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具有多元的话语特征。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近五年来的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同在、中国性与世界性并存的鲜明特征。从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到理论批评的自主体系建构，从新生力量的不断涌现到文学制度政策的持续扶持，民族文学在主题开掘、艺术探索、创作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了强大力量。
回溯文学现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便持续生发演进。近年来，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日渐多元，多民族、多代际作家共同耕耘，传播渠道更为立体，政策扶持、媒体推广与学术研究协同发力，使民族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样本之一。
就创作实绩而言，五年间民族文学成果丰硕。从历史记忆书写的持续深化，到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现实主题的自觉融入，再到日常生活的“小人物”叙事与新人新作的批量涌现，民族文学与其他文学作品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之同步，国家级文学工程、丛书出版、评奖激励与培训机制、理论研究与批评建设稳步开展，加之学术体系构建、原创性批评话语的提出，共同构成了保障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制度基础。
书写历史记忆，描摹时代现实
对社会历史记忆的书写、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交织、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民族地区变迁以及自然生态文化叙事，构成了近五年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
五年间的民族文学创作，在题材开掘与艺术探索上呈现出显著的深化与转向态势。总体来看，在民族风情描述和乡土抒情之外，作品的时代内涵更为丰富，比如对社会历史记忆的书写、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交织、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民族地区变迁以及自然生态文化叙事等。这些题材构成了我们回望近五年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历史书写始终是民族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五年间，创作者们以多元形式将集体文化记忆与个体生命体验注入文本，通过不同体裁共同探索记忆的书写路径。在长篇历史题材创作中，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乌思藏风云》以13世纪中叶的“凉州会盟”为叙事核心，以诗化笔触再现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逻辑。藏族作家阿来的《大河源》书写了黄河源区的自然景观、地质变迁与文化记忆，还原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演进轨迹。彝族作家阿苏越尔的长篇小说《山候》以20世纪80年代初彝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为背景，书写彝汉杂居村庄的日常生活与民俗记忆。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家园》跨越历史长河，讲述桑戈草原上两代人的生活变迁，以一个小切口展现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蒙古族作家特·官布扎布的《大草地》以清末民初的库日也草原为背景，在宏阔的时代变局中展现草原社会走向文明革新的历史进程。
抗战与革命叙事在近五年间同样成果丰硕，且尤为突出地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土家族作家叶梅的《神女》以个体家庭的命运沉浮串联起宜昌大转移、石牌保卫战等抗战叙事，诠释了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坚韧与重生。蒙古族作家海伦纳的《红色骑兵》讲述一批拥护共产党政策的蒙古族进步青年组成工作队，奔赴各地发动群众、引导蒙古族牧民农民寻求民族解放的历史往事。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月月月半 月月月圆》、瑶族作家光盘的《黑洞》亦从民族乡村与抗战现场切入，不同民族的个体生命经验共同指向“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共识。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作家们关注乡村变迁的现实情形，叙述乡村民众在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以及乡村在现代化推动下的新变，同时突出民族地区的民俗元素与文化传统。瑶族作家红日的长篇小说《姐夫同志》以乡村基层干部数十年的奋斗为线索，展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话语。藏族作家扎西才让的中短篇小说集《我是丹尼索瓦人》以桑多镇为舞台，呈现青藏高原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与交往交流交融的图景。
一批作家深度介入乡村现场，开拓了乡村振兴叙事的新视角。满族作家周建新的《风过五龙》以驻村第一书记与作家的双重身份观察辽西乡村。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冬天到东北来放羊》将视野扩展到东北社会，书写牧民与农民组成的新型经济生态共同体。满族作家伊尔根的《宝山故事》塑造了投身乡村治理的乡村精英群像。藏族作家王小忠的《天边的月亮湖》关注易地搬迁中人的新生。回族作家马金莲在《亲爱的人们》等作品中，以白描式笔触呈现西海固人民在脱贫攻坚中的生活底色与生命韧性。壮族作家凡一平的《上岭网红》通过塑造一个网红人物形象，反思了虚拟网络与乡村生活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作家们尤其重视对新型乡村风貌、农民形象与农业模式的记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乡村振兴题材创作中得到了集中而自然的体现。
生态书写也是五年间民族文学最突出的创作面向之一。这与各民族文学传统中丰富而独特的自然观念一脉相承，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万物相爱》通过拟人化的书信构建万物平等对话的梦幻之境。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以跨学科视野展示生命世界的多样性。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让的《野色》以牧民与牛的双重视角交错叙事，书写草原生灵的生命体验。赫哲族作家孙俊梅的《金色的渔滩》呈现了赫哲族渔民在黑龙江上的捕鱼生活，展示了赫哲族的自然观念。哈萨克族作家巴燕·塔斯肯在散文集《克兰河畔》中回忆了阿勒泰地区诺改特村的日常生活，表现了当地人在游牧和定居之间的转型过程。
五年间，生态书写还呈现出与乡村叙事、民族记忆深度融合的特征。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应许之地》通过一片现代化的“应许之地”，接续了诗人的彝族传统经验与外部文明经验的融合书写，回应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赛坎的老风口》展现牧民对自然的敬畏、适应与抗争。彝族作家沙马你呷的《等你回山》通过守山人父子的故事，体现生态叙事的多重可能性。藏族诗人嘎代才让的《山水集》以高原山河、草原风物为载体，抒发对生命、生活与故土的深度思考，以及关于自然和世界的哲思。白族诗人冯娜的诗集《日食观测》通过一系列精心编织的意象和深沉的情感探索，展现诗人对生命、自然、记忆与存在的多维思考。土家族作家向迅的《昼长夜短》、藏族作家康若文琴的《俄惹的雪》等将自然意象与个体生命体验密切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年来，青年创作者持续崛起，新人新作大量涌现，成为民族文学创作队伍中最具活力的部分。“80后”“90后”乃至更年轻的作家在题材选择方面，既有对宏大叙事的关切，也有对个人化经验的体现，大量“出走者”“外来者”“返乡者”形象进入文本，为民族文学注入新鲜血液。“流动”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命题，始终为新时代民族文学创作提供着新的生长点。另外，科技的发展使得科幻文学成为创作热点之一。《民族文学》2025年曾推出“科幻小说小辑”。蒙古族作家苏热、阿尼苏分别通过机器人视角，追问和反思人类的技术依赖以及文明的终极可能性，展开对虚实界限、个体记忆与情感真实性的深刻追问。达斡尔族作家酥麦则在《奥克特博》中虚构了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寻找者，讲述了如何重返地球的故事。
持续重视民族文学人才培养
围绕创作扶持、出版资助、评奖激励、人才培养等方面，相关组织和机构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民族文学支撑体系
从文学制度层面来看，近年来，相关组织和机构围绕创作扶持、出版资助、评奖激励、人才培养等方面，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民族文学支撑体系。
中国作协组织推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自2018年起实施，旨在培育民族文学新生力量和精英人才，项目面向全国45周岁以下少数民族作家敞开。由此，“80后”“90后”乃至更年轻的创作者不断进入文学现场，这一丛书项目已成为培养各民族优秀青年作家、涵养民族文学创作梯队的标志性平台。
2022年，中国作协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旨在从选题孵化、编辑出版、宣传推广到影视转化等环节对作品创作进行全链条扶持，一批民族作家的重要作品相继入选计划，阿来的《寻金记》、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阿娜河畔》、次仁罗布的《绿松石屋顶》、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土家族作家田耳的《纵浪》、达真的《家园》、索南才让的《船的城市》、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夜鹰》、特·官布扎布的《大草地》、阿拉提·阿斯木的《赛坎的老风口》、瑶族作家陈茂智的《红薯大地》、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珠金塔拉》、藏族作家赵有年的《缘》等均曾入选。部分民族文学作品还荣获了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进一步凸显了民族文学在国家文艺精品生产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在中国作协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所占比例不断提升，充分体现了中国作协对民族文学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在系统化培训方面，鲁迅文学院持续举办多期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成为培养民族作家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民族文学》和各地民族文学刊物也持续推出民族作家优秀作品，并将优秀的汉语文学作品翻译给少数民族读者。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联合设立，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列为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2024年颁发的第十三届骏马奖共评出25部获奖作品和5位获奖译者，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实力与多元面貌。
长篇小说奖方面，阿舍的《阿娜河畔》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交融中书写历史，光盘的《烟雨漫漓江》呈现漓江流域的人情风物，满族作家马伯庸的《大医》以近代医学救国为线索展开历史叙事，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在高原》书写高原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变迁，塔吉克族作家肉孜·古力巴依的《花儿永远这样红》从帕米尔高原的生活经验出发，展现塔吉克族人民的爱国情怀与家国记忆。
中短篇小说奖方面，蒙古族作家阿尤尔扎纳的《蓝天戈壁》、彝族作家包倬的《十寻》、凡一平的《上岭恋人》、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的《驮着魂灵的马》、土家族作家少一的《月光紧追不舍》，分别以草原、山地、乡村的日常经验为底色，塑造了丰盈的人物群像。报告文学奖方面，藏族作家吉米平阶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全景式记录西藏脱贫攻坚历程，蒙古族作家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书写残奥冠军的拼搏人生，侗族作家姚瑶的《“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以贵州台盘村篮球赛为切口观察乡村振兴，苗族作家张雪云的《“海牛”号》讲述海洋工程装备的自主创新故事，周建新的《静静的鸭绿江》呈现边地人民的时代生活。诗歌奖方面，壮族诗人黄芳的《落下来》以生活点滴切入日常体悟，朝鲜族诗人金荣健的《鸟声呖呖鸣冬山》、布依族诗人牧之的《盘江魂》、藏族诗人那萨的《留在纸上的心》、佤族诗人张伟锋的《空山寂》各自延续了民族语言经验与现代汉语诗歌的双重探索。
散文奖方面，白族作家北雁的《洱海笔记》以环洱海徒步的方式书写高原湖泊的生态与人文，回族作家柳客行的《青白石阶》出自一位“90后”轮椅作家之手，以坚韧的生命体验播种真善美，羌族作家羌人六的《绿皮火车》回望小镇青年的成长记忆，王小忠的《兄弟记》、向迅的《与父亲书》以家族叙事呈现血脉亲情与时代变迁的交织。翻译奖授予艾布、朵日娜、玉苏甫·艾沙、赵有年、郑风淑等5位译者，表彰他们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互译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奖者既有早已活跃在文坛的知名作家，也有近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和译者，充分体现了骏马奖对民族文学创作梯队和翻译队伍的整体激励。
地域民族文学发展同样成绩斐然。天山文学奖、《五指山》文学奖、青稞文学奖、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等各类奖项纷纷颁出，共同构筑了多层次、多区域的民族文学奖励体系。新疆文化出版社推出“这里是新疆”丛书，多位新疆作家从不同角度描绘新疆及各民族文化；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民族出版社推出“多彩民族文学书系”，展现贵州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贡献；《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40周年文学回眸》《西藏当代文学史》《西藏当代文学大系》等地域文学成果也相继问世。
2025年，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民族文学》分别推出“文学中的西藏”“文学中的新疆”专号，集结不同民族、不同代际作家的作品。《沿着喜马拉雅的脊背旅行》是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散文集，收录了40多位作家对西藏的深刻感悟与细腻描绘，展现了西藏丰富的自然景观、独特的文化魅力以及深厚的历史底蕴，不仅是对西藏自然风光和文化传统的记录，更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深情礼赞。
在作品传播方面，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民族文学出版数量逐年增长，译介作品题材的丰富性显著提升。五年间，大量民族文学翻译作品涌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互译互动持续开展，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通过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得到系统呈现。
多民族文学研究的体系化推进
研究者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为共同体叙事提供充实依据，另一方面持续观察当下现场，考察共同体叙事在新时代民族文学中的呈现路径
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理论话语建构。近五年的民族文学理论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体呈现为三个主要面向：聚焦构建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直击创作现场，观照新人新作；引入多元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学术史构建、批评话语反思与原创理论推进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与体系化进程。研究者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脉络寻求实证，为共同体叙事提供充实依据，另一方面持续观察当下现场，考察共同体叙事在新时代民族文学中的呈现路径及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的承续与新变。
《民族文学》是直接关注民族文学现场的刊物，自创刊起，几乎每期都会有关于民族文学作品的批评文章。近五年来，作家、评论家对文学现场进行充分观察，针对少数民族作家的现实题材书写、蒙古族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新疆少数民族当代诗歌美学特征、阿昌族文学、羌族诗歌、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空间、新世纪内蒙古民族电影的文学面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仡佬族文学、藏族文学中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普米族文学、武陵山区当代少数民族诗歌、民族文学创作转向等议题进行分析考察。《文艺报》持续多年开展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年度综述，为了解民族文学发展现状提供了重要窗口，“民族文艺”专刊长期开展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建构工作。许多深耕民族文学领域的学者撰文探讨民族文学理论的新问题与阐释路径，追问民族文学作品如何在具体的地域经验和族群记忆中进一步呈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整体性情感结构，为民族文学研究注入新鲜活力。
理论文章与学术研究著作方面，刘大先、邱婧主编的“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系统梳理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脉络。徐新建的《不同而和：中国文学的多元共建》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作出阐释。何平主编的“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经典作家文库”在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视野中呈现了多民族文学版图的辽阔丰饶。《民族文学研究》《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学术刊物围绕重要的理论问题、经典作家作品以及民族文学创作现场，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此外，在互联网与数字媒介的推动下，文学的“现场”被重新定义，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民族史诗的数字化转化与艺术改编等现象，进一步拓宽了批评的对象范畴。凡此种种，共同推动着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向学理化、体系化的方向深入推进。
总体而言，近五年的民族文学在文学创作、理论建构、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若干维度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国家对于民族文学发展的大力扶持激发了广大民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促进了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学创作生产，也推动了民族文学在出版、翻译、传播、学术研究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民族文学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多元面貌，更通过文学的力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展现了新时代各民族文学共同繁荣的生动气象。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