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1日，鲁迅在“浓黑的悲凉”和“出离愤怒”中写下《记念刘和珍君》。这是一篇悼文，但又远不止是一篇悼文，它是现代文学史上一篇永恒的经典，更是为刘和珍与其他“三一八”烈士竖起的一座文字的纪念碑。20世纪50年代起，《记念刘和珍君》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从此更深地融入了一代代国人的精神血脉。值此纪念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经典，在缅怀与致敬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和思考其中的重要话题。
《记念刘和珍君》的开篇是奇特的。文章的首句反常地冗长：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鲁迅使用了一个长长的时间状语，对“追悼会”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全面精确的说明。有语言学家曾分析过：“这一个九十二字的长句，它之所以长，主要长在时间状语上……通过这长达五十七字的状语，突出了时间、事件和人物……表达了鲁迅先生对段祺瑞执政府的无比愤怒和仇恨，对两个女学生的深切同情、惋惜和悼念。这个修饰语之所以长，完全是从表达内容的需要出发的。”（陆文蔚《鲁迅作品的修辞艺术》）这个理解是准确的，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样的长句就表达了愤怒和仇恨呢？我以为，这首先要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说起。
其实，在鲁迅数量庞大的杂文中，真正全称使用“中华民国”的地方并不多。若为纪年，他更多使用公历，即便用民国纪年，他也很少使用全称。事实是，他每次提到“中华民国”，几乎都是将之与封建帝国时代相区分，强调民国的现代意义。并且，也通常会如《记念刘和珍君》一样，带有强烈的讽刺和愤怒的色彩。比如，他曾说过：“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之所以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无花的蔷薇》），就与鲁迅对于民国理想的反省和对现实的批判密切相关。因为在他看来，执政府前的屠杀无疑是对民国理想和民国道路最严重的背叛。因此，在记念刘和珍的悼文的开篇，他就以一种刻意的、烦冗的语言方式，引起读者的注意，点出了这一事件的本质。
紧接着，他以与程君的对话引出了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写”的问题。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对于程君的提问，“我”的回答是“没有”，这个回答，既是事实又不完全是事实。鲁迅其时确实没有专门为刘和珍写悼文，但在从3月18日到4月1日的这十余天中，他已愤然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3月18日）、《“死地”》（3月25日）、《可惨与可笑》（3月26日）三篇杂文，篇篇都是针对惨案的。在一个还未能“痛定思痛”的时候，三篇杂文已是相当不少了，但他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他要引出一个关于“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与“实在无话可说”之间关系的重大话题。
在“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与“实在无话可说”之间的矛盾与挣扎，是作为写作者的鲁迅一直以来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就像他后来在《野草·题辞》里所说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可以说，“写”还是“不写”，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才是他那个著名的“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
一面是现实令他痛苦和愤怒，“实在无话可说”；另一面则是对于“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的责任和自觉。在这对矛盾中，他必须做出选择。他说：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做出选择的依据与新文学的使命密切相关。“写”——正如文中所说——不仅是为了祭奠烈士，也不仅是为了驳斥流言，更是为了抵抗即将降临的“忘却的救主”，打破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的循环，改变“衰亡民族”的“默无声息”的现实。这是“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观的延续和发展，更是“后五四”的“大时代”文学者的责任和使命。如果说，“三一八”之前的鲁迅在“沉默”与“开口”中的挣扎更多是一个写作内部的寻找自己声音的问题，那么，在“三一八”之后，这变成了一个更为严峻危急的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
鲁迅以“记念”——而非“纪念”——命名这篇悼文，不止为怀念，更为“记”录历史、“记”住历史。说到底，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现代的文学家的最根本的自觉。“无话可说”与“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之间，体现的是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是杂文的“诗史”性质，是文学者的使命，也是写作者最根本的驱动力问题。换句话说，这里体现的是杂文是如何在一种无法写但又必须写的困境中挣扎而出，通过某种反抗性的力量，硬生生地生长出来的真实状态。这是“杂文的自觉”，更重要的是，鲁迅把自己这个自觉的时刻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关联在一起，从而使“杂文的自觉”不仅是一个内在的自觉，更是一个内外合力的结果；不仅是一个文学观念的自觉，更是一个“大时代”中的行动的自觉。因此，在《记念刘和珍君》里他三次提及“写”的必要，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从个人的抒情，到现实抗争（驳斥流言、说出真相），再到“在沉默中爆发”，以“真的猛士”的姿态“奋然而前行”。在不断挣扎与确认的过程中，完成了一个为了“记念”、为了“大时代”的使命。从具体到普遍，从个人到民族，从说话到写作，鲁迅不仅说出了他在这个阶段最为核心的思想话题，同时也把刘和珍的牺牲、“三一八”的意义与整个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合理地联系在一起。
《记念刘和珍君》的思想含量是巨大的，除了上述“民国道路的反思”和“文学者的使命”之外，鲁迅在“三一八”的激发中，还延续和深化了很多他原本就一直密切关注的大问题，对“战法”的思考就是其中之一。他说：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这里，他对徒手请愿的斗争方式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事实上，鲁迅一直都是不赞成徒手请愿的，他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因为“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空谈》）鲁迅非常讲求“战法”，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但他反对无谓的牺牲，更不赞成对于流血和牺牲进行任何浪漫化的想象和宣传。自辛亥革命之后，尤在“女师大风潮”期间，他就已经多次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比如《野草》中的《复仇》《过客》《死火》《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都直接体现着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三一八”之后不到一个月之间，鲁迅接连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淡淡的血痕中》《一觉》等多篇文章，构成一个系列，其中就贯穿了这一思想线索。他说：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空谈》）
事实上，鲁迅对于“别种方法的战斗”的探索始于“三一八”之前。早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他就提出“韧性的战斗”的说法，明确提出：“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空谈》中所说的“血如金钱”论，也是这个意思，重点都在于保存战力、减少牺牲、注重战斗的实绩。他多次强调“壕堑战”的重要性：“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空谈》）“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250318致许广平》）这些思考，源自辛亥革命的教训，在“三一八”的刺激下得到了深化乃至爆发。“三一八”也由此成为一个触发点，让鲁迅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转型。从此，他对知识分子阵营更具清醒的自省与批判意识，对文学行动的实践及其策略更加自觉，对个人的生活道路也做出了新的、更为勇猛的选择，寻求和实践着“别种方法的战斗”。
《记念刘和珍君》虽仅两千余字，却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意义重大的纪念碑。它不仅用“墨”的方式记录了“血”的痕迹，以“文”的方式记录了“史”的历程，更以饱满的抒情、生动的叙事、绝妙的语言、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体现了“文学”的现代品格，明确了文学在“大时代”中的使命和责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