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阅读、“快阅读”日益普及的当下，纸质阅读与图书出版如何坚守独特价值、突破发展局限、吸引更多读者？中信出版集团旗下“无界文库”以百万册销量的亮眼成绩，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实践样本。本报记者就此专访该文库总策划人、中信文学总出版人楚尘，围绕纸质书的核心价值、经典再版的当代意义，以及出版业突围路径展开对话。
记 者：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媒介正在不断变化。从电子书、有声书到播客，再到视频播客、长视频等，您认为，如今纸质书阅读还重要吗？应该如何看待纸质阅读的价值？
楚 尘：我认为，纸质书阅读不仅依然重要，而且在媒介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它的价值反而进一步凸显了。
新媒介的出现，确实极大拓展了内容传播的边界。电子书提高了知识的获取效率，有声书让阅读进入通勤、运动等生活场景，播客和视频则让讨论与分享变得更轻盈、更具有陪伴感。从传播层面看，这些都是阅读生态的丰富，而不是对纸质书的简单替代。但我们也要看到，不同的阅读媒介满足的是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很多数字媒介更擅长“抵达”，擅长让内容快速进入公众视野；而纸质书更擅长“沉潜”，它提供的是一种完整、连续、低干扰的阅读体验。尤其面对文学、思想、人文这一类需要反复体会、缓慢进入的内容，纸质书所承载的，不只是信息本身，更是一种阅读的节奏、一种独处的空间感，以及人与文本之间较为深度的精神连接。
记 者：纸质书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楚 尘：在我看来，纸质书的核心价值有三层。第一，它是对注意力的保护。在一个被推送、弹窗、算法不断切割时间的时代，我们翻开一本纸书，本身就是在为自己保留一段相对完整的精神时间。阅读纸书不仅是在接收内容，也是在重新训练一个人的专注力、理解力和判断力。第二，它是对文本尊严的维护。一本书之所以成为“一本书”，并不只是若干文字的集合，还包括编排、装帧、节奏、序跋、注释、版本选择等一整套出版判断。尤其文学作品，很多时候需要通过纸质书这个相对稳定的形态，来获得它应有的完成度和庄重感。第三，它是对文化记忆的保存。纸质书具有物质形态，也因此具有可收藏、可传递、可留存的特征。一本书被放进书架、被批注、被赠送、被代际传递，它就不再只是一次即时消费，而成为个人经验与公共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未来的阅读一定是多媒介并存的，但纸质书仍然会是深度阅读、经典传承和文化积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记 者：互联网时代，从您的观察和出版实践来看，出版机构应如何立足全民阅读需求，挖掘优质原创、提升图书的核心竞争力？又如何探索图书多元化的表现形式，抓住读者的关注点？
楚 尘：在流量竞争日益激烈、技术迭代持续加速的当下，出版机构越不能慌，越要回到自己的基本功上。出版的核心竞争力，归根到底还是内容判断力、作者发现能力和产品组织能力。
在优质原创方面，出版机构要真正理解当下读者的精神需求，而不仅仅是跟随热点。所谓“全民阅读”，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人都读同一类书，而是意味着阅读需求正在变得更细分、更多层。有人需要知识更新，有人需要情绪抚慰，有人需要现实解释，也有人需要审美培育和精神提升。出版机构如果只盯着流量，很容易陷入同质化；但如果能够更深入地把握时代情绪、社会经验和读者心理，就能发现真正有生命力的原创写作。
对文学出版而言，我们既要关注成熟作家的持续创作，也要有耐心去发现新的写作者、新的叙事经验、新的语言风格。真正有价值的原创，不一定在一开始就最“喧哗”，但它往往能在更长的时间里留下来。出版机构要做的，更要在编辑阶段帮助作品呈现它应有的面貌：帮助作者确认问题意识、提升结构、打磨语言，使作品既有时代感，也有文学上的完成度。
记 者：我关注到您在经典再版方面近些年做了许多工作。可否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楚 尘：经典再版不是简单重印，而是一次重新发现经典、重新连接读者的过程。今天做经典作品，不能停留在“这本书很重要，所以你应该读”的逻辑上，而要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它为什么值得今天的读者重读？它与当下人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认知困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只有把经典放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新阐释，它才可能重新进入公共讨论。
这就要求出版机构在经典再版时，不仅重视版本质量、校勘水准和装帧设计，也要重视导读、附录、编辑手记、传播议题的重新组织，让经典真正从“书库里的名著”变成“当下仍有发言能力的作品”。
至于AI和数字技术，我认为它会深刻改变出版业的工作方式，但不会替代出版的核心判断。AI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效率，比如信息检索、资料整理、选题辅助、用户洞察等；但在文学和人文出版领域，最关键的仍然是人的判断：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真表达？什么样的作品能够穿越时间？这些不是单纯依靠数据和算法可以完成的。
在多元化呈现方面，出版机构当然要主动拥抱新的传播方式，但前提是“形式为内容服务”，而不是为了追逐形式而牺牲内容本身。一本书可以发展出很多种外延形态，比如有声化、播客化、短视频化、社群共读、线下分享、戏剧朗读、展览联动等。我们不是把书简单拆碎，而是围绕一本书的核心价值，去设计不同层次的触达路径：有人通过短视频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有人通过播客进入议题，有人最终回到纸书完成深度阅读。这样，新媒介就不是在消耗书，而是在为书搭桥。
从出版实践来说，未来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把图书当作“内容原点”来经营。一本好书不应只是货架上的单一商品，而应成为一个可以不断生发讨论、转化形态、连接社群的文化原点。只有这样，出版才能在数字时代真正抓住读者。
记 者：面对电商等新兴业态对出版行业的冲击，您认为如何能切实保护出版生态？
楚 尘：电商和新平台的出现，确实重构了图书的销售链条和传播路径。一方面，它们提升了流通效率，让更多图书有机会触达更广泛的人群；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价格内卷、爆款逻辑主导、长尾图书被挤压、出版价值被过度商品化等现实问题。对此，我觉得不能简单地把平台视为对立面，而是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努力守住出版生态中那些不能被轻易损耗的部分。
“保护出版生态”，首先是保护内容生产的基本秩序。如果一本书从作者创作、版权购买、编辑投入到营销传播，前端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和成本，但在终端只能被无序低价竞争来定义其价值，那么受损的不只是某一本书，而是整个行业继续做高质量内容的能力。长期来看，这会削弱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削弱编辑的专业投入，也会压缩真正有文化价值图书的生存空间。因此，保护出版生态，一方面，需要行业内部形成更健康的价格与渠道意识，避免陷入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也需要让市场逐渐认识到，图书不是纯粹的快消品，它兼具商品属性与文化属性。对于优质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应当有更加长期、理性的评价机制。
但仅仅谈“保护”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提升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直接连接能力。过去出版社更多依赖渠道去触达读者，今天则必须增强自身的内容运营能力和品牌建设能力。读者最终信任的，不只是一本单独的书，也包括这本书背后的出版判断。一个出版社、一个文学品牌、一个编辑团队，如果能够持续输出稳定的审美标准和内容品位，就会逐渐积累自己的读者共同体。
记 者：在新的内容生产格局、传播媒介变革情况下，出版社如何与读者建立更有效的链接？
楚 尘：出版社与读者建立有效链接，至少要做几件事。
第一，要提高表达能力。出版社不能只会“出书”，还要学会“讲书”。一本书为什么值得读？它回应了什么现实处境、提供了什么新的理解、适合什么样的读者？这些都需要被准确、诚恳、有分寸地表达出来。今天不是书太少，而是信息太多，读者需要可信的筛选机制。出版社应该成为这种筛选机制的一部分。
第二，要重视长期运营，而不是只追求上市期爆发。很多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书、人文书，并不一定在上市当月就能成为爆款，但它们可能有更长的销售生命周期和更稳定的口碑沉淀。出版社要有耐心经营书的“后半程”，通过书评、访谈、共读、校园推广等多种方式，让好书不断被重新看见。
第三，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推荐链条。今天很多读者买书，不是因为广告，而是因为信任某位作者、某位编辑、某个媒体品牌、某个读书社群。也就是说，图书的抵达率，越来越依赖于真实的内容信任，而不是单纯依赖流量投放。出版社要主动进入这些真实的阅读场景中，与书店、媒体、学校、图书馆、社群读者建立更深的协同关系。
第四，要善用新平台，但不能完全被平台逻辑定义。平台可以帮助我们更高效地触达读者，但出版社自己要清楚，什么书适合短视频传播，什么书适合做播客，什么书需要依靠书评和口碑慢慢发酵，不是所有书都应该用同一种方式去推广。出版的专业性，恰恰体现在能够为不同内容找到合适的抵达路径。
归根到底，提升优质图书的抵达率，不只是销售问题，更是传播能力、内容判断和品牌建设的综合体现。出版社如果既能守住内容品质，又能学会用当代读者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就有可能在变化中重新建立与读者之间的稳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