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桥既是老北京城南的一处历史地标，也是老北京民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杂吧地天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天桥，以天桥南大街为轴，北到珠市口，东北到金鱼池，东南到天坛公园西门，西南到南纬路，西到万明路、西经路；狭义的天桥，仅指老人们记忆中存留的、有各种卖艺表演的，包括三角市场、公平市场、先农市场等在内的天桥西南侧方圆不到二里的地方。《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以下简称《天桥艺人》）聚焦的正是这一空间中的艺人。这本书根据我的《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修订而成。作为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存在许多不足。出于提携之情，乔健和赵世瑜两位教授在初版序言中都提出了“绵里藏针式”的批评。出版18年来，围绕同一话题，我又写了《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以下简称《老北京杂吧地》）和《本末：艺人的身份、性情与社会》（以下简称《本末》）两部专著。如今再回望最初的这本书，仍有一些感慨。

在我的学术写作中，这本书具有不可替代性。它是我围绕民俗学之“民”所做的系列研究——民俗之“民”、信仰之“民”与学术之“民”的第一部，也是我以天桥艺人为例开展的都市民俗学系列研究的首部。因此，得知广东人民出版社有意再版这本旧作时，我欣然同意，并表示不会对主体内容做太多修订。

本书初版出版后不久，姜昆先生看到此书，嘱咐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联系我。2008年年底，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联系上当时正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的我。2009年9月，我回到北京后，很快便与姜先生见了面。他鼓励我说：“你一个外地人，竟然对天桥感兴趣，对相声感兴趣，而且挖出了那么多材料，还给我解了不少惑。”这多少让我有些意外。此后，我与姜先生不时有往来，也偶尔向他请教。当确认本书可以出版修订版时，我冒昧向他求序，没想到姜先生慷慨应允。这与他十多年前的肯定一样，让我心生感激。

在刘铁梁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自1999年秋季起，持续对天桥艺人开展调查、访谈、研究与文本书写。清末民初的天桥艺人身上鲜明体现出江湖特质，这种在特定空间与生存规则里逐步习得技艺、习得处世方式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鲜活的社会化实践。因此，本书循着天桥艺人的成长轨迹，考察他们如何一步步成型、成熟，以此反思“人”的生成，也就是社会学意义上人的“社会化”这一命题。由此，天桥艺人和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多重套叠、相互成像的镜像关系。虽然我尽力借助书面与口头、直接与间接的材料勾勒天桥艺人的群像，但勾勒效果如何，不能由我自己认定；其真假、盈亏、长短，只能交给可能对此感兴趣的读者评判。何况，就天桥艺人与作为江湖的天桥的呈现而言，还有连阔如（云游客）《江湖丛谈》和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这两座不可逾越的丰碑。

二

民间文化的传承者一直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古人就曾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民间艺人有所记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诸书，使后人大致了解约千年前开封、杭州繁华的都市生活，以及艺人在勾栏瓦舍卖艺的情形。在宋代，艺人在都市街头巷尾卖艺谋生被称为“打野呵”。《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还根据表演地点的不同，对这些民间艺人加以区分：“或有路岐，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清末民初，随着都市本身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当时的都市差不多都有一块民间艺人集中撂地卖艺的“杂吧地”。

杂吧地上的表演通常包括以形体语言为主的杂技、以说唱为主要表演方式的曲艺，以及数人结班合演的什样杂耍等。杂吧地通常也是所在都市热闹喧哗的地方，如北京的天桥、天津的劝业场、济南的大观园、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徐家汇、沈阳的北市场、开封的相国寺、成都的青羊宫和文殊院等。这些近代都市杂吧地及杂吧地上的艺人表演，早已被人们观看和关注，也常常成为近代小说家观察、描写的对象。或许正因为这些街头艺人很难留名青史，学界对都市街头艺人本身仍少有研究，尤其是关于街头艺人身份建构过程的研究更几近空白。

以表演为主、靠卖艺维持生计的民间艺人及其表演活动，是传统社会文化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关注民间艺人本身，追问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学艺卖艺、从哪儿学、学什么，他们的日常生活、信仰、婚姻与价值观念如何、为何如此——便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其表演及看似封闭的日常生活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自身作为观者的深层心理的认知。同时，研究生活在近代都市杂吧地的艺人，可以加深对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认识，也有益于城市空间研究。

三

其实，正如乔健先生在初版序中所扼腕提出的，本书并未止步于、也不满足于为天桥艺人作“写真”，而是关于天桥艺人的叙事学，或可称为叙事诗学与美学。这种叙事诗学，是既有的文字书写与口述文本、研究者与合作者、他者与自我、常与非常、结构与反结构、社会与江湖、历史与现实等多种对立关系相互博弈并彼此转化的结果。简而言之，我更在意的是关于天桥及天桥艺人的叙述与表达、书写与言说背后的逻辑，尝试完成李景汉1950年在《人民首都的天桥》序言中所说的“再进一步”：逾越搜集资料和描写的初步工作，“将这些资料系统化、条理化，并说明这些事实资料所代表的意义和它们中间的相互联系与因果关系”。这一潜在追求，也使本书与我后续围绕同一话题所写的两本书具有不同的定位与品性。

《老北京杂吧地》在全面呈现由我“诱发”、并由我和合作者共同建构的“天桥”和“天桥艺人”的同时，也展示了我研究的方法、策略与过程。其核心指向是“杂吧地”这一社会空间的生命史，并对本书提出的“城市生理学”命题作了再诠释。质言之，《老北京杂吧地》是以“天桥”观“北京”，以“杂吧地”观“城”，并尝试将土语“杂吧地”打造成一个学术概念，使之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色彩。后来出版的《本末》回归到人，借天桥艺人“观”“释”与他们大同小异的“古”与“外”。“古”指唐代宫廷内外的艺人，是该书浓墨重彩的主体；“外”指东瀛的落语艺人，但仅浅尝辄止，只是该书浮光掠影的一道剪影。概括来讲，《本末》直面的是人的普遍性与共性，是本质意义上的人心与人性。

近年来，借“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申遗成功的契机，学界与社会各界愈发重视北京老城空间里各类活态文化遗产的挖掘与阐释。就此而言，本书对天桥艺人的梳理与诠释，或许不无借鉴意义，也为理解北京老城多元的市井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份来自民间艺人视角的参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