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5年11月，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相继踏上远征之路。整整两年时间，大多数为年轻人组成的红军队伍穿越15个省区市，跨越近百条江河，翻越40余座高山险峰，历经600多次战役战斗，行程65000余里，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英雄史诗。据统计，长征中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岁到18岁的战士至少占40%。这群年轻人用热血、信念乃至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青春颂歌。而那些留存至今的文物，正是这首歌最忠实的音符，穿透九十载岁月依旧回荡着信仰的强音。

少共国际师袖章：平均18岁的少年部队

少共国际师布质袖章，纵19.5厘米，周长43厘米，是少共国际师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历史证物之一，现为国家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由于年代久远，原本红色的袖章已褪色泛黄，布满斑驳的岁月痕迹，但印在正中央的“红”字，却依然清晰。围绕“红”字的圆环里，依稀可辨“武装保护苏联”“模范少共国际师”等黑色字样。

为了激发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粉碎敌人的“围剿”，1933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向中央提出建立少共国际师。5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正式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号召“完成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指示“由江西征调四千，福建征调二千，闽赣征调二千，到今年‘八一’节为止，完成‘少共国际师’”。《决定》发出不到3个月，中央苏区就有近万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加。

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西北郊跑马坊正式成立，归红一方面军直接指挥。全师3个团11000余人，平均年龄18岁，最小的只有14岁，许多战士“还没有枪高”。其中，首任师长陈光和政委冯文彬刚刚20多岁，继任政委萧华上任时还不满18岁。

少共国际师成立后，战士们高举战旗，唱着《少共国际师歌》誓师出征，赴广昌等地开展集训。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

九月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

……

坚决的果敢的武装上前线，

……

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歌声里满是少年们最质朴的誓言。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少共国际师很快便形成了战斗力。在闽北拿口取得首胜后，少共国际师又先后在将军殿、邱家隘、团村、大寨脑、驿前、广昌、石城等地进行过几十次战斗，仗仗打得残酷壮烈，兵力锐减到5000余人。为了保持战斗力，苏区各县党和共青团组织又陆续为该师输送了2000多名新战士。

1934年10月16日晚，少共国际师随红一军团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担负起护卫中央纵队和殿后的任务。经统计，在长征途中，少共国际师总共进行了12场战斗，其中主动出击敌人3次，担任掩护任务时与敌军战斗9次。11月底，少共国际师奉命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敌人4个团的追击，掩护主力渡过湘江。面对敌军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部队进行了整整5天的阵地防御战，以刺刀和手榴弹与敌人殊死拼杀，用鲜血换来了每一分每一秒，一直坚持到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最终实现了战略意图，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全师仅剩下2700余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不久，军委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和红一军团主力合并，分别编入第一师和第二师，番号就此撤销。从1933年8月5日成立到1935年2月10日撤编，少共国际师走过了短暂而光辉的战斗历程，虽仅存在500多天，却写下了一段载入史册的青春传奇。萧华《忆少共国际师》一诗赞道：“少年有志报神州，一万虎犊带吴钩。浴血闽赣锐无敌，长征路上显身手。”

这枚布质袖章的主人是少共国际师的年轻战士陈和安。当年他随部队出征前，将日常佩戴的袖章交给父亲陈茂朗保存。后来，陈和安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很可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为了纪念儿子，也为了表明自己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陈茂朗一直精心保存着它。老人离世后，这份沉甸甸的念想，又传到了同样投身革命的家人陈和瑞手中，由他继续妥善保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组织慰问团走访慰问当年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老区群众。陈家人主动把这枚袖章交给慰问团，他们有一个朴素而滚烫的心愿，将“纪念品袖章交给毛主席看”。1952年6月，袖章由当时的内务部正式拨交给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战士》报第184期：17位强渡大渡河的勇士

1935年5月26日，红一军团“坚”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第184期，4开2版，纸质油印，纵23厘米，横32.5厘米，为国家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战士》报于1930年由红一军团政治部在江西中央苏区创刊。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红一军团政治部改用“坚”政治部（红一军团政治部代号）名义，继续出版《战士》报。作为在长征路上唯一坚持连续出版的报纸，该报文章精悍、形式活泼、图文并茂，处处彰显着思想性、战斗性与时效性，成为红军指战员征途上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第184期出版于红一方面军强渡大渡河的第二天，刊载了一篇题为《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的通讯，描述了1935年5月25日，突击队员奋勇强渡的战斗场景。篇名中的“牲”字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代号。

大渡河是岷江一大支流，河宽约300米，水深流急，两岸群山险峻，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在此地全军覆没。1935年5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云南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但红军不是太平军，更不是第二个石达开。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在24岁团长杨得志的带领下，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当晚，团政委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佯作进攻，团长杨得志则率领第一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然后突然发起攻击，经过20多分钟的战斗，击溃川军两个连，占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一只木船。

次日晨，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渡河战斗随即打响。时年24岁的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负责渡河任务，他从第二连中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队长由22岁的连长熊尚林担任，最小的队员陈万清只有十六七岁。突击队员跳上船，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战士》报刊登的通讯，如实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强渡经过，赞扬了勇士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天险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江还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以上兵力扼守，‘牲’部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生死置之肚（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的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人完全打坍，占领了主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英勇模范，与前‘勇’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的代号）强渡乌江的廿二个英雄和‘胜’部（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的代号）三连第二次强渡乌江的英勇动作先后比（媲）美。”

成功强渡大渡河粉碎了国民党围歼红军的计划，为后续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红军主力得以继续北上。随后出版的《战士》报第186期，刊登了首批强渡的17位勇士名单，他们是：第二连连长熊尚林，第二排排长罗会明，第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一条毛毯：27岁政委与“儿童军”

这条灰绿色毛毯，纵215厘米，横115厘米，是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烈士在长征途中送给受伤战士张波的。

红二十五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川陕转移后，那些牺牲的红军战士的遗孤，以及部分随主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重新组建起新的红二十五军，继续坚守根据地。

据记载，红二十五军“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绝大多数年龄在13岁至18岁之间。指挥员中，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3岁。营团干部多是20岁出头，连排干部大多不到20岁，军部机关工作和警卫人员也只有十七八岁。队伍虽然年轻，战斗力却很强。他们长期与十多万敌军周旋作战，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共产国际称他们是“全球最勇敢的红军童子兵”。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长征。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整整10个月，艰苦转战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省，还创建了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的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甘苏区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成为第一支落脚陕北的红军部队。虽然在长征途中抗击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时，红二十五军却不仅没有减员，反而还增加了800多人，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增员的红军队伍。

军政委吴焕先（1907—1935），湖北省黄安县（今河南省新县）人，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作为军政委，他处处身先士卒。1934年11月25日，部队行至河南方城县独树镇，准备穿越许（昌）南（阳）公路时，遭遇敌军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的伏击。当时风雪漫天，能见度极低，不少战士的手指因为冻僵拉不开枪栓，仓促间反击失利被迫后撤。危急时刻，吴焕先高喊口号，抽出大刀率先冲入敌群。战士们在他的激励下顿时勇气倍增，纷纷扑向敌人展开肉搏，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

吴焕先始终践行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和战士们同吃穿，互相帮扶，亲如兄弟。他有个习惯，每次行军时，总会跑前跑后，看看有没有掉队的、生病的战士。1934年的一次夜行军中，吴焕先发现一名战士坐在路边，脚被石头碰伤流血，连草鞋都没穿，他立刻从自己的挎包里掏出一双崭新的布鞋塞给这名战士。这双鞋是他妻子亲手缝制的，他自己一路都舍不得穿。还有一次，十七八岁的小战士李金德为了追上主力部队，连续奔跑三天三夜，肿胀的两条腿长满了红疮，多处已经化脓溃烂。吴焕先看到后瞬间红了眼眶，立刻扶着他坐下，叮嘱他去医院擦点药膏，并让他改天行军时骑自己的马。当他看到负伤的战士张波衣服单薄时，马上将自己的毛毯拿来，盖在他的身上。张波感动不已，后来一直精心保护收藏着这条毛毯，直到1962年将其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1935年7月，为策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挺进甘肃。8月，部队经过甘肃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时，为保护被河水阻截的后卫部队，吴焕先带领100多名战士从侧翼阻击追敌，不幸被冷枪击中，壮烈牺牲。他的牺牲，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毛泽东曾赞扬这支“儿童军”和吴焕先：“红二十五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吴焕先功不可没！”

防滑钉鞋：24岁女红军的雪山行

这只蓝色防滑钉鞋，底长21.5厘米，主要材质为麻、布、棉，用线密密缝制而成，鞋底镶嵌铁钉，堪称当时红军应对雪山冰面的“防滑神器”。

钉鞋的主人是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高秀英。她1912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1932年带着年幼的弟弟高步清一同参加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一员。她性格开朗、作战勇敢，识字不多却擅长唱歌，在川陕根据地的部队里早已小有名气。1935年懋功会师后，高秀英调往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任班长，随右路军穿越数百里茫茫水草地，胜利到达班佑，随后又参与了为北上甘南打开通道的包座战斗。

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是最早踏入雪山地区，也是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时间最久的队伍。1936年2月，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北上之路，又一次向着大雪山进发。此次首先要翻越的是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开路战士走在最前面，遇到厚冰便用铁铲挖出脚窝，如果掉进雪坑，战友们就靠木棍、绑腿互相拉扯着爬出来。越往上爬，雪越深，山越陡，气温越低，呼吸越困难。由于缺氧，水烧不开，只能吃半熟食物，不少战士连冻带饿倒了下去。

翻越夹金山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四川省丹巴县，随即向道孚进发。海拔5470米的党岭雪山横亘途中，这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高峰，有“万年雪山”之称。山上天气一日几变。狂风起时，暴雪夹着冰雹扑面而来，冻得人打战，站不稳就可能跌落深渊。为了防止被旋风卷走，战士们五六个人为一组，组成蘑菇形人环，低头蹲在地上躲避风雪。途中即使再累也不敢坐下休息，因为一旦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晴空万里的时候，高原紫外线强烈，许多人患上了雪盲症几乎失明，看不见路，只能由其他战士用绳子、腰带牵引着前行。极度的寒冷和缺氧夺去了很多生命，妇女独立团2000多名女战士，过党岭山时就有1000多人牺牲。

上山时，先遣队穿着从猎户手中换得的几副脚马子，走在前面攀冰开路。女战士则多穿由布鞋钉铆钉改装的防滑钉鞋。这种鞋虽能防滑，但时间久了铁钉硌脚，即使在鞋底垫上厚厚的一层布、草或棉花，双脚也会很快被磨出血泡，每走一步都痛得钻心。可就算这样，也不是每个女战士都能有一双自己的防滑钉鞋，很多战士是穿着草鞋或者用破布裹着脚爬过雪山的。长征途中，女红军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她们既要像男同志一样拿起武器，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又要承担后勤、宣传、医务的重任，还要经受许多女性生理极限的考验。行军中，脸盆成了女红军最为珍视的宝贝之一，到了宿营地如果能用热水泡泡脚，就是格外奢侈的享受了。

成功翻越雪山后，1936年3月到7月间，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省炉霍县一带驻扎休整。由于缺粮少药，加之敌情紧急，为了不拖累大部队继续北上，高秀英与其他几百名伤病员和体弱的女战士留在了当地。

新中国成立后，炉霍县人民政府专门启动了留炉红军的调查工作，高秀英的名字就登记在留炉红军名单之上。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成都军区文化部征集到了高秀英当年爬雪山时穿过的防滑钉鞋。1964年，这件带着雪山冰痕的珍贵文物，由成都军区文化部正式拨交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那段雪山征程的鲜活见证。

半截皮带：16岁少年的“长征记”

这条半截牛皮带，残长101.3厘米，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四团战士周广才在长征中使用过并保留下来的。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会师后分路北上，开始穿越茫茫数百里的松潘草地。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与雪山齐名的生命禁区。此时正值草地雨季，本就泥泞的沼泽变成漫漫泽国，积水泛滥，腐臭弥漫，暗藏凶险，连飞鸟都难以穿越。

这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了。尽管已经做了充分准备，红军指战员们依然要面对远超前两次的严峻考验。这次走的是草地的纵深地带，路程更长、耗时更久。此前红一方面军已在当地筹过粮，因此筹粮变得更加困难。战士们即便把每天的口粮压到极致，随身携带的干粮也撑不了多久，不少人还没走到草地一半，粮袋就见了底。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

为了能活着走出草地，大家想尽一切办法，不放过任何一样能果腹的东西。战马吃光了，就挖野菜、嚼草根、啃树皮。有的战士饿得没办法，甚至从人畜粪便中挑出一粒粒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能吃的东西都吃尽了，大家又从携带的物品中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皮带、皮包、皮毛坎肩、马鞍、皮鼓，甚至缝在草鞋上的皮襻，都拆下来煮着吃。据老红军回忆，皮带的吃法大致有水煮和火烤两种。水煮前，皮带要先用刀切成一条一条，煮到最表面一层软了，小心刮去表层，才可下咽。用火烤时，烤到皮带有些变色、变软就能吃了，不能烤得时间太长，烤焦了就浪费了。烤好后再撕咬成小块，嚼几下喝口水，嚼一天才舍得囫囵咽下。一根皮带，可以吃一个月。当时广为传唱着一首《牛皮腰带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周广才，1920年生于四川省巴中县，1933年参加红军。当时年仅16岁的他所在班原有14人，进入草地前已减员至7人。没走几天，他们背的干粮就吃完了，后来野菜、草根也挖不到了。于是，开始吃几个人的皮枪带、钉在鞋底上的皮掌和皮带。其他6位战士的皮带都吃完后，战友们对他说：“该吃你的了。”周广才的皮带是一次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被他视作心爱之物。他含泪将皮带交给战友。皮带下锅前，他痛哭了一场。当皮带第一个扣眼前面那一段被吃完时，周广才实在忍不住了，恳求道：“咱们饿着，也别吃了，把它留下来吧！”他希望长征胜利结束后，能带着它去见党中央、毛主席。就这样，大家忍着饥饿，把这唯一可吃的东西留了下来。

走出草地后，6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周广才走到了延安。为了缅怀逝去的战友，纪念那段艰苦岁月，他用烧红的铁筷在皮带背面烙下三个字——“长征记”。此后，他用红绸包裹这条半截皮带，一直珍藏在身边。1975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展览，周广才将这条半截皮带无偿捐赠，并亲笔写下说明：“一九三四年在四川任合场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在长征过草地时断了粮食，最后将皮带吃掉了一节。”

硝烟散去，岁月流转，回望长征，一代青年担起时代重任，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奏响激昂的青春旋律。历经九十载光阴，这首青春旋律从未消散，至今仍在一件件长征文物的静默讲述里，持续传唱。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本版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