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张扬主体意识，继而反思家庭和亲密关系，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叙事中的一个母题，亦是“文学青年”和“青年文学”回应社会召唤，建构自身形象的核心方式。譬如在五四时期，“新青年”冲破家庭阻力，寻求爱情自由的主体意识，在新文化运动的期待中获得了角色的正当性。

“家庭”常常在叙事中充当青年主体意识生成的手段和目的。介于主体和社会交汇带的“家庭”，更适合在具体的场景与细节中，照见青年内在特质、欲求、精神向度、生命完整性与意义追寻。青年们便在这些与社会话语互动时的纠缠与形变中，期待“新家庭”的诞生。《香火》的写作正是在结婚率下降的现实中展开的。以“催婚”为主要情节的家庭叙事，暗含着对“香火”能否得以延续的隐忧和焦虑，同时也审视了何以代际关系无法再为“成家”提供有效参照的原因。

《香火》的开篇是一个典型的催婚场景。“儿子在迄今为止最后一顿和睦的家庭聚餐中向他们表述了自己将不会结婚的决定”，这番宣言引起餐桌上众人暂时的失语。父母在沉默中震惊、不解、愤怒和自责。儿子的心中则有另一种波澜。他想起从小到大，父母以爱之名为自己做的种种决定。他们过早地垄断了他快乐的权利，“他想以这种方式让父母也生点气”。可以想见，这不会是唯一一次劝说和拒绝。在爬孝子山的途中，儿子目睹了父母因一点小钱与售票员争执，对饭店手艺大加吐槽，又在讨论他人的“苦”中品出自身的“甜”。他觉得丢脸、鄙夷且不屑，却转而发现自己遗传了相同的幸福逻辑。因此，在幻想过一种截然不同的叛逆生活，以及眼睁睁看着家庭成员集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后，他释怀了，勉强地领受了父母给予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千篇一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香火》在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时，倚仗了更灵活的资源和方式。《香火》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儿子在人们热衷于讨论自己是“E人”还是“I人”的风头过去后做了MBTI人格测试，“四个英文字母，把他和茫茫人海里的某些人归为了一类。跟模棱两可的算命相似”。此测试为测试者提供的仅仅是高度抽象且概括的典型性格的集合与排列。测试者从诸多性格中重新发现自己，归纳自身的情感，并与拥有同样人格测试结果的人产生共鸣。在我看来，《香火》得以获得情感共鸣的方式，正与MBTI人格测试相同。小说在克制且冷静的表达中，围绕“催婚”展开一系列人际互动。“催”与“拒”之间的意义协调，大量行动背后的思维涌动，以典型现象的方式呈现，隐去了道德引导和判断，成为邀请读者参与的一场关乎家庭情感的“MBTI人格测试”。读者或在其中认同，或在其中反对，但无疑，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信息。

这些现象深植于传统家庭，又在向现代家庭的演进中增添了自由、快乐等内涵，形成了代际涵盖婚姻在内诸多话题的矛盾。比如人物塑造上，父亲的做派宏大而虚无，在衣食住行的小事里隐身，又缺少力挽狂澜的能力。母亲则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奉行“家庭至上”，在家庭的琐屑中磨损自身，与之骨血交融。儿子呢，童年时一些无关紧要的越轨被及时纠正，在“严格章法和精神桎梏下”，有了车子、房子和稳定的工作，生活中就差一段姻缘和孩子。可他的内心却在庸碌的日常中被煎熬得精疲力竭。我们如此熟悉这些人物，以至于每个家庭成员咽进肚子里的委屈，都有获得情感认同的合理性。但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即上述的人物，到底是何以被广泛接受并引发深远共鸣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哪怕每个家庭成员在性格、职业、爱好上各有差异，每个家庭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都会显在或潜在地与某种结构性观念发生关联？

的确，《香火》中的人物行为逻辑存在普遍性。只要稍加留心，就能发现借助媒介的放大与传播，文学文本调用社会现象便能轻易地引起类似“对啊，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共鸣。《香火》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父母竭力催婚，儿子极力抗婚，最后又妥协的行为成为“现实一种”。如果再结合对周边朋友陆续步入婚育轨道的观察，就会乐观地把“现实一种”看作“唯一一种”。就像做MBTI人格测试的人，不会对自己测试结果之外的结果投入更多关注。我们常常把一个家庭内部代际和婚姻的复杂关系概括化和信息化了。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重返文本，那么《香火》的叙事就变成了在“婚育”一事中，父母相信其中所涉及的任何问题都是可知、可解的，甚至在生男生女上，“爸爸妈妈总会有办法的”。而儿子在经过不屑、不争、沉默直至最后的妥协后，虽然完成“任务”，在意义追寻上却远没有完满。这让我特别在意小说中写到的“秩序之外”的人。当儿子回到曾与前女友同居的小区时，偶然撞见一名大学生模样的男孩消失在“熟悉的异乡街头”。儿子无法继续追踪这位陌生人，唯有想象陌生人今后也许会拥有比自己更顺遂、幸福的人生。

因种种原因无法跨越的认知界限，反倒是保留了关于未来的更多可能，进而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透出一丝亮光。另一边会是更美好的生活吗？不一定。但在生活中留有可能性和尚未体验的部分，而非完全被社会时钟所规定，这本身已足以让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