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一位斗士型作家——这并不排斥他身上暖暖的人情味，因为创作总植根于爱。爱与憎，是人类普遍情感的两极。鲁迅观察旧事物和接受新事物，都具有一种怀疑精神，只有经过他实地体验之后才敢确信。因为目光具有穿透力，鲁迅才能透过现象观其本质，使他那匕首投枪式的文字一语中的，具有导向性。鲁迅有一篇散文诗《这样的战士》。这位战士在无物之阵中举起了投枪，每掷每中，都能“正中他们的心窝”，决不像李逵劫法场那样拿着板斧胡抡乱砍。
当然，投枪能中目标，是就战斗的总体方向而言；并不是说鲁迅批评对方的话句句正确，字字珠玑。比如，鲁迅《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就是对那位“确是神经错乱”的学生有所误解，于是随后写出了一篇“辩正”文学，把自己酿造的酸酒自己喝干。鲁迅批评当年北大学生魏建功，言辞也过于犀利，所以他没有把这篇文章收入自编文集，还跟魏建功结成了忘年之交。类似的例子还能举出一些，可证君子之过，的确如日月之食。
然而，无意间我在手机上读到一篇博文，说有位学人认为鲁迅“把子弹全打在了门板上”。所谓“门板”，是形容“家族、礼教、包办婚姻”——即所谓“小共同体”，而没有命中“门里的东西”，指“国家”和“制度”——即所谓“大共同体”。鲁迅“恨透了小共同体对人的束缚，却看不见大共同体对人的吞噬”。所以，鲁迅“一辈子都在打一场方向偏了的仗”，结果放跑了“秦制、大共同体、不受约束的权力”这些“真正的敌人”。
我想，以上这些说法应该是对社会学中某些概念的误读和片面理解，借此批评鲁迅就显得无的放矢。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所谓“小共同体”跟“大共同体”的同构。如果鲁迅笔下的“雷峰塔”象征着等级制度，那压在宝塔底层的平民百姓（尤其是他们的妻和子）正是受着皇权专制和家族礼教的双重压迫，而鲁迅的批判锋芒既指向了“皇权”，也指向了礼教伦理。封建独裁的政治制度维护了旧伦理、旧道德，旧伦理、旧道德又是维护旧政治体系的精神柱石。“伦理”吃人，“制度”吃人，这才构成了《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世界”。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发出的呐喊是：“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种黄钟大吕式的声音，不正是既包括伦理批判，也包含制度批判吗？
无论在鲁迅的杂文还是在鲁迅的小说中，都有对封建暴君的直接批判，比如《故事新编·铸剑》中的“王”（楚王），残忍多疑，荒淫无耻。作品中的“黑色人”，代表广大被压迫民众砍下了“王”的头颅。作品中的雌雄宝剑，锋芒绝不是仅指向“王”这个人，而是“大共同体”顶端的专制权利。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舒愤懑”》中，鲁迅痛斥明代永乐皇帝的凶残，揭露了封建帝王的“制度性残暴”。
西方社会学中，并没有把现代法理公民国家归入“大共同体”，更没有把以共同理想结成的革命集体包括在内。然而，鲁迅不但在早期揭露过西方议会政治以平庸多数压抑杰出少数的弊端，而且在后期也批评过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产业主义的社会”，认为这种政治体制把“个性都得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二心集·〈夏娃日记〉小引》）在《华德焚书异同论》《同意和解释》《〈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鲁迅戳穿了法西斯强权理论的反人性特征。在《大小奇迹》一文中，鲁迅更直接讽刺罗家伦在1935年推荐国立编译馆译出的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罗家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干将，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却把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视为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迹”。罗家伦当时的身份是“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立编译馆是国民党的官方编译机构。鲁迅此文虽短，但却揭露了国民党政权加速法西斯化的危险倾向。
与以上批评相呼应的是，还有学人说鲁迅“只破不立”，“没有提供一套完整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建设蓝图”。听到这种说法，我顿时想起了鲁迅写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鲁迅描写的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环球旅行，途经上海，停留了8个小时。2月17日，宋庆龄设午宴招待萧伯纳，鲁迅等作陪。餐后萧伯纳在宋庆龄家后园的草坪上接见中外记者。记者们向他提出了各色各样的问题，“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鲁迅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鲁迅跟萧伯纳一样，并不是一部能回答各种问题的大百科全书。“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求已经去世90年的作家鲁迅，为今天的人们绘制一张人类正在探索中的社会制度建设蓝图，这岂不是求全责备吗？鲁迅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指出，在一个存在着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坛上，对左翼作家及其作品求全责备，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就只能是替论敌缴左翼的械。
鲁迅不是政治家，但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政治立场和政治远见。1933年2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初访中国，经宋庆龄介绍会见了鲁迅。斯诺问：“你认为俄国的政治形式更适合中国吗？”鲁迅回答：“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这是我至今听到的中国作家就政治体制问题发表的最深刻最睿智的回答。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