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河原名贡水。
事实上，今天的相关地理名称仍然叫贡水。
因为太多百姓口口相传，这条河才被叫作于都河。
叫贡水时，从山沟沟流出来的溪水汇成的这条大河，百分之百遵循自然规律。桃花汛来了，略显浑浊的水，夹带着数不清的花红，用不着提前知道水已经变暖和的水禽们四处啼叫，人们也能看出寒冰正在消融，好日子已近在眼前。山洪暴发了，仿佛万马奔腾的水，肆意冲击着左右两边的所有堤岸。不管人们如何小心谨慎，还是有房舍被吞没，有家畜被冲走，有人口报失踪，有田地失去收成。当提心吊胆的时刻过去后，所有与这条河有着命定关系的人，照旧会打起十倍精神，继续与其休戚与共。到了河水最浅的冬季，日子好过时，水边的沙滩会是人们漫不经心的小憩场所；日子不好过时，一样的沙滩就会成为不一样的伤心地。总的来说，一百年前，贡水边的日子，不好的太多，称心如意的太稀少。直到差不多一百年前，来了一支名叫红军的队伍，贡水边的人们才接连过上了五年好日子。于都人的心情变得愉悦起来，相互说起话来，也乐滋滋地将地方上的人和事换了个说法，其中就包括将贡水叫作于都河。
由山沟沟里流出来的于都河还不叫于都河时，老百姓喜欢说的是岳飞和他的岳家军。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农历四月，因盐民起事，岳飞率兵来到于都，在后来叫于都河的贡水上来回往复。这个季节，赣南山野间最有名的映山红在一些较高的山顶上还有些残留，水田里已经有人在赶早插秧了。如果没有战火，从野栀子、金樱子花苞中散发出来的淡淡幽香，会让人感到心醉。传说，岳飞乘舟去一所禅院拜访一位禅师，求问吉凶。岳家军将要对付的是本地众多乡亲，禅师预言此战艰难。战事以岳家军大获全胜宣告结束后，岳飞再度登门拜访，禅师执意不见。说是不知何故，事实上岳飞心里很清楚，自己击败的所谓“盐匪”，全是一些被苛捐杂税逼得走投无路的普通百姓。因此，岳飞才抗旨，没有对于都一带进行屠城，将部分青壮年编入岳家军，其余两万多人全部遣返回家务农。怅然若失的岳飞留下了一首诗：
手持竹杖访黄龙，旧穴空遗虎子踪。
深锁白云无觅处，半山松竹撼西风。
后来有人说这首刻在一处丹崖上的诗，是假托岳飞之名的他者之作。原因并非那处丹崖位于山沟沟里，而是细品之下，诗中意味，确实与那名满天下的《满江红》不太相像。或许是因为岳飞战而胜之的是于都当地人组成的与朝廷过不去的农民军。依照这种思路去想象，就会发现，这首诗字里行间藏着的命运感，倒也暗合了岳将军的征战与归宿。
忠勇仁爱，自古有之。山沟沟的于都，因为岳飞的到来，这种为人做事的品行显得更加传承有序。
岳飞之后的文天祥，于都人的喜欢则很不一样。
1277年5月至6月，文天祥于南宋危亡之际，在赣南募兵抗元，取得抗元战争中的于都大捷。得胜之日，文天祥于水上泛舟，山中攀崖。在山沟沟中，见得岳飞题刻，他提笔直书几句铭文：“岂弟君子，民之父母。靖共尔位，正直是与。无贰无虞，上帝临汝。”引自《诗经》中的这些话，头两句是后人口中“父母官”的源头。这几句的意思是有德政的人最大功德是爱护百姓。要坚守初心，与本分正直的人交往。在大节上要忠贞不贰，不搞邪门歪道，凡事都要谨记，人在做，天在看。寥寥24个字，既是沙场得胜后的自警，又是未来战火焚身时的誓词。于都大捷才过两个月，豪迈的文天祥就陷入空坑溃败的惨境。由于募得的兵士多是乡勇流民，初起时还能靠民心归附取得连胜。一旦遇上元军主力，文天祥连身边的妻儿都保不住，自己侥幸单身突出重围，退回福建、广东，最终落得“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结局。
于都人爱说，两代忠臣在于都河畔的同一岩壁上，留下永不磨灭的榜书。
原本默默无闻的山沟沟，从此有了不一样的名气。那一声“精忠报国”，成就了后来万千铁血男儿的楷模。那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夯实了后世志士仁人的灵魂。几百年后兴起的名叫红军的队伍，带着这一带山沟沟里与生俱来的精气神踏上征途。当“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时，这支队伍偏不信邪，敢于丢掉有违实践精神的政治包袱，提升万千人民的思想精华，哪怕是万水千山也能等闲渡过。
于都人还有一种喜欢，只不过这种喜欢是藏在心里的。
在山沟沟的那道丹崖上，还刻着一首诗：
积雨雩都道，山途喜乍晴。
溪流迟渡马，冈树隐前旌。
野屋多移灶，穷苗尚阻兵。
迎趋勤父老，无补愧巡行。
如果没有到于都，很难相信，如此体恤世情的诗句，竟然是史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杰作。1517年，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王阳明，领兵平定福建寇乱，班师回赣州。路过于都时，他看见战乱之中的平民百姓，颠沛流离，无家可归，心生悲悯，提笔写下这首诗。可见天下学问，心怀民生是第一根本，其余立业的理想、立功的愿望，唯有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之上，最终的实现才有意义。这也反过来印证了，王阳明所推崇的“知”和“行”本来就是一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观念。所以，王阳明还亲笔在那块丹崖上写下“相观而善”的名句。取意为，人与人相互观摩，彼此砥砺，一同向善。
这种对“一同向善”的喜欢，既是于都的人文质地，更是大众文化中的一种清流。
追究起来，最早在山沟沟里发现这道丹崖并勒石存文的人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
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周敦颐让人将自己写的《爱莲说》刻在丹崖上，从而开创了丹崖摩崖石刻闻名千年的历史，同时也开创了中华文化教育中的小小奇迹——《爱莲说》一文。多少年来，这篇文章从没有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缺失过。那一年正月初七那天，在赣州任通判的周敦颐，巡县先来到于都，写下“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的诗文，并让人当场刻上崖壁。丹崖石刻的文脉就此开启。
古往今来，人们都说，周敦颐是真的不恋俗世功名，太想在山水之间寻求本心。所以，相隔不到半年时间，趁着荷花盛开之际，周敦颐再次来到于都。当地人见到其预先写就的《爱莲说》，当即有人亲书全文，有人撰写篆额，有人主持刻石。就在农历五月十五这天，将那疑为天人所作的佳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加上菊为隐士、牡丹是贵人、莲则是读书人中的上品君子等比喻文字，正式雕刻在这道丹崖上。
不能不说，后世之人，没有不喜欢这些句子的。
多年之后的岳飞、文天祥和王阳明等，既不是慕名而来，也不是附庸风雅，有的只是历史与文化的天作之合。当然，千百年来，有人附庸风雅也无所谓，只要不是一边在私宅内蓄水种荷，题咏“出淤泥而不染”，一边在朝堂上下结党营私，贪鄙耍奸，做那阴沟里的肮脏勾当就行。
既然有文脉昭昭的一道丹崖，丹崖下的大河又早早名叫贡水，却为何还要改名换姓，称其为于都河呢？况且一经叫出，哪怕地理教科书上仍旧标记为贡水，普天之下，无论到过或者从没到过于都的人，个个由衷地将这汤汤河水，声声唤作于都河。
很多人说，那首在于都河边《十送红军》的歌谣，真的听不得，又真的太想听。听不得是因为每听一次就会泪眼模糊，太想听是因为那歌声里饱含每个人心里最深的情愫。
曾经读过，曾经唱过，也曾经琢磨过，到头来才发现，这首歌谣的魅力，仿佛已接近无穷，怎么评说都嫌不够，怎么歌唱仍然唱不全种种滋味。有确凿证据表明，那动人心魄的歌词的原创地，并不是于都河畔，而是在遥远的秦巴山水间。然而，对于热爱《十送红军》的人来说，尽管1934年10月的于都河畔还没有唱响这歌声，但是于都河的每一滴水珠和每一朵浪花所映照的每一声呼唤、每一次挥手，除了这旋律，再也没有其他。人们为了回忆于都河，为了纪念于都河，才有了这样的歌唱。一经唱出，山水共鸣，天地相和，仿佛与生俱来，就是如此歌唱。
歌里唱的“秋雨绵绵”，是南方特有的气候特征。1934年10月中旬的那场秋雨，格外绵长。和于都河畔的老百姓生死与共的红军，用了三天三夜时间，悄然跨过于都河，开始史称长征的战略大转移。8万多名战士，携带着铁质的、木质的、陶质的全部家当，加上送行的普通民众，那几天，于都河畔5处渡口，聚集的人数不会少于20万人。白天里，两岸人家炊烟袅袅，男女老少神情怡然。天黑后，四野间立即换成人潮汹涌，火烛通明，不说惊天动地，也称得上浩浩荡荡。于都河上的5座浮桥，白天里拆得一块木板也没有；太阳下山后，只需一声令下，5座浮桥便现身波涛之上。这种谁也掩藏不住的大动作，独独瞒过将红军围得水泄不通的貌似强大的白军。
红军撤离于都整整一个月后，作为白军喉舌的报纸才在1934年11月18日发布“南昌十七日专电”的消息称，北路军第三路军经过对于都城发起猛烈攻击，于17日晨占领县城。事实上，于都作为红军老根据地之一，中央机关及红军主力之前已经由此渡河西行，城里早已没有红军一兵一卒。一支数倍于对手的军队，好不容易攻克对手苦心经营十年的要地，按道理应当大书特书、大写特写。对比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红军，白军方面的将帅，无一不是科班出身，于刀光剑影之下，喜欢卖弄几笔文采，唯独在于都和瑞金这里成了例外。红军走后，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比如没有随红军过于都河，受令留守的陈毅后来所写的《梅岭三章》：
其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其二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其三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白军来了，那些几乎将陈毅烧死在石洞的所谓“胜利者”，反而比所谓“失败者”更加失落，似乎连多写一个字的心情也没有。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过法军进占莫斯科时，拿破仑在波克隆山上眺望莫斯科的情景：“晨光魔幻般美妙。莫斯科从波克隆山起，向前广阔地伸展，河水蜿蜒，花园和教堂星罗棋布，屋宇的穹窿在阳光下有如星星般闪烁，它似乎在过着日常生活。面对从未见过的、建筑式样奇特的怪城，拿破仑心里难免有点嫉妒和不安的好奇，就像人们面对彼此隔膜的异邦生活方式一样。显然，这座城市仍然开足了马力，在照常运转，从远处模糊不清的迹象看来，他仍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那不同于死尸的活的躯体，拿破仑从波克隆山上看到城里生活的脉冲，似乎感到这一巨大而美丽的躯体在呼吸。他等待俄国贵族代表团前来觐见。两个小时过去了，派去寻找代表团的人回来禀报：莫斯科是空城，居民全都逃走了。将帅们脸色煞白，害怕告诉拿破仑这个事实，让皇帝陷入难堪的境地。”
拿破仑在托尔斯泰笔下呈现的窘迫模样，正是那些貌似“胜利者”的真实写照。
于都的秋天景色，相比莫斯科郊外毫不逊色。于都人骨子里对白军的鄙视，相较拿破仑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连续发动五次大“围剿”，终于得手的巨大胜利，从白军最高统帅，到营连一级最小的文官，居然没有一个人在现场写下只言片语以记录自己的欣喜之情。或许他们想等待一个少年捧着一束正在山间盛开的野花满脸惬意地送上前来，或许他们想等待一位清清爽爽的女子双手递上一杯温香清润的茶水，或许他们想等待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站在家门前口占一首得胜词，还有每逢喜庆必定少不了的鞭炮、锣鼓和宴席等。当这些平常实在的愿望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时，那种发生在“胜利者”身上的挫败感，大大超越浮云一样的战功，便有一种寒气从骨头缝中冒出来。这也是拿破仑在攻占莫斯科时，就已经预感到自身失败的那种孤苦之心。
反而是红军离开时，于都的老百姓像亲人一遍遍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得到的回答，都一样，说三五年就会回来。于都这里的老百姓，等了三年不见红军回，等了五年不见红军回，等了三年加五年共八年还不见红军回，直到等了三年乘五倍等于十五年才将红军等回来。在这送别与等待之间回荡着的，正是《十送红军》的不朽旋律所传递的那份情谊。
越过于都河的红军，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
是什么使得这支队伍，在湘江上以向死而生的绝勇，杀出重围？
是什么原因让这支军队使出令人不敢相信的四渡赤水的妙计？
是什么原因让这支军队凭着三条小船用七天七夜时间安全渡过金沙江？
还有什么道理说明这支军队能够用一天一夜时间，奔袭240里，抢占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更有什么科学理论证明这支军队可以身着单衣翻越荒无人烟的大雪山？
从1931年1月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到1933年3月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从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去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到1934年12月18日正式确定向黔北进军，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黎平会议；从1935年元旦前后的猴场会议，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从1935年2月5日至9日的扎西会议，到1935年3月10日至12日的苟坝会议，再到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还有一个月后的两河口会议和三个月后的毛儿盖会议……所有这些事关红军生死转折、事关中华民族命运兴亡的重要会议，都有一个十分关键的特点——都是在山沟沟里做出决定的。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赣南大地早就被一些人武断地贬为“山沟沟”，通道的地理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黎平的地势是云贵高原上的山间坝子，猴场的位置在呈喀斯特丘陵地貌的乌江河谷，扎西位于乌蒙山的深山峡谷，苟坝和会理都是山间小小的盆地。正是这些在山沟沟里决策的战斗和召开的会议，还有后来在延安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和举世闻名的西柏坡会议，引导中国革命事业从弱到强，最终走向胜利。
在于都河畔，再听《十送红军》，眼前浮现的那些头戴八角帽的战士，人人身上都有碧水丹崖上的文化印记。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真正实践者，同时也是雕刻在碧水丹崖上的那些中国文化的血肉传承人。
碧水丹崖的于都河畔，诞生了岳飞的忠勇仁爱、文天祥的气节风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的《爱莲说》。这些弥漫在山沟沟里的文化品质，决定着哪怕是最伟大的思想与主义，也必须与这样的文化品质密切结合，才能行之有效地改造现实和创新历史。山沟沟自有山沟沟的优势，登上山顶，可以环顾海阔天空，深入谷底又能知晓人间隐秘。该登高时登高，该深潜时深潜，便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实事求是的真理。
山水从无真伪，人心总有善恶。
这是山沟沟里的最大真理。每当有人瞧不起山沟沟时，山沟沟的真理就会用事实证明，这里也有连通世界的坦途。同时，还会表明，山沟沟里的真理，像岩石一样坚实，像山巅一样高远，像山谷一样深刻。
从山沟沟里出发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路。一路走来，所克服的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所宣传的，所播种的，在当时主要是中国革命的主张。九十年后再看，长征的伟大，更是由于它宣传和播种的，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