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传播方式的发展变革和基层写作群体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新大众文艺作品进入公众视野，以其真实的生活经验和鲜活的现场感引发广泛讨论。9月2日，作为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的重点活动之一，“新大众文艺·广东进行时”交流座谈会在广州举行。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向欣，文艺报社总编辑刘颋，广东省作协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刘涛出席活动。广东省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刘春主持活动。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中心主任赵勇，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申霞艳，广东文学馆（广东文学院、作品杂志社）馆长（院长、社长兼总编辑）王十月，东莞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胡磊，东莞文学艺术院一级作家、广东省评协副主席柳冬妩，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代表杨龙刚、唐诗、余冰如、王小炫、易广永、谭月韶、罗小娟、温雄珍、王瑛、穆肃、卜雪斌、黄新生、唐欣、张彦妮、曹兵、马玉文（苁林），内蒙古作家孟和巴雅尔、王桂萍，新疆作家何兴华、杨方中等参加活动。
“文学就长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
杨龙刚是来自深圳宝兴医院的一名麻醉科医生，也是胡杨林艺术团的团长。2016年，在宝兴医院和深圳龙岗区民政部门支持下，一群长期在医院做血液透析的“透友”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团。杨龙刚取胡杨林“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的精神意象为艺术团命名，希望“透友”们能在“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的透析循环里，找到一个暂时忘掉痛苦的出口。艺术团起初以朗诵诗歌为主，2020年底，杨龙刚开始带着团员自己写诗，此后一发而不可收。2025年，花城出版社为艺术团出版诗集《我的余生》，收录“透友”、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创作的百余首诗歌，其中大部分是“透友”们在透析间隙写就。透析限制了他们的身体，却无法禁锢他们的灵魂，在这漫长的时光中，诗歌生长了出来。
杨龙刚分享了丽敏和芷仪两位团员的故事。丽敏出生于1992年，刚开始透析的时候，眼神都是躲闪的，“一个人擦着墙边走，低着头，恨不得把自己藏进走廊的阴影里”。结婚前一天，她怕自己在婚礼现场出事，特意打电话托杨龙刚留意手机，“一旦现场有事，您就叫120来酒店”。进入艺术团后，丽敏开始写诗，诗歌让她敢于重新正视生活，“胳膊上的伤痕，就当作婚礼的礼花”。在2026CMG全民阅读盛典现场，丽敏代表艺术团站到全国观众面前，朗读卓别林的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继续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芷仪从外地来深圳打工，在这里遇见爱情、结婚生子。孩子出生后一年，她的爱人患癌离世，芷仪一个人扛起整个家，却在孩子三岁那年积劳成疾，患上尿毒症。面对命运的重击，她没有任凭苦涩吞噬自己，而是用笔记录下这些疼痛。她把透析的针孔比作天上的星星：“遍布的针孔，将我们的生命一直延续下去。”杨龙刚说，丽敏和芷仪是艺术团近40位写作者的缩影，“她们都是被命运按在透析床上的人，又在诗歌里把自己重新拼了回来，在生命最狭窄的缝隙里，用诗歌守护人的尊严。这或许就是新大众文艺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样子：它不在高高的书架上，而在透析室的病床边，在把针孔写成星星的诗句里”。
来自广东东莞的穆肃年轻时在某炮兵部队服役，训练生活严肃而紧张，连队里小小的图书阅览室成为他最爱的去处。有一次，他去炊事班帮厨，在灶台前捡到一本薄册子，上面列举了一系列西方文学流派，这成为他重要的文学启蒙。退役后的穆肃在东莞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买来一台二手电脑，一边自学电脑技术，一边开始写作。八人宿舍过于拥挤，房间里甚至没有桌子，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小床，一半用来睡觉，一半用来放置电脑，穆肃最初的一些小说就是在这半张床上写出来的。在掌握了一些电脑技术后，他组装了十几台电脑，想要开一间网吧，一边看店一边写作，但不足半月即告失败；之后他做了十年媒体工作，繁忙的事务让他失去了大量专心写作的时间。但他没有放弃写作，忙里偷闲完成了若干作品，并逐渐转向影视创作，开始自己编剧、导演。
2020年前后，穆肃家乡的几位亲戚先后离世，这深刻影响了穆肃的观念——人生苦短，韶华易逝，要迅速回归到写作初衷上来。他再次开始专心写作，在多家期刊上发表作品，“我将它们视为我个人漫长苏醒的新起点，我重新回到了文学的现场”。穆肃说，现在的自己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新人，多年来庞杂的生活经验为自己积累了一些创作素材，希望能在认真的思考和积淀后，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经常有人问，你是写什么题材的？说实在的，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来自广东江门的网络作家谭月韶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十几年的记者生涯让她涉猎广泛，全职写作后创作过小说和剧本，既有现实题材、青春爱情，也有古装权谋、科幻悬疑，还出版过非虚构和人物传记。和许多写作者一样，谭月韶的创作起步于天涯社区，她在工作间隙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贴在网上，没想到很受网友欢迎。其长篇小说《南国芳华》聚焦江门侨乡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人物故事，在网上连载时引发了读者的热烈讨论。在她看来，新大众文艺作品的立意可以很高，但表达必须放得很低，“低到像庄稼地里的泥土，撒上种子就能够生根发芽。扎根泥土不是降低标准，也不是迎合低俗，而是找到一种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讲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讲好属于老百姓的故事”。
来自湖南益阳清溪村的卜雪斌是立波书屋的主理人，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亲历者。过去的他是一名在矿山务工的农民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作家书屋开始建设后，他辞去工作回到清溪村，在自己家张罗起立波书屋。“我打小听着周立波的故事长大，一直觉得《山乡巨变》的根就在清溪村，它应该像我们门前的清溪水一样流进每个人心里。”2024年，在湖南省作协创作研究室主任贺秋菊的鼓励和帮助下，卜雪斌和其他村民开始尝试写作，“她教我们怎么口述和整理，甚至定好闹钟，晚上8点准时催我们交作业。坚持近一百天，大家学会了观察生活、提炼故事。短短两年时间，我个人已经写下30多万字，在报刊发表3万多字。”他的创作选题《进屋喝杯茶》，已经入选中国作协2026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我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农民不仅可以读书，还可以写书。文学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长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以前在矿井里，我面对的是石头和黑暗，千言万语只能烂在肚子里。如今，游客们来书屋听我讲清溪故事，而我每天都在拿笔记录他们的故事。文学就在田间地头、烟火日常中，我会用心记录下清溪村的今天和明天，记录下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新山乡巨变。”
“是文学让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
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诗人曹兵修过高速公路、开过压路机，近年来回到农村老家，黄土和庄稼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分享了对新大众文艺的思考。在他看来，新大众诗人应当来自生产劳动一线，既接触最火热的劳动现场，也身体力行于劳动现场，其所创作的诗歌来自对生活最真实的体验，带有创作者对生活、生命最朴素的感受。
什么样的诗算好诗？曹兵认为，诗歌没有标准答案，它的“好”在于戳中读者心灵、引起共鸣的瞬间，读者的阅历不同，引起共鸣的情形也不尽相同。但在今天，要辨认“好诗”似乎更加艰难了。“在互联网、自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被看见’有了更多渠道，但也正因为如此，诗歌的门槛似乎正在降低，任何人都可以‘分行即诗’，这也增加了寻找好诗的难度。”他还谈到，新闻媒体对新大众文艺的报道，让每个创作者都有了一个标签——快递诗人、外卖诗人、农民诗人、烧烤诗人，“轻诗歌而重标签，这也是新大众文艺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要想办法让广大读者不只是关注标签，更要关注标签背后的文本，关注文本中所蕴含的创作者的真诚情意”。
“是文学让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刘颋同样谈到了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身份问题。“在东莞、在西海固、在清溪村、在铜川、在宁波，创作者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但当我们坐在一起讨论文学的时候，就需要从身份的限制中走出来。只有解除身份的限制和约束，才能更好地就文学谈文学。”她表示，新大众文艺不是一个空洞的、“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的概念，而是包括发现、扶持、培养、提升在内的一整套工作路径，归根结底还是要出作品、出人才。
针对如何更好开展新大众文艺研究，刘颋认为，研究者在进行理论建构时，首先要发掘出新大众文艺现象背后的隐藏机制，要弄明白为什么会在今天出现这样一种创作现象，搞清楚新大众文艺与涵养健康文化生态、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化原创力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新大众文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必须放置在文化整体性的坐标之下进行观照。她也提到了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概念泛化和理解片面化两种倾向，提醒研究者要时刻注意“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一完整表述所蕴含的前提和本质。
刘涛分享了近期有关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几点观察。他谈到，一些专业写作近年来出现了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倾向，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往往出身基层，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转化成作品后确实更能打动人。倡导新大众文艺，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纠偏补弊的作用，让创作重新回到生活。当然，新大众文艺在文学性上先天存在不足，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只有二者双向奔赴、彼此学习、取长补短，才能做到“文质彬彬”。新大众文艺创作者要加强阅读和学习，才能为生活找到更妥帖、恰当、有文采的表述方式。
此外，刘涛观察到，理论界对新大众文艺的响应非常迅速，推出了大量论述文章，“特别是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系统性论述新大众文艺的专著。但是新大众文艺的整体创作，似乎跟理论评论的推进力度还不太匹配，精品率偏低、文学性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在提升创作质量、锤炼审美品格方面持久用力”。他还提到，新闻媒体对新大众文艺的推波助澜有时也存在过分追逐热度和流量的倾向，“一个被流量裹挟的作家，很容易丧失定力和判断力。也希望创作者们能多一些这方面的思考”。
“‘互联网条件下’是新大众文艺的定语，也说明了当下这个时代是一个社会加速的时代。”赵勇从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节奏加速三个方面论证了社会加速对新大众文艺生产及传播的影响。技术加速具体体现为信息获取方式、创作工具和传播媒介的加速迭代，这种迭代让文艺创作从技术操练变成一种日常化、大众化的行动；社会变迁加速让基于时间的传统经验失效，传统的文学概念被卷入一种流动的定义和命名的状态；生活节奏加速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精神的深度放松，进而对宏大叙事产生疏远心理，而对能够及时满足情绪共鸣、真实可感的新大众文艺叙事表现出强烈热情。新大众文艺虽然连接着古典时代“劳者歌其事”的民间传统，也承续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传统，但它本质上是社会加速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加速发展在文艺方面的具体表现。
“虽然体现的是社会加速，但在新大众文艺的各类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美学减速’的特征。”赵勇继续分析说，这种“美学减速”可被视为对机械性的社会加速的抵抗，在技术、政治、社会三个层面体现出充分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技术层面上，创作工具的便捷让不同层次的大众群体能够轻松获取创作资料，完成书写、拍摄、剪辑、合成、发布等动作，生产出的海量作品固然泥沙俱下，但其中必定会有大量更真实、更有力、更具有时代性和现场感的优秀作品出现。政治层面上，新大众文艺依旧承继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注重的是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社会层面上，技术变革带来文艺生产关系的变革，伴随这种变革出现的往往是文艺观念和理论的革新。“‘美学减速’的过程就是文艺创作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是其社会意义不断拓宽的过程。”
推动不同的经验共同构成一个广博的世界
申霞艳认为，当下高频率流动的生活经验已然溢出了我们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这些溢出传统文学和生活方式的部分，恰恰构成了新大众文艺大规模生产、传播和研究的重要基础。新大众文艺捍卫了一种平等的价值观，捍卫了多样化、多形态的生活，也捍卫了人的主体性。她特别谈到，写作者和研究者需要始终保持双重自觉——既身处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也身处漫长的文学传统之中。以水这一意象为例，它既与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承载着潮汕地区“三江出海，一纸还乡”的文化记忆，同时又呼应着黑塞笔下“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北冰洋与尼罗河会在湿云中交融”的世界性视野。层层叠叠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写作的精神资源。
王十月同样谈到了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身份问题。他认为，对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不能只聚焦“谁在写”，更要追问“谁在读”，这一问题关乎创作与传播的有效性。“过去打工文学的读者就是打工者自己，我们创作打工文学的时候，读者就是我们。但今天不一样了，温雄珍的诗歌读者肯定不只是她的客人，王瑛的读者也肯定不只是清洁女工。今天真正关注、阅读新大众文艺的人，更多的是专业读者和研究者，是在座的各位。”他以陈源斌的《万家诉讼》（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原著）和刘醒龙的《凤凰琴》为例谈到，前者让“讨个说法”成为法治公共议题，折射出乡土情理与治安行政程序之间的张力，后者因书写乡村民办教师的艰难与尊严，引起社会对民办教师“民转公”的广泛关注，“这两个案例共同指向了鲁迅那句话：‘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恰恰是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创作者们不必过度纠结文学性、专业性的问题，“我们更像是做CT检测或者血液化验的人，拿出的是一份关于社会症候的检测报告。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忠实地面对自身经验，推动不同的人、不同的经验共同构成一个广博的经验世界，并把这些经验客观、准确地表达出来，‘引起疗救的注意’。比如王计兵的创作，能够推动全社会更关注外卖员群体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能够帮助改善外卖员的生存处境，这样的创作者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作者”。
胡磊长期与生活在东莞的基层写作者打交道，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不是“审美降维”，而是“审美扩容”。“以往我们讨论打工文学、素人写作时，往往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就是文学性不足，但通过这一两年来对东莞新大众文艺文本的细读和整体观察，我觉得应当要改变这种认识。要尽量去掉身份标签，让写作者以作品说话”。他还谈到，基层作者创作落地，关键要有在地的抓手和可辨识的生活样态，“写作者要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和身边的故事，写出日常的细节、城市的肌理、生命的枝蔓。素人写作是一种地方性经验的活态保存，要写出所在地的新经验、新文化，这些经验虽然可能来自一些不起眼的角落，但从中会生长出最坚硬、最明亮、最有说服力的文学”。此外他提醒说，新媒体虽然是素人出圈的有效助推器，但写作者要持续成长，就必须从流量逻辑转向作品逻辑，不能跟着热点和算法跑。流量迟早会过去，只有作品才会留下来。
柳冬妩在分析新大众文艺研究现状时表示，虽然当下相关研究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的情形，涌现出大量文章，但无论创作还是研究，都需要一种“缓速度”，“新的媒介传播方式为我们的创作和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如果处理不好与它的关系，‘出圈’反而会变成‘出丑’”。针对新大众文艺的审美问题，他表示，新大众文艺虽然是一种新出现的文学现象，但都能够在更久远的文学传统中找到谱系。以广东为例，其谱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打工文学创作，“包括《佛山文艺》杂志在90年代发表的一些打工文学作品乃至《作品》杂志在50、60年代发表的大众文艺作品，都可以与当下的新大众文艺形成对话”。此外他谈到，文本细读是评论家在研究文学时不可放弃的基本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和失效。
谢有顺在会议总结时谈到，巨变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不只是文学的变化，社会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深刻转型。时代变化对每个人的影响，都必然会在文学中留下痕迹，如果仍用过去固化的美学标准来评判文学，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新大众文艺的很多作品，未必有出色的文学修辞和技巧，却依旧能够触动我们，说明文学的核心始终没变，就是以情动人、有感而发。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为自己而写，充分展示出个人的独特经验，恰恰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经验，构成了这个时代书写变化的基础。“经验是有力量的，很多思想的获得都是从经验中来，有些东西没有亲身感受过、没有用自己的眼睛看过，是得不出结论的。但也要记住，文学并不完全等同于经验，或者说经验并不会直接产生好的文学。经验需要经过沉淀、过滤、提炼、省思，才能从社会学意义上的经验真正成为文学经验。”他建议写作者们，要回到写作本心，“不断追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是不是真的有话要说”；要多读书，让自己的写作有根源、有深度；要深入研究自己，了解自己究竟适合写什么，找到并发挥自己的长处；要有长远的规划，不要在当下的热潮中迷失自我。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享受文学，“不要太在意文学能带来什么。如果你在读到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诗句时，依然会泪流满面，依然能够一个人静静地享受文字、语言、情感带来的冲击，有喜欢的作家、有爱不释手的书，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
与会者普遍认为，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在于写作者从自身真实经验出发，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变化。无论是创作者的写作实践还是研究者的批评关注，都需要始终保持与生活现场的紧密联系。座谈会为新大众文艺的后续研究和创作提供了多方面的思路，相关讨论未来还将继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