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讲述中国故事、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在媒介迭代、观众审美不断更新的当下，如何守正创新，以真诚的人物与故事跨越文化隔阂，构建富有感染力的中国形象，成为当下电影创作者持续思考的课题。10月23日，由中宣部电影局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在浙江宁波举行。论坛以“变化中的守正与创新——电影和观众在一起”为主题，邀请电影编剧、导演、制作方代表、评论者及各地方电影管理者，围绕相关主题畅谈创作实践与行业思考。
在变化中寻找电影之真
论坛现场，2026年1月至10月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报告的发布引发广泛关注。报告显示，电影传播度均值达85.83分，较上年提升1.1分，连续三年稳步攀升；《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等影片激发观众传播热情，并转化为影片的长尾票房动能。与此同时，电影新鲜度均值达82.06分，反映出今年影片类型的多元创新格局。这组数据折射出观众对电影创作的新期待，也让创作者更直观地看到观众审美与传播方式的变化。
面对时代、观众与技术的多重变化，中国影协副主席、编剧张冀认为，电影人首先要秉持包容、开放的心态，主动应变。“应变本就是电影与生俱来的传统。从电视机、家庭录像带相继兴起，到碟片、流媒体、短视频等一波波媒介变革袭来，观影方式不断被重塑，观众群体持续被分流。电影行业一次次在冲击中调整表达、寻找出路，印证了主动应变是电影长久以来的生存之道。”张冀谈到，面向在多屏影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观众，创作者要真切走进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体察新的社会议题，扎根现实进行创作。主动探索年轻化叙事、创新视听表达。“理解年轻人，才能够为他们创作。但理解年轻人，不等于丢掉自我，也不等于一味取悦。”他说，观众表层的情绪需求之下，不变的核心仍是情感需求，只是今天的观众更加看重真实、真诚、真挚的表达。而这份“真”与技术无关，它既是创作者的态度，更是作品所承载的精神价值。
今年夏天，文牧野导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该片聚焦中国厨师徐福在中东战场的漂泊经历，书写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抉择与成长。谈到创作，文牧野认为，选择一个故事的起点往往源于感性触动：一旦某个题材瞬间打动自己，便会生出强烈的创作执念，愿意耗费数年时间推进，而不会先用理性预判作品能否成功。他的创作习惯是，先产生情感触动，再投入漫长的理性梳理——把大量时间放在大纲与故事片段的打磨上，厘清真正打动自己的精神内核，等叙事框架成熟之后才动笔写剧本。在他看来，感性是吸引观众、实现共情的能量本源；理性的价值则在于铺设叙事路径，依靠调研、走访、沉淀，把最初那份感动稳妥地传递给观众。“无论拍发生在什么地理位置的故事，只要主角或者我的视点是中国人，就要用中国人的视角展开。”他记得，此前大家在探讨“中国电影走出去”时聊到一个话题：想走出去，可能更重要的是根要扎在中国。“根越深，树冠长得越茂密，然后它就自然而然伸到国外去了。”
“保持活跃，保持创新，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与好奇，是我的创作方法，所以我总愿意在下一部作品当中去尝试陌生、不娴熟的领域。”导演、演员董成鹏（大鹏）谈到，《长安的荔枝》是他执导的首部古装影片，这部作品作为2025埃及“中国电影周”的重点影片在开罗展映。大鹏坦言，放映之前，他心里一直有所顾虑：故事和当地观众之间，隔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距离，不知道他们能否共情接纳。而现场观众的反应，打消了他这份担忧。银幕之下，埃及观众跟着片中人物一同欢笑、落泪，他坐在后排，甚至能看到观众微微颤动的肩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非常骄傲的。”回顾十余年的创作之路，大鹏一直偏爱讲述小故事，始终立足普通人的视角。在他看来，一个个鲜活具体的普通人，共同构成了立体的中国形象。
技术之外，更深的挑战来自叙事本身
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与技术革新相伴而行。而今，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早已不只是传统电影制作层面的技术升级，它拓展了视觉特效的实现路径，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影像生产方式、艺术表达形态与全球传播格局。随着一批国产人工智能影像作品陆续走向院线、亮相国际电影节，这场技术浪潮之下的电影探索，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在首届阿斯塔纳人工智能电影节上，由中国创作团队2xLabs创作的人工智能短片《合龙》（The Last Span）斩获开放竞赛单元最佳故事奖。该片导演、深圳二十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俊超介绍：“这部时长约17分钟的短片，灵感来自《富春山居图》遭火焚后断为两卷、分藏两地，后来又合璧展出的经历。构思剧本时，我们没有刻意去讲宏大的文化命题，而是从一个6岁小女孩想要过江找妈妈的简单愿望出发，促使一位背负过往创伤的修桥人走出心结。片中，众人经历江底巨兽带来的危机，两岸村民合力修好断桥，重建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团队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故事和情感的表达上。田俊超举例，影片开篇想要营造疏离、孤独的情绪基调，如果采用传统实拍，需要等候合适的光线与天气。借助人工智能，团队可以快速测试清晨、落日、阴天等不同光线氛围下的视觉效果，短时间内尝试上百种视觉方案，把原本需要按天等待的测试过程，变成屏幕上即时可见的预览，修改起来也更灵活。“面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我们其实也在被每一次技术迭代倒逼着调整创作流程，并不断追问：当实现画面的办法越来越多，我们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故事？”他期待观众看完这部人工智能影片，不只是惊叹于“这居然是人工智能做的”，更能记住片中的人物、接住故事传递的情绪，并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
一次与观众的交流，给追光动画导演邹靖带来了启发。一位观众向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普通观众该如何分辨一部动画是二维还是三维？这个问题对从业者而言本不言自明，邹靖脑中瞬间闪过诸多专业层面的解释，话到嘴边却停住了。他忽然意识到，站在普通观众的视角，用技术标准去划分动画类型，其实很难回答。在他看来，这件事恰恰折射出创作者的一重核心考验：创作者需要跨越自身专业立场与观众认知之间的隔阂，学会借用观众的眼光重新审视作品，与作品适度拉开距离，跳出固有的技术思维。“我们最应该拍的，是观众喜爱、我们自己坐在影院里也同样想要看见的电影。”在他眼中，电影如同人与人的交往，是一门求同的艺术。身处节奏不断加速的时代，观众审美持续流动变化：昨日动人的故事，放到今天或许显得沉闷；今天收获好评的作品，未来也可能迎来不同的评价。正因如此，创作必须与时俱进。“创作者要保有敏锐的时代感知力，留心人心、社会环境与创作观念的变迁，并在变化之中寻找叙事的平衡点。”
“也许我们现在到了重新‘发明’电影的时候。”导演、编剧董润年认为，电影自诞生起便与科技深度绑定，并随技术革新不断演化：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时代迈入数字时代，如今又迎来人工智能浪潮。创作方式和观看方式都在持续更新。技术变局之外，更深层的挑战来自叙事本身。“观众早已厌倦似曾相识的剧情、刻意设计的冲突反转、同质化的人物设定，还有一眼便可预判走向的故事。真正扎实的电影叙事建构，要正视现实境遇、看见社会问题、理解人性多面，在此之上完成主体性的重建、人际善意的重构与生存信念的重塑。”在他看来，面对技术的挑战，电影行业应当敞开怀抱，接纳来自不同领域的创作者，让创作热情与新鲜的叙事思维充分涌流，推动电影艺术持续迭代生长。
以生命共情讲好中国故事
“为什么选择拍摄《滚蛋吧！肿瘤君》中的熊顿、《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韦一航、《我们一起摇太阳》中的凌敏等特殊的生命个体，如何理解人物、又为何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他们。”这是导演韩延创作路上常被问到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关乎题材，实则指向他的创作起点。在韩延看来，支撑他持续保有创作表达欲的核心，始终是“人”，是一个个真实的、并不完美却拥有平凡生命力的人。他认为，中国形象不是美食、服饰、山水等符号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由无数姿态各异、鲜活立体的中国人共同构成的。“创新不等于炫技，而是怀着真诚，用贴合时代的方式讲述中国人的故事，既讲给国内观众，也传递给世界。”韩延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理解观众，抚慰、治愈观众，并带给他们情绪上的放松。“观众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身边赶路的普通人。他们有着丰富的情感，我要做的，就是尽力捕捉、记录他们，和他们的心跳同频。”
导演、编剧章笛沙结合《群星闪耀时》的创作实践，分享了国产科幻电影的本土化叙事探索。项目刚启动时，团队一度陷入迷茫，“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追问，怎么拍才能拍出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科幻电影？”带着这个疑问，团队沉下心查阅史料，寻找根植于我们文化血脉里独有的感动。随着对历史的深入了解，最终被“两弹一星”那段艰辛奋斗的岁月深深打动。当年物资极度匮乏，基础薄弱，先辈们创造奇迹，靠的不是孤胆英雄，而是算盘、计算尺、人力演算，是数十万民兵沿着数万公里线缆值守，用最原始的方式守护卫星、托举遥远的太空航程。“这些不是艺术的虚构，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一代拓荒者靠纸笔、靠毅力，为中国敲开了通往宇宙的大门。”也正是在这段寻访中，团队找到了创作之根，确立了独特的叙事构想：跳出“未来拯救过去”的常见模式，写“过去拯救未来”——先辈种下的精神之根，在65年后托举迷失太空的后代回家。章笛沙说，那段岁月里还有很多没有留下名字的奉献者，正是无数平凡的普通人汇聚在一起，才化作璀璨星河，这就是他心中“群星闪耀”的本意。所以在塑造银幕上的中国形象时，他坚持要表现鲜活、有温度的普通人。“当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一个个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的时候，那种情感的共鸣，才能够真正地直击人心。”
此次论坛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承办，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电影局、宁波市人民政府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