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内心，修辞立其诚

记 者：胡老师好，祝贺您以中篇小说《猛犸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部小说是否可算作您较为少见的、写得比较快的作品？您为何会萌发创作《猛犸象》这部小说的念头？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过程？

胡性能：《猛犸象》算是我写得比较快也比较顺利的作品。从动笔到完稿，用了一个多月。写完后，电脑显示字数接近4.5万字。我把小说初稿给了几个朋友看，他们都是资深的阅读者，我想听听他们对这篇小说的反馈。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小说的前半部分节奏太慢，显得拖沓。他们说得对，前半部分因为涉及我大学的生活，我写“嗨”了，没有顾及读者的感受。我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对这篇小说的前半部分进行了压缩，删掉了六七千字，让叙事的节奏更快一些。

去年，大家常常谈及“修辞立其诚”，强调文章要写出作者的真实感受。我去年恰好到了60岁，便自觉不自觉地审视自己这些年来所走过的路，意识到应该直面自己的内心了。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东生是个理想主义者，坚守、有担当、无畏，像一头体格庞大的猛犸象。而作为叙述者的“我”，正在变得圆滑而又怯懦，所以我给他取了个“老瘪”的绰号。在这篇小说中，我试图通过叙述者的反省与反思以及许东生对正义的坚守，为我这代人留下点体面和尊严。

记 者：包括《猛犸象》在内，您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您钟情于中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原因是什么？

胡性能：主要原因还是工作惯性。我写作时大多选择写中短篇小说，是因为这种体量的小说相对容易完成。长篇小说是马拉松长跑，不做好心理和身体的准备，很难跑下来，即便跑下来也不会跑出个好成绩。也许，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只要在写，感觉到充实就挺好。如果中短篇小说创作能够带来足够多的快乐，似乎写长篇也就没那么必要。当然，我也有想写的长篇计划，但估计是两年后的事了。因为我现在脑子里还有几个中短篇没完成。

记 者：我注意到，您上大学是在1983年，《猛犸象》中主人公们的大学时代也开始于1983年。这个巧合很有意思，您是怎样考虑的？

胡性能：这个巧合是有意的。《猛犸象》中的许东生有原型，原型不止一个。鲁迅先生说：“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许东生就是“合成”的人。小说中的他固执、坚守正义、认死理、不妥协……塑造这一人物时，在文本内部的时间考虑上，我从他大学入学时写起，所以有很多内容就放在大学期间，因为那样的生活我很熟悉，能够让虚构的故事有坚实的依托。我承认大学生活对我后来的写作影响重大。青春时期所经历的生活，的确会或明或暗地影响我的小说写作。也许是《猛犸象》有许东生大学生活的描写，这种影响会显得更强烈一些。

记 者：您刚才说熟悉的生活“能够让虚构的故事有坚实的依托”，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胡性能：一些对昆明熟悉的朋友阅读《猛犸象》，会觉得它太真实，仿佛生活中真有许东生这个人，以为他的故事真实发生过。这也许与我最近几年的小说创作理念有关。

去年，我在北京语言大学作了一个文学讲座，题目就叫《小说的实证精神》。我以为，虚构的小说，如果没有坚实的细节支撑，很容易让人觉得虚假。小说的细节真实不仅要体现在人物的行为上、心理上，也要体现在小说所涉及的物理空间上。几年前，我写《马陵道》时，曾到过江苏新沂的窑湾古镇。为写那篇小说，我对那座古镇的历史与地理作了认真梳理。可以说，小说中出现的环境，几乎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定位。这使得读者坚信小说虚构的“剪影戏”确为新沂曾有的“剧种”。每个写小说的人，都需要解决虚构与真实的关系问题。对于虚构的小说而言，只有“肉身”让人感到真实可信，隐藏在“肉身”里的灵魂也才可能丰盈而深邃。

作者与读者，是盟友也是对手

记 者：《猛犸象》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许东生为代表，书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在您看来，这部作品与您其他作品有何不同？

胡性能：与我以前的作品相比，《猛犸象》的确显得有些独特。以往我的小说，总是加入一些奇异的内容。我喜欢小说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喜欢小说情节溢出读者意料，也喜欢那种形式让人眼前一亮的小说。我的小说写作大多是“朝内走”，在人物的心理上着力，但《猛犸象》这篇小说，因为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所以我无法直截了当地写许东生的内心活动。我只能通过小说叙述者“老瘪”的口，对一代人初心不再的现象进行自责和反思。与固执而正义的许东生相比，我们怯懦、伪饰，似乎终于活成了自己年轻时最为讨厌的那类人。

记 者：《猛犸象》中，许东生离开故乡滇东北到昆明读书，到海南工作，最终又回到故乡滇东北。“离开故乡又回归故乡”的故事线，在您早期的小说《有人回故乡》中也曾出现过。您是怎样看待您小说中的“故乡”意象的？您曾在《最后的故土》中谈到“不停地迁徙，让我一直处于无根的状态”，这是否影响了您小说中对于“故乡”与“归乡”的理解？

胡性能：日本散文家东山魁夷在《与风景对话》一文中写道：“只有流转和无常才是生的证明。”东山魁夷想要表达的是，生命只有在流动和变化之中，才能保持生命力。对于一个渴望远行的人来说，远方是故乡，不可捉摸的未来是故乡；而对于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最安全的母地是故乡，乡音是故乡，乡情是故乡。一生被贬多次的苏轼，对故乡的理解比常人深刻，才能说出“此心安处是吾乡”。当然，作为写作者，有时候得与故乡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这样反而让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故乡、看透故乡。每个人的一生，都有无数次返乡之旅，有时是肉身回去，有时是灵魂回去。我小说中的“故乡”元素并不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故乡只是一块便于故事生长的土壤。有一些故事，我得借助一个熟悉的物理空间来完成。

记 者：《猛犸象》在看似平静的文字底下，有着不可忽视的尖锐性。这其实也是我在阅读您的其他小说时，常常能感受到的。您曾说过，“但凡新闻能抵达的，都不是小说的归宿之地”。您追求的小说是什么样子的？

胡性能：我喜欢那些语言有个人指纹的小说，我也喜欢阅读之后能够在我记忆深处留下划痕的小说，更喜欢那种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让我一脚踏空的小说。有的时候，作者与读者是亲密的盟友；而有的时候，作者与读者是对手。当你的小说无法给读者提供新鲜的生命体验，再坚强的盟友也会背叛。我是一位写作者，也是一位阅读者，我有过因为阅读而对作者深怀感激的时刻，也有过目睹人性被作者撕开后残酷呈现的震惊体验。我把思辨性看成小说是否有灵魂的一个标志，所以我喜欢那种故事蕴含无限阐释可能的小说。那样的小说，常常能够提升我们的认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和理解这个世界。

小说家处理小说与当下的关系，就是处理生活与历史的关系

记 者：《猛犸象》中许东生“左手下围棋，右手写诗歌”，与您自身“左手下围棋，右手写小说”也有相似之处。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围棋爱好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吗？它在您生活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胡性能：我爱上围棋是受上世纪80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影响。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如果追寻这一爱好的源头，都可以追寻到当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对围棋的喜欢，曾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现在面对面的手谈已经很少了，但我仍然关心围棋界的一些重要赛事，关注比赛进程，关心比赛结果。

至于说它对我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老实说，多年前，它曾占据了我许多原本应该拿来写小说的时间。我的电脑和手机，曾安装过一些围棋软件，常常觉得太占用时间，就把它们删除，但用不了两天，我又会想办法恢复。这种删了又恢复、恢复了又删的情况，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拒绝诱惑的能力特别弱。不过，下围棋对锻炼大脑特别有用。我希望自己的一生与“老年痴呆”这种疾病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也许，我是该以围棋为题材写篇小说了。

记 者：今年您曾在《文艺报》发表过散文《东方书店：百年书香》，为我们介绍了昆明的百年书店。您有怎样的阅读和写作习惯？哪些书对您的创作影响较大？

胡性能：我过去会去逛逛实体书店，喜欢与某些书不期而遇。依偎着实体书店的书架，翻阅着那些陌生的书籍，突然有一本书唤醒你内心深处某种久违的情感，那的确是一种美妙的体验。但现在我去实体书店的时间少了，原因是要买的书网上全有，方便，比实体书店的价格还便宜。现在在我家里，至少还能找出几十本完全没有拆封的书。如果一个人去实体书店，很难想象他会买一摞不拆封的书回来。

对于我的写作，最初影响最大的书是《川端康成小说选》。在我最初学习写作的那些日子，这本书一直陪伴着我。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安妮·普鲁。她精致又粗粝的文字，准确而充满了诡异的想象力，让人着迷。当然，我喜欢的作家不止这两个人。阅读作品时，我有个习惯，会用笔在书上做一些标记，顺便记录下我当时的感受。至于写作习惯，我正试图从晚上写作转变为上午写作，但这个转变太难，至今还未能成功。

记 者：“所有的现实，都隐藏在历史深处”是您小说《马陵道》的题记，《猛犸象》也借助许东生的际遇来记录时代与历史。您如何看待小说与历史、时代的关系？新时代文学日新月异的今天，您怎样看待新时代文学之“新”？

胡性能：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是已经结束了的小说，而小说则是尚未开展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书，笔法灵动，充满不确定性和诸多被掩盖的真相。在历史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里，夹杂了太多当事人的愿望，以至于这部书看上去让人如雾里看花，令人迷糊。唐太宗李世民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几句话说得挺清楚，也很轻松，但真正要做到，却绝非易事。有人说过，很多时候，“我们人类在历史中获得的经验，就是把犯过的错重新犯一遍”。人们还理直气壮，自信满满。一切历史也许都是当代史，小说家处理小说与当下的关系，就是处理生活与历史的关系 。“历史惊人地相似”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如何看待新时代的文学之“新”，我觉得，AI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传统的文学呈现的手段主要是印刷。未来，也许文学的呈现方式不只是文字，还会有语音的甚至视频的文学出现。近几年，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也有不少人选择在开车上班的时间用耳朵完成自己的“阅读”行为。这些，都是“新”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