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融通古今的“大文学史观”
记 者：杨辉老师，您好！恭喜您的《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能否请您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部著作的基本架构？
杨 辉：这部书是我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成果合集，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赓续问题展开。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现实主义传统的深化”，以柳青、路遥等作家的作品为例，讨论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赓续及相关问题。全书从总体性视域、社会主义新人塑造以及“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传承和发展等方面，梳理了延安文艺以降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核心精神和美学品格。主要试图用“以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为核心、融通中国古典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通三统”的文学史观念，重新理解晚近70余年当代文学的流变及其意义。中编“古典传统的接续和转化”，主要讨论当代文学接续和转化中国古典传统的经验、路径、方法及其意义，尝试建构融通古今的“大文学史观”，并以之为基础重解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问题。下编“古典批评文体的当代转化”，是以“大文学史观”为视域，以当代文本和文学现象为案例，在促进古典文论现代转化的基础上建构文论“中国话语”的探索和尝试。批评文体的现代转化是古典文论现代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新激活古典文论重要概念、术语、范畴所关涉的文化观念、美学追求和运思方式的可能性路径之一。无论是以当代文学为借径促进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还是古今融通的“大文学史观”建构，最终均将汇入“通三统”的文学史视域之中，成为赓续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基本路径和方法。
记 者：这部理论著作体现了您多年来在“社会主义文学传统”领域的专注深耕。您对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研究，肇始于何时？能否谈谈您与这一主题的渊源与关联？
杨 辉：关注并研究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思考的必然。2010年前后，因动念写作一部《路遥传》，我在做了比较充分的案头准备工作（比如自编《路遥年谱简编》）之后，开始了较为漫长的调研走访。路遥生活和写作过的地方，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正是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我的视野逐渐打开，对路遥的心路历程及其创作的变化的理解逐渐清晰，此前未加注意的一些生活细节时常会呈现出意想不到的重要意义。走访过程虽然辛苦，但收获可以说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延川县，我搜集到了一些路遥早期佚作。这些至今未被收入《路遥全集》和各种选集的作品启发我重新从整体意义上思考路遥的写作及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路遥文学的“常”与“变”——从“〈山花〉时期”而来》这篇比较长的文章，就是这一时期思考的集中呈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此浮现，那就是在路遥的写作中，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贯通”远大于“分裂”。被视为当代文学史常识的、发生在1970至1980年代之交的具有“断裂”意义的“新”“旧”之变，在路遥的写作中并未发生。换句话说，既定的文学史观念并不能妥当解释路遥文学的“常”与“变”及其所表征的重要问题。路遥文学“超出”这一时期文学史观念成规的地方，正是延安文艺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整体价值所在。沿着这个思路，我还写了《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讲话〉传统、人民伦理与现实主义——论路遥的文学观》《“未竟”的创造：〈创业史〉与当代文学中的“风景政治”》。《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是这一思考的阶段性总结。也就是在这一篇文章中，我尝试提出“通三统”的文学史观念，希望由此打开更为开阔的文学和理论视野，充分发掘当代文学70余年的内在连续性及其奠基性意义。唯有在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总体性视域中，文学史观念的“裂隙”、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方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记 者：这部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抱负，您试图超克或悬置“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研究理路，在更宽广的思想和文学史视域中历史性地理解当代文学70余年核心观念的流变问题。纵观当代文学研究现场，您认为，这一研究理路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何在？
杨 辉：如前所述，由路遥研究所引发的思考，几乎自然地扩展到对当代文学70余年的整体理解。而以路遥写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1980年代为原点，上推30余年，可以延伸到对柳青文学遗产尤其是《创业史》价值的持续思考；下延30余年，则可以拓展到对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现实主义创作的研究。这是理解当代文学70余年观念流变及其意义的思路之一。我尝试暂且悬置“重写文学史”及“再解读”的研究理路，从时代精神总体性的视野中，重新理解和阐释当代文学基本传统的价值。这便是“通三统”文学史观念提出的背景。以之为基础，既可以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流变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可以充分阐释当代文学接续和转化古典文脉的经验、路径和方法。同时，亦可超克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窠臼，打开深具时代和现实意义、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和理论视域。不仅柳青、路遥的文学遗产可以得到重新理解和阐释，新时代涌现的密切关注新的现实之变、力求以中国智慧和中华美学精神表达时代新变的作品也可得到更为充分的价值定位。
重建自我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及复杂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
记 者：书中所论述的很多作家，既与陕西这片土地存在着血脉联系，又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紧密关联。您认为地方性（地域性）与社会主义文学所具有的总体性之间有哪些重要的内在关联？
杨 辉：可能受惠于古典思想的影响，近些年来，我愈发意识到无论研究多么宏大的议题，个人生命的实感经验都是不可或缺的出发点。个人对切己的现实议题的感知、对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感通、对更为开阔的天地消息的感发，均会影响到其所关注的问题论域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因此，我也特别感念陕西这块文化厚土对我个人写作的滋养。延安文艺发端于陕西，中国古典思想、文学和文化，在陕西也有极为深厚的积淀。这些内容，几乎都可以自然地转化进个人的思考和研究，影响甚至形塑个人的文学和文化观念。比如我们学校新校区，距柳青当年扎根的皇甫村不过10余里，距极具历史、地理、文化意义的秦岭不过20余里。山川地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既影响了千百年间古今人物的文学创造，也会影响评论和学术研究的基本面向。陕西地域文化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成就了陕西数代作家的写作，但他们的作品并未局限于此。如路遥所言，柳青笔下既有对蛤蟆滩各色人物生活和命运变化的精微叙述，更有基于中国甚至世界视野的宏阔表达，是“尽精微”和“致广大”的结合。地方性（地域性）终究需要汇入总体性的宽阔河流之中，才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反之，如果缺少甚或没有这样的关联，便可能滑向一个狭隘的视域而不自知。在这一点上，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无疑有着颇为重要的参照意义：一是从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密切关注正在行进中的社会现实；二是充分感通底蕴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打开宏阔的文化精神视野；三是始终坚守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因应新的现实语境之变，赓续和发展这一传统。这是陕西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基本面向，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核心要义。
记 者：您对当代作家的细致解读令人印象深刻。您曾提出，以柳青等为代表的优秀作家，将生活世界中的诸多细流引入宽阔的创作河床上，使看起来平常的生活有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与历史容量。您认为，在今天，创作者应当如何学习柳青这种创作精神？
杨 辉：自我与宏阔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关联，很多时候并不会自然发生，而是需要写作者做长期的、持续的自我拓展的工作。细读柳青的创作谈以及他剖析自身的思想和美学观念的论述文字，可以发现，在柳青的文学观念中，思想修养和文章修养皆在持续展开。《转弯路上》《美学笔记》《柳青随笔录》及《柳青传》收录的柳青晚年谈话，皆是比较典型的文本。而《在旷野里》和《创业史》中关于人物“新”“旧”观念的对照，“新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的自我创造，已然包含着深入的自我修养工夫。“身”可以修，可以“养”，可以在克服现实种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磨砺从而抵达一种理想的境界——其极致处，甚至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这是古典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柳青说过，“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其中蕴含着的“自我”与“世界”的辩证关系，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是柳青作为作家在党性修养和文章修养上给后辈写作者的重要启示。由自我修养出发，层层展开宏阔的世界关切，即属古典思想由“内圣”而至于“外王”传统的要义所在。或许还可以借用理论评论界近期热议的“大文学观”，来进一步思考和说明这一问题。“大文学观”之大，既在文学与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也在对底蕴深厚、维度多端的古典传统的赓续与发展。如此，既可以重申文学的社会关切，也可以重解古典传统的丰富意涵，打开更为开阔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视野。古典思想中有境界论和工夫论。境界论申明人之修养朝向外部生活世界甚至天人宇宙的无尽可能；工夫论则详述抵达境界的基本修养方法。精神修养亦可衍生出文章修养。如何与柳青一样，充分感应时代精神总体性，在宏阔的视野中理解和处理个人生命实感经验，既涉及精神修养，也关涉文章修养。换言之，需要努力超克将文学视为个人情感的自我表达的狭窄视域，重建自我与时代、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及复杂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由此抵达前述“尽精微”与“致广大”有机结合的境界。与之相应，中国古典众体皆备的文章观念亦可效法，思与言皆可有更为丰沛的能量和更为开阔的视野。既不拘泥于个人情感的自我表达，目光亦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复杂的精神传统敞开，则所见所思自有不同。这是学习柳青创作精神的重要方式，也是“大文学观”之于当下创作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关注“社会主义新人”的新情感、新经验
记 者：“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话题也是您研究的重点。您认为，在技术与媒介不断变革的当下，作家如何才能更生动地书写“社会主义新人”？随着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兴起，素人写作者的笔下是否已经涌现出“社会主义新人”的诸种特质？
杨 辉：随着时代阶段性主题的自然调适，“新人”的意涵也在不断生成、变化之中。这是“新人”和“新生活”交互创造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的技术和媒介环境下，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所面对的生活场景也已发生巨变，既有的想象和处理现实生活的方法面临种种挑战。可以近年来的乡村“新人”书写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由于获取信息的方便快捷，身处乡村的人物也可以迅速而全面地获取关于广大的外部世界的种种讯息。这些讯息甚至可以打开他们对于个人生活世界的全新理解。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新人”对其此前习焉不察的乡间自然风景的意义的“发现”，以及对人在天地之间的生命状态的精神感应。这种感应和发现，既是人物重启传统文化的尝试，也是创造新时代新文化的必然结果。这些因素，皆可打开“新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自我创造的新境界、新情感、新经验。书写这些新经验及其深广的时代意义，是新时代文学“新人”塑造的要义之一。与此同时，在新媒介促进下，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很多身处生产生活一线的劳动者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经验。这本身便是“人民文艺”进入新时代呈现的新状态，是时代“新人”自我创造和自我表达的重要表征。他们的作品，属“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大多不事雕琢，也不受当代文学传统观念和审美表达方式的“规约”，自有生命自内而外焕发出的勃勃生机，素朴的叙述中自蕴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们在日常劳动之余的文学创造，可以表征新时代“新人”的基本特征。其现实和文学意义，正在被深入讨论。
记 者：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感到技术对于文学、人文的影响正在显著发生。我们生活在“未来已来”的世界之中。您认为，如何看待技术浪潮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杨 辉：历史地看，晚近70余年来，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核心精神一以贯之，但也有因应新的现实语境之变的自然调适，存在着“常”与“变”的辩证关系。以虚拟世界的独异创造象征性地回应具体的现实疑难，亦是深具现实实践意涵的社会主义文学要义之一。新技术的发展，的确对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影响巨大，也给当下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提出了很多紧迫、难解的新命题，考验着写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以及理论工作者回应现实议题的能力。比如，在AI的冲击之下，人的写作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应该如何定位？AI究竟会给人文社会科学既有的研究方法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凡此种种，“危”与“机”并存，相关问题目前仍在持续展开过程中，一时也难有定论。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时代前所未有的新经验。对这些新经验、新问题的回应必然会打开与时代相应的新观念、新路径和新方法，成为文学和理论研究“新变”与“代雄”的新可能。这些现实的新变最终都会被融汇到社会主义文学的总体性视域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进入新时代后新经验、新创造和逐渐开显的新境界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