在轰炸中来去》曾把这幅画刊印在扉页上。”

上海抗战形势严峻，《救亡日报》编辑部撤离前，郭沫若将从日本带回的及身边的手稿资料等委托阿英保管，其中就包括这幅画。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阿英不负郭沫若的重托，稿件全部保存了下来。阿英因在天津工作，未能及时将这些手稿资料交还给郭沫若。这些资料“文革”期间被抄。阿英去世前还念念不忘此事，常常向郁风提及此事，包括这幅画像，但郁风却根本不记得这幅画了。遗憾的是阿英直到去世也没能再看到这幅画。1978年春天，吴泰昌整理阿英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幅画，送还给郁风。画的上面布满了污渍还有脚印。郁风和黄苗子专程带着这幅画来到郭沫若住所，交谈中忆起这幅画的往事，希望通过荣宝斋专家把画处理干净装裱好后，交给郭沫若保存。郭沫若感慨地对郁风说：“装裱好了就由你保存作个纪念吧。”这幅画背后有鲜活的历史。它既是艺术珍品，也是历史档案，作品保存下来的故事也是作品的一部分。伟大的艺术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其背后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为世界和平”奔走的见证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22日，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郭沫若当选为筹委会主任，徐悲鸿等37人当选筹委会筹委。同日，郭沫若、徐悲鸿等12人被选为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代表，郭沫若任代表团团长。3月29日，他们前往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4月23日，在大会期间，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后，徐悲鸿即决定创作中国画《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他利用出差间隙收集有关要创作绘画的素材。回国途中，徐悲鸿已经为田汉、丁玲、郑振铎、翦伯赞、邓初民、马寅初等许多代表团成员画了素描肖像。5月25日，回到北京后，徐悲鸿迫不及待开始创作这幅中国画。作为亲历者，徐悲鸿感到无比的荣耀，他以极高的热情完成了这幅画的创作。画作如今已成为经典，多次在重要展览中展出。

《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这幅画长352厘米、宽71厘米，记录了中国代表团1949年4月23日在会议期间听闻南京解放的喜讯后，在会场上热烈庆祝的场面。这一刻徐悲鸿被深深地感动了，感动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经历漫长艰苦的奋斗后，中国人民要真正地当家做主了。郭沫若特别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保障”时，会场掌声雷动。徐悲鸿希望把这一精彩难忘的瞬间记录下来，他的脑海中开始构思绘画。画面整体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法。画中有12位参会的中国代表，中心点是中国代表团主席郭沫若，还有郑振铎、田汉、曹禺、艾青等人，也包括画家本人。整幅绘画写实造型与中国水墨相结合，表现出徐悲鸿扎实的绘画功底和他对中国画传统技法能力的把握。这幅画也是徐悲鸿探索新中国主题性绘画创作的大胆尝试，是重大历史题材绘画的标志性作品。画面上方的红色条幅书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全世界和平力量团结起来，粉碎战争挑拨者的阴谋，中国代表团”。

徐悲鸿和郭沫若交往已久。1926年2月，徐悲鸿留欧首次回国，田汉发起上海文艺界“梅花会”，郭沫若与徐悲鸿初次相识。1938年，郭沫若任武汉政治部三厅厅长，组建美术科，徐悲鸿拟聘任美术科科长。40年代在重庆，徐悲鸿在郊外的磐溪继续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工作，他在文化界的活动中常常遇到郭沫若。1945年2月5日，郭沫若往磐溪探望生病的徐悲鸿，并共同商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草稿，饭后作七绝《访徐悲鸿醉题》：“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中旬，郭沫若邀郁风请徐悲鸿在宣言稿上签字，之后当局威胁要求登报否认，徐悲鸿断然拒绝，并表示“悲鸿认识了这是他应该做的事，就不管怎样都不会昧着良心否认它”。1946年1月14日，徐悲鸿和廖静文举行婚礼，郭沫若和沈钧儒做证婚人，赠七绝《贺徐悲鸿、廖静文婚礼》。同年7月，徐悲鸿回北平，出任北平艺专校长，途经上海时拜访郭沫若，巧遇周恩来。周恩来鼓励其办好学校，培养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1949年，徐悲鸿和郭沫若等文艺家联名建议在开国大典前制定出国歌、国旗、国徽，之后他们一起参与国歌、国旗、国徽评定工作。1951年，郭沫若在莫斯科被授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金质奖章。徐悲鸿闻讯抱病为郭沫若绘制了一幅巨制《九州无事乐耕耘》，题跋：“沫若先生为世界和平奔走，席不暇暖，兹届出席第三次和平大会归来，特写欧阳永叔诗意赠之。”

捕捉瞬间的肖像画

苏联著名油画家康斯坦丁·麦法琪叶维奇·马克西莫夫，1955年至1957年来华传授油画新法。这是国际美术交流重要的大事，对新中国美术教育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1955年春天，42岁的马克西莫夫受中国文化部邀请和苏联政府委托，赴中国举办为期两年半的油画训练班，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顾问和导师。油画训练班的学员是从各地美术院校机构选拔出来的青年油画家。冯法祀、詹建俊、靳尚谊、侯一民等一大批学员通过学习美术理论，训练油画技巧，成为中国油画骨干。冯法祀早年曾师从徐悲鸿，1950年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绘画系主任，兼油画科主任。冯法祀任油画训练班班长，认真学习苏联写实主义绘画技巧的同时还承担大量的班务工作。他的巨幅油画《刘胡兰就义》就是这次学习的成果，发表在《人民日报》1957年6月9日第8版。

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1957年5月24日晚，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大楼隆重举办了油画训练班的结业典礼。朱德元帅亲自观看了展览，并与美院的教师及训练班的全体学员合影留念。在华期间，马克西莫夫广泛结交中国文化艺术界人士，与郭沫若等文化名人保持互动，建立了长期友谊。他非常欣赏中国文化，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民俗，对中国水墨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专门拜访水墨画名家，如齐白石、蒋兆和、李可染等人。他还创作了多幅中国文化名人的肖像画。在北京教学期间，马克西莫夫结识了中国文艺界的一些巨擘，与他们有较多的交往。油画《文学家郭沫若》《画家吴作人》《画家齐白石》等都作于此时。他后来回忆说：“在中国的时期，是我热情高涨和精力集中的时期，为了表达那些使我激动的形象和印象，我做了紧张而深入的工作。”《文学家郭沫若》这幅油画与秦征（时任油训班党支部书记）的文章《谢师》一同刊发在《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第8版。

这幅画是1957年春，马克西莫夫由翻译陪同拜访郭沫若时创作的。他们见面时，马克西莫夫一边与郭沫若交谈，一边以他为模特画速写和油画。马克西莫夫随身携带画箱，走到哪画到哪。画面整体构图呈三角形，背景是郭沫若在西四大院胡同5号家中，人物头部稍微倾斜，未戴眼镜，双手交叉，面部表情轻松，发际线整齐靠后，眉毛短而浓密，眼睛炯炯有神，鼻子挺拔，嘴角轮廓分明，给人稳健的感觉，真实再现了郭沫若当时的精神状态。这幅画与同时期郭沫若在家中所拍一张照片的场景、发型、着装几乎一样，领带、西装深蓝色，马甲土黄色，衬衣白色，坐着白色椅套的椅子都是一模一样，人物情绪状态也很接近。马克西莫夫最擅长肖像画，善于描绘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表情。画家捕捉到郭沫若瞬间的神态和心灵流露，将当时的心理活动和微表情定格在画面上。

郭沫若特别关心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多次接见马克西莫夫。郭沫若作为画家的模特以独特的方式支持美术事业。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举办成立典礼，马克西莫夫受邀参加，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300多位文化界、美术界人士出席了当天在文化部礼堂举行的成立大会。

果园树下作课堂

1953年至1954年，蒋兆和与郭沫若有过三次重要的合作。195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著《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发行量50000册。书中郭沫若五首诗的插画均出自蒋兆和之手，采用的是线描手法绘制，线条活跃，人物生动，具有十足的中国气派。同年，为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郭沫若特邀蒋兆和绘制屈原画像。这次创作为世界和平大会而作，不是简单的一幅而是多幅，有在国内开大会展览需要展示的，还有作为友好国家外交礼物赠送的。在创作过程中，蒋兆和也与郭沫若进行了多次交流。1954年，为了宣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请蒋兆和绘制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李时珍等中国古代四大科学家画像。它们成为中国历史人物水墨画的重要的代表作。之后中国邮政以蒋兆和创作的中国古代四大科学家画像为模本，发行“纪33《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一组）》（1955年8月25日）”邮票。

1958年5月24日至6月6日，郭沫若率领首都文联参观团，沿着怀来、涿鹿、张家口一线几个县乡，开展实地考察，参加劳动、组织采风。其中有五位画家，吴作人、叶浅予、蒋兆和、萧淑芳、邵宇。这期间郭沫若共写有35首诗，后集成《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发表。五位画家的作品和素材达400多幅。画家与诗人进行集体创作，壁画与书法的组合为农村劳动生产提供了精神食粮。诗人与画家们合作的壁画、速写、照片多次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旅行家》等报纸杂志刊发。195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写道：“郭老亲自带头上街题诗。画家们在创作中更是发挥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吴作人、叶浅予、蒋兆和、邵宇、萧淑芳这几位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画家，在短促的时间里创作了大幅的宣传壁画。”

郭沫若也成为画家笔下的角色。蒋兆和趁着郭沫若认真听讲的时候，抓住其专注神态，画了《农民老师来主讲，果园树下作课堂》这幅画。2026年1月，中国国家画院“现代中国书画大师创作研究系列——蒋兆和艺术研究”活动首次展出“塞上写生”系列速写。画家寻找到有灵感的理想模特是不容易的。1958年在张家口采风的日子里，蒋兆和对郭沫若越来越熟悉，他在美术创作中常常提到“优秀的作品一半的功劳属于模特”，这幅速写非常生动地画出郭沫若的神态，准确描画出脸型、发际线、五官及助听器。它们完美组合在一起，传达出鲜活的生命力与不可复制的神韵。

版画与诗歌结合的典范

《百花齐放·郭沫若像》是刘岘为《百花齐放》诗集特意创作的木口木刻。《百花齐放》两种木刻插图本都印有这幅肖像。系刘岘根据摄影家郑景康1958年拍摄的郭沫若像创作而成。印版现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从拓印画面情况观察，历经62年的木刻版面下方（衣领以下）已开裂。

刘岘从17岁开始创作第一帧马克思木刻像，由此开始其木刻艺术之路。他精于“木口刀法，以工细见长”，创作过泰戈尔、列宁、高尔基、鲁迅等中外名人的木刻像。刘岘30年代初有幸得到鲁迅的指导。他是版画家中唯一得到毛主席亲笔题词的艺术家。

1958年，郭沫若为响应党中央“双百”方针，用10天时间选一百多种花，写了101首咏花新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并配有木刻插图（35幅）。1958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诗集《百花齐放》，封面用图是刘岘的木刻“睡莲”。郭沫若在《后记》中特别提到此事：“原准备每花插一图，因来不及，故先出无插图本，将来再出有插图本。在报上发表时曾有插图，因为不全，故省去了。刘岘同志的‘睡莲’被保留了下来，作为封面画。”

插图本《百花齐放》有木刻版两种，分别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剪纸版两种，由江苏扬州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工笔重彩一种，荣宝斋木版水印。

1959年4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百花齐放》插图本。出版社特邀刘岘等11位版画家配图，创作花卉木刻101幅，其中收录刘岘木口木刻花卉作品35幅。郭沫若对刘岘的花卉木刻非常满意，并专门表扬了他。对这些木刻插图，郭沫若非常重视，提出要符合花卉植物自然规律的要求，特意邀请木刻家们来家做客，谈论木刻创作；并一同到天坛、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内卖花的地方观摩花卉，走访请教园艺专家。1958年6月26日，郭沫若致信姜德明，信里说：“送来的木刻，刘岘同志的很好。李华同志的有好几种有问题。在我看来必须另刻。这是带些科学性质的，苏联方面已准备全译，并插图。我们的插图如有不合科学的地方，会惹人笑话的。您说同志们已经有画稿，来不及刻，是不是可以先拿画稿给我看看呢？看了再刻，免得刻出了后有问题，不是更好吗。书出不出无关紧要，出迟一点也没有关系，问题总要做得仔细一点，不要出漏洞。是不是需要我再邀请大家来谈一下？如大家同意，请早作决定，不久我可能离开北京。”

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百花齐放》，郭沫若单独邀请刘岘为全部101首诗重新创作花卉木刻插图。刘岘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他采用木口木刻技法，线条舒展流畅，风格具象写实。为追求精准，他多次实地考察花卉，写生作画收集素材，并写信与郭沫若讨论，部分花卉重刻多次以求完美。刘岘曾说：“我常常刀不从心，刻完毁掉的也有，比如《百花齐放》中的‘牡丹’和‘芍药’，每种花我刻过都不在五幅以下，可仍然不能满意。这说明学习是无止境的，对艺术的探索更是无止境的。”这版《百花齐放》也印有刘岘创作的郭沫若像。叶灵凤认为郭沫若人物木刻很像本人，并赞许了《百花齐放》诗配木刻的出版形式。这套木口木刻被视为刘岘木刻艺术的代表作，既展现了花卉自然与艺术之美，更传达了时代的精神内涵，可谓“神形俱似，风采非凡的杰作”。此次合作也是中国现代版画与诗歌结合的典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花齐放”时代背景下的代表性艺术作品。

丰富的美术作品不仅展现了郭沫若与画家们之间的友谊，也是社会文化艺术变革交流的缩影。画家笔下郭沫若的风采不仅是其个体的展示，更是时代记忆的存留。把这些绘画背后的故事记录保留下来讲述给后人，也是其艺术价值的一部分。这些作品是郭沫若与画家们交往轨迹的展现，也具有理解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嬗变及中国文艺实践的价值。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