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的一天，40岁的滁州太守欧阳修与一众宾客，出城前往城外西南方向的琅琊山游观并酬饮。上一年才遭贬官，说内心不憋屈、不郁闷那是假的，但欧阳修襟怀是放得开的。他自有他为政、为文的信条：在政治上，他的准则是为政以宽、和睦百姓；在诗文上，他的准则是不卖惨、不作戚戚之文。有这些信条垫底，又值当地丰年，百姓大体上可安居乐业，欧阳修心底下是宽慰和快乐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是满意的。
出了官邸，四面一看，欧阳修的视野里便是“环滁皆山”的地理环境。而西南方向那一众山峰，树林和山谷最是秀美。一眼望过去，林木最为茂密且山谷最显幽深的所在，便是那琅琊山了。“琅琊”山名的由来，是因为东晋元帝曾以琅琊王之名在此避难蓄力，渡江称帝后，即以王号命赐。进了山，沿山径行六七里，渐渐听见了流水的声音。峰回路转，只见泉上有一座如大鸟展翅飞落般的亭子，那就是醉翁亭了。泉上的亭子是谁造的呢？是住在琅琊山里的僧人智仙。那给这个亭子命名的是谁呢？就是自号“醉翁”的太守欧阳修了。那欧阳修为什么要给自己起个“醉翁”的号呢？他的年岁也不大呀。这是因为欧阳修携众宾客到琅琊山观饮时，动不动浅喝一点就显出醉意了，他在一拨人里的年岁又是最大的，因此给自己取了个号叫“醉翁”。那欧阳修为什么动不动就喝醉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游观山水的乐趣，直接体会并受到滋养的是自己的心灵，醺醺然正是这种满足感的外在表现形式。
琅琊山日出时林气消散、日暮时岩穴昏暗，这是山间的晨昏之况；而野花流香、秀木繁茂、风霜高洁、水枯石出，则是琅琊山的四季之貌。早上进山，晚上出山，四季景色不同，游观的感受和乐趣也就没有穷尽了。这是山景。而琅琊山的游众更是喧嚷的：有的人背着物品边行边唱，有的人靠在路边的树上休息，有的人在前面呼喊，有的人在后面回应。在山溪边垂钓，溪深而鱼肥；用泉水酿酒，泉香而酒清。各种山珍野味摆在面前，那是太守在宴请宾客；助兴的，不靠官宴乐工、歌妓的弹唱，而全凭投壶或弈棋的胜负；酒杯交错，你起他坐，喧声笑语，宾客尽欢。欢闹声里，定睛望去，有位苍颜白发、醉相浓稠的人，掺杂在人群中——哦，太守早早又醉了呢。
感觉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夕阳已至。此时人影散乱，归心渐涨，于是太守起身回城，宾客们也都跟着往山林外去了。树影浓郁，鸟鸣上下，人离开了，山林就成了禽鸟游享的乐园。不过禽鸟只知道游享山林的快乐，却不会知道人游山林的快乐；宾客们能体会到跟着太守游山林的快乐，但体会不到太守与人同乐，以他人之乐为乐、以百姓之乐为乐的那种快乐。
这正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其名篇《醉翁亭记》中展示的滁州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物和乡情民风。
历史上，描述或感悟滁州琅琊山的诗文甚多，但细细读过，我还是以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最佳。其对琅琊山的文化塑造最为深刻，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这大概不仅由于欧阳修当时为滁州太守，个人生活和命运在那两年多时间里，与滁州当地自然和社会深度嵌入，更因为他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与滁州“结缘”的。由此带来心态的深刻变化，使他最终酿酵出《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这样的中国散文史上的名篇佳作。
庆历五年（1045年），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在朝廷推行新政失败，范仲淹、杜衍、富弼、韩琦等被罢任。欧阳修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改革派说话，引发新政反对派的嫉恨。此时恰逢欧阳修外甥女张氏（欧阳修妹夫之女）犯事，谏官钱明逸遂借端弹劾。欧阳修终因此事于当年八月被贬知滁州，并于十月到任，其年39岁；后于庆历八年闰正月徙知扬州，且于二月抵扬。
知滁州的两年多时间里，除政务外，欧阳修在诗文方面十分着力，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诗词文章。譬如诗作《琅琊山六题·琅琊溪》：“空山雪消溪水涨，游客渡溪横古槎。不知溪源来远近，但见流出山中花。”春天降临，雪融水涨，游客借助简易古旧的桥筏过溪。虽然不知溪水来源之远近，但山里的落花能随水流出。诗作《丰乐亭游春三首·其三》则记录了“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的傍晚景色，游人们且管不着那春色即将老去，只管在丰乐亭前踏着落花，来来往往。
知滁州后，欧阳修即以“醉翁”自号。这大概是他对遭贬后的一种寒凉心态的着意掩饰。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的心境，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思绪，成就了他一系列写滁州的诗词文章。除了以“醉翁亭”为题写了《醉翁亭记》，他亦有诗作《题滁州醉翁亭》，抒写了他“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这般枕岩眠风，梦里得醒的情境。
在文章上，除《醉翁亭记》外，还有《丰乐亭记》等名篇问世。当时的滁州属淮南东路，州治在今滁州城一带。唐末五代时期，这里兵荒马乱，战事频频。北宋近百年来，相比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淮一带社会相对稳定，经过休养生息，经济亦有较大发展。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欧阳修在知滁州的第二年，即1046年，在城南（现城西）丰山建了一座亭子，名“丰乐亭”。这篇《丰乐亭记》，即详细记述了建造丰乐亭的前前后后，以及欧阳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丰乐亭记》全文约分三层。第一层介绍建造丰乐亭的由来：“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中有清泉……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第二层通过对地理的介绍和历史的回溯，呈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最后一层与开头的段落相呼相应，同时表达了自己旷达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
《丰乐亭记》以理入文、笔风清亮，又繁略有致、浓淡相宜，是欧阳修散文中的佼佼者。丰山也是琅琊山的一部分，因此《丰乐亭记》的面世，对整个琅琊山文化地标的塑造，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丰富作用。
二
琅琊山位居皖东，是皖东江淮分水岭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淮分水岭以南属长江水系，以北属淮河水系。滁州城区一带，正是长江流域的一部分。滁州是一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之地。在这里，唐朝的韦应物留下了“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绝妙佳句，宋朝的欧阳修则吟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千古绝唱。这里既是明太祖朱元璋龙兴飞天之所，也是凤阳花鼓起兴转圜的地域；既是抗日根据地，也是中国农村改革主要发源地小岗村的所在地。
琅琊山我去过许多次，有时是同朋友结伴而行，有时是陪同文友采访。正如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描述的，琅琊山的晨昏和四季各有不同。春天自然少不了山花烂漫。粉红色或浅黄色的山花，从陡崖的灌木丛中伸露出它们的鲜艳，给人最大的感慨是生命的终始轮转以及生生不息的韧劲。夏天溪流里水声响亮，特别是雨后的山溪，叮咚无止，昼夜如斯。秋天层林如染，既有色彩红透的惊艳，亦有多色相杂的质感。冬天则山石紧缩、溪水枯瘦，望去一片沉静，内心的浮躁亦会顿然消去大半。
每次去琅琊山，接近山门时，脑海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浮出欧阳修“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的句子。“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历来大家都认为欧阳修说的是琅琊山，我倒觉得他也许说的是琅琊山无所不在的琅琊榆。琅琊山上的琅琊榆，这里一棵，那里一片，这里一行，那里一丛，各呈姿态。单棵的琅琊榆，有的斜在陡崖边，有的歪在怪石旁。由于地物所限，都长得粗结虬然，叫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多想几分。成行的琅琊榆，则多长在道旁路边。那里空间宽敞，气韵流通，因而都长得挺拔秀美、姿态昂扬。成丛的琅琊榆，多长在寺旁屋后，或三两成丛，或三五结伴。它们既是山间建筑的沧桑背景，也是石墙瓦脊间的主打风光，是琅琊山庙宇屋舍的最优伴侣。成片的琅琊榆长在半山坡上，由于无所拘限，因而相攀互生，长相优雅。在琅琊山上，琅琊榆不计风寒、不计山瘠，无论生境宽松或窘仄，都无处不在。它们坚韧、耐活且长寿，是琅琊山让人难以忘怀的一种象征和符号。
我第一次去琅琊山，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距今已近五十年。那时的琅琊山里，还有一些不大的村落和零星的人家。春夏的清晨，人走在鸡鸣声，恍若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境界。《桃花源记》及《醉翁亭记》，在中国文学史上，都类属中国山水游记范畴。这类散体文以山水行游为题材，以特有的抒情、记叙或议论为特征，篇幅短小，文字简约，舒卷自如，富有别致的情趣与韵味。当然，这一类山水散文一脉相承，大致都有相类的写法，即先写山水行走，再从中引申出思想或哲理的感悟。
三
琅琊山是中国文化历史版图上的名山，也是长江下游最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从自然景观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琅琊山的自然景观并不算特别：它既无奇崛高耸的山岳峰峦，亦无巧夺天工的河流云海。可从人文视角出发，我们又能发现，历史上有一大批文学家、思想家在此流连忘返，留下了众多诗词文章。
唐代就有独孤及、李阳冰、李德裕等游观琅琊山的诗文留世。独孤及文《琅琊溪述（并序）》云：“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浚不刊，几万斯年……怪石皑皑，涌湍潺潺。洞壑无底，云兴其间。”用凌厉夸张的笔触，描述了琅琊溪的奇和险。书法家李阳冰游琅琊山后，则有《庶子泉铭》存世，铭云：“探幽近郭，选奇叠嶂。疏石导泉，飞流泻涨。”对琅琊山景观作了奇峻的渲染。诗人韦应物于建中三年（782年）秋，以尚书比部员外郎出任滁州刺史，后闲居滁州西涧，留下了《滁州西涧》等多首著名诗篇。《滁州西涧》中的“野渡无人舟自横”，一个“横”字，把滁州西涧一带浅山丘地春潮暮雨中的天地之气，展现得淋漓尽致。滁州西涧与琅琊山相邻，虽然其地理单元上不属琅琊山区，但由于位置上相互挨近，因此人们也常把两地看成一个整体。
宋代除了有欧阳修《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外，还有苏舜钦《寄题丰乐亭》、梅尧臣《寄题滁州醉翁亭》《寄题滁州丰乐亭》、曾巩《醒心亭记》等众多与琅琊山相关的诗文存世。曾巩曾受到欧阳修提携，是欧阳修的学生。他于庆历七年（1047年）来滁见欧阳修，住了二十多天才走。曾文云：“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元代、明代和清代以琅琊山为题材的诗文也很多，例如明代文徵明有诗《九日游琅琊》：“寒鞠经秋处处花，青山仍是有琅琊。登山看菊兼多伴，莫叹重阳不在家。”他把琅琊秋意作了令人会心的勾描，几百年过去了，读来依然鲜活如初。
为什么自然地理景观并不特别出奇的琅琊山，会吸引历史上如此众多的文人雅士前来游观描画呢？我想，这应该是当地地理位置、环境景观、人文心态及社会架构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琅琊山一带属丘陵区，这里平原微丘面积广大，山丛峰峦则既浅且小。因此，相对秀美的琅琊山就成了当地山水景观的稀缺资源，成为行经此处的文人雅士必来“打卡”的地标。
再者，从中原视角看，滁州一带是江北襟连长江江东（江南）的绕不过去的重要地域。从此地南下可经营江南及南京，北上可抵达中原及洛阳、开封等重要城市，而长江下游平原地区在隋唐以后也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产出地，因此，滁州、扬州、颍州等地自然也就成为物质、人事往来的必经之地了。
此外，就人文心态而言，当时的文人如果不能在首都做官，那么江淮一带的官场就成为他们较好的命运跳板，当然，也就是相对较好的贬官之地了。一方面，这些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另一方面，民风民俗与京城也多相近，适应起来没有过多的障碍，自己和家人在生活环境的适应上要容易得多。不同于欧阳修，唐朝的韩愈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他被贬到了当时遥远的潮州地区。不过，韩愈带去了相较之下非常成熟灿烂的中原文化，使他成为当地人心目中的圣人。至今那里最大的一条江还被称作“韩江”，就是为了纪念韩愈对当地文化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而命名的——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种阴差阳错了。
社会架构也是琅琊山会聚文士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明朝时特别明显。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谓的“龙兴之地”，就在滁州、凤阳一带的大滁州地区。那里是他的家乡，也是他起势的地方，因此滁州一带在明朝一直举足轻重。各地官员文士，自然都更看重此地，愿意来此做官兴文。比如明代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就曾到设在滁州的南京太仆寺任职。所谓“太仆寺”，是朝廷管理马政的中央机构，主管马匹的牧养和征调。朝廷将王阳明派到太仆寺工作，是想减少他在京城授徒讲学的影响力；而王阳明想离开京城，亦是因为他反感朝中的奸弊乱象。王阳明在滁州游山涉水、讲学诵诗、研学作文，度过了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时光。他的诗作《琅琊山中》写道：“草堂寄放琅琊间，溪鹿岩僧且共闲。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风不化山石顽。”这正表达了他在琅琊山中感悟到的天地运行和人世况味。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千百年来，琅琊山以其别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人雅士。他们创作的众多优秀诗文又为琅琊山增添了一道道绚丽夺目的人文光环，相互映衬，相互成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琅琊的山水之间。文脉潺潺流淌，叮咚有声。这里和中华大地的众多文化地标一样，千百年来生生不息，蓬勃地朝着未来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