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圩，在长汀这儿传了千百年。将“赶圩”说成“商品交易日”，实在是太板正了。这何止是买卖东西呢，分明是我们客家人代代传下来的热闹与盼头。长汀人嘴里说“赶圩”，总绕不开几个有名的大圩。南山镇中复村便是其中的一个。农历每逢三或八，天刚蒙蒙亮，四里八乡的人就动起来了。
中复村不大，圩市却铺得开，围着村中心的中复农贸市场，一圈圈地往外漾。国道穿村而过，两边的人渐渐多起来，像溪水遇着了石头，自然就分了岔，漫向各处摊子。
最先撞进耳朵的往往是鸡仔鸭仔的叫声。那声音是细碎的、密集的，像下了一场急雨。卖鸡鸭的贩子把竹笼子一字排开。毛茸茸的雏鸡挤作一团，你踩我一脚，我啄你一下，唧唧啾啾。旁边是卖豆腐的。长汀的豆腐出了名的好，圆簸箕垫着白纱布，上面码着嫩生生的方块，水灵灵的。贩子拿竹片轻轻一划，颤巍巍地托起装袋，递给买的人。
“灯盏糕——煎薯饼——”叫卖声从街那头传过来，拖着长长的尾音，一声接一声。灯盏糕下了油锅，“滋啦”一声膨起来，金黄酥脆，咬一口直掉渣。煎薯饼不用太多油，薄薄一层，两面翻着煎，外头焦香，里头软糯，香气勾得人走不动道。再往里走，香藤根、鸡脚草、牛奶根被扎成小把摆在摊上。清苦的药味混在烟火气里，倒也不突兀。
我最喜欢秋天的圩日，因为能买到又香又甜又粉糯的板栗。圩市上的板栗，带刺的壳都已被去掉，只留下油亮亮的褐色硬壳。有的摊主也卖剥好的栗仁。一把小剪子对准硬壳上用力一捏，“咔”一声裂开，剥去硬壳，里头还裹着一层带绒毛的薄皮，再仔细刮去，露出嫩黄的仁。一位老奶奶坐在小凳子上，面前的编织袋装着小半袋带壳的板栗。我问了价，让她便宜点。“不行不行。”她一边说，一边用粗糙的手指翻动栗子，“辛苦上山捡的，天然的。”不远处的一位老爷爷面前，板栗则堆得小山似的。他递过来一颗，说：“尝尝，自家山上采的。”我用牙咬开，抠掉薄皮，嚼在嘴里脆生生的，甜味慢慢泛上来。嗯，是长汀板栗的味道。我称了5斤，又折回去找老奶奶——她那份少，不到2斤，卖完就收摊了。
圩市的路往前延伸，人声渐渐退潮。前面是一个空旷的广场，四周栽着松柏，浓荫匝地，一下子静下来。松风穿过枝叶，簌簌地响。广场入口处，土墙黑瓦的祠堂安安静静地立着，门楣上写着“观寿公祠”四个字。
观寿公祠是村里的钟氏祠堂，建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青砖灰瓦，门楼飞檐翘角，是典型的客家建筑。当年松毛岭战役的指挥部便设在这里。
那也是一个秋天。中复村坐落在松毛岭脚下，从村里往东望去，连绵的山脉便是当年的战场。松毛岭是武夷山支脉上的一座大山，山高岭峻，松林茂密，是闽西苏区通往中央苏区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东面的一道重要屏障。1934年9月，红一军团、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以及闽西苏区地方革命武装在松毛岭上，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七天七夜的血战。这是一场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战斗。国民党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发炮弹飞向松毛岭，而固守松毛岭的红军装备极其简陋，用木头和砖石修筑的工事很快被炸毁，官兵牺牲人数不断增加。当时松毛岭附近的几个村子“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村里的男人们在前线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女人们则卸下门板充作担架救护伤员。《长汀县志》记载：“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据老一辈回忆，当年战斗过程中，百姓送饭上山，却只能一路痛哭回村，因满山死尸，无人食饭。
松毛岭战斗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在东线的最后一仗。1934年9月30日上午，幸存的战士们在观寿公祠门前集结誓师。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向群众作告别讲话，说明红军马上要转移，去执行新的任务，并表示红军一定会打回来。当天下午，红九军团兵分两路，开始向西战略转移。他们从这里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后，宁化、瑞金、于都的部队相继出发。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从福建的最远起点一路到陕西的西北终端。”这“福建的最远起点”，就是中复村。
近30000名福建儿女踏上长征路，约占参加长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来自福建的近30个县市，其中以闽西的长汀、上杭、宁化、永定、连城、建宁等地为多。而长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从1929年至1934年，仅四都这个几千人的乡镇，就走出了1200多名红军战士。父子同上阵、兄弟齐参军的，比比皆是。
听父亲说，他的叔叔也跟着红军走了。当年，太祖母含泪送叔公去参军，等来的却是他牺牲的噩耗。父亲说，要强的太祖母从不在人前哭，白天照样在店里忙碌，可夜里为她按摩时，时常看见她背转身子，肩膀微颤，手背在脸上擦一下，再擦一下。和其他地方“红军是亲人”的说法不同，长汀的老人们更习惯说“我们是红军的亲人”。我们有太多的家人就在红军队伍里。近30000名福建儿女踏上征途，到达陕北时仅剩2000余人。在湘江战役中，闽西子弟牺牲了近6000人。
从祠堂侧门出来，一条青石板路蜿蜒延伸，路两旁是两排错落有致的客家木屋。这便是红军街。街不长，大约500米，原是汀州通往上杭、连城的一段古官道，始建于明朝，繁荣于清代，自古商贾云集。1930年，红屋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这条街上建起了各种合作社，裁缝工会、消费合作社的旧址木牌至今还挂在一些老屋的墙面上。当年这里是中央苏区东部边区的贸易中心。长汀被誉为“红色小上海”，这条街便是那个繁华年代的缩影。如今赶圩的人流都涌向了热闹的农贸市场那头，红军街上的许多铺面安静地关着门，没什么客人。可店铺背后的老宅子大多敞着门。有村民在屋里忙碌，锅铲碰着铁锅的声响偶尔传出来，孩子在巷弄里追逐嬉闹。鸡犬相闻，日子过得松弛而踏实。
走过红军街，便到了红军桥。这座桥原名接龙桥，始建于明代，是一座木梁结构的客家廊桥。桥长20余米，宽约4米，飞檐翘角，单檐悬山顶。桥两侧有木条制成的可遮风挡雨的帘板。桥下是一条清浅的小河。这座桥在土地革命时期是红军宣传革命、动员征兵的重要场所，当地百姓便把它叫作“红军桥”。
桥的柱子上，离地约1.5米高处，有一道深深的刀刻印痕。这是当年红军征兵的身高标线——带刺刀的步枪刚好这么高，“人比枪高当红军”。据说，最早的时候，线是用笔画的，个子不够又想参军的年轻人便偷偷把线改低。后来改用刀刻，就再也改不了了。于是年轻人就昂头、踮脚，往草鞋里塞纸，想尽办法够到那条线。先后有2000多名青年从这道刻线前走过，参加了红军。人们给这条刻线起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生命等高线”。这2000多人中，到达陕北的只剩10人；最后活着回到村里的，仅6人。
如今，桥上有老人枕着斗笠，躺在木板上纳凉。廊桥通风，穿堂风从河面吹过来，带着水的凉意。老人眯着眼，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什么。他的父辈、祖辈，或许也在这座桥上站过，在1.5米处的刻线前挺直了腰板。
从桥上走回来，路过安静的红军街，松柏的枝梢在风中微微地晃。祠堂门口的石碑上，“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几个字被照得清清楚楚。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开始。
站在石碑前，圩市的声音远远地响着。叫卖声、讨价声、鸡鸣鸭叫，混在一起。那些当年跨过“生命等高线”的青年，那些把生命交给信仰的人，若能听见这喧嚣，看见桥上午睡的老人，看见巷弄里追逐的孩子，看见那一袋袋卖出去的板栗和家家户户的袅袅炊烟——他们会怎么想呢？
转身走回圩市，人流还在。卖米棒的三轮车停在路边。粉的、绿的、黄的米棒，一捆捆码在车斗里，像彩色的细竹竿。小孩儿围着不肯走，拽着大人的衣角央求。我走过去，也买了一根。咬一口，蓬松的，米香在嘴里散开，微微甜，和小时候一样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