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艺术家”立传，难处往往不在材料而在分寸感的把握上。距离过近易流于溢美，距离过远，则有负于这份托付与初心。作家张东在《田华传》的写作中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方式，站在传主身边，同时望向她身后广袤的时代、土地，文字由此变得厚重坚实。
中国的史传传统，向来以“实录”为最高的期许。班固称许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些评价至今仍是传记写作的一把标尺。现代传记在实录之外，又多了一层对人物精神世界的追问。面对标尺与追问，张东找到了“小鬼”这个称谓作为整本传记的骨架。在革命队伍里，它本是首长对身边小孩子的昵称。作者说，这个词在老人口中“那么自然、那么温馨地流淌着”。所以四章标题都由它领起，个人的成长与一个集体的记忆便借一个称呼融合在了一起。以称谓为纲，比按年编次的写法多了一层真正的历史意味。
传记中叙述的各方“声音”也颇见心思。田华仿佛带着冀中乡音的口述与作者的史实叙述、作者以“我”出场的评点形成了多声部。评点最有古意，颇似《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曰”。写到《白毛女》之后整整七年没有新片，作者忍不住插话“我实在替田华惋惜”。全书行至尾声又换了笔法，叙述人称也忽然从“她”变成“你”。仿佛书页间忽然伸出一只手，把读者从看客的位子拉到对谈者身旁，传记由“史”入“情”，由记述转向告白，克制了一本书的情感，到这里才一下子放开。
当然，这部传记更需要放回新中国文艺的脉络里品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一“源泉论”在田华身上长成了一条长长的轨迹。在兵工厂当车工，在扬州河边学撑船，在法院跟着女审判长听案子。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书里看得分明。“源泉论”的真义，更要回到文艺为谁写、为谁演，这决定了作品从哪里取材、向何处用力的探寻。作为田华初登银幕的角色喜儿，本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向人民学习”的果实。《白毛女》取自民间故事，化用秧歌与民歌，把“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代主题，唱进亿万观众的心里。这段前史，是理解田华日后一切选择的钥匙。
关于《党的女儿》，传记也写得精彩。1957年前后，文艺界有过一场关于“人情”与“人性”的讨论，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和巴人的《论人情》都在这时发表。恰在第二年，田华演李玉梅发现女儿偷吃了作“党费”的咸菜，便打了孩子的手，一心要演出“大公无私”。同志们批评说，这样一来“李玉梅显得很不可爱，太无情了”。几十年后，她仍说：“这场戏我处理得确实不好，每次看到都脸红。”茅盾先生称赞田华塑造的李玉梅“是卓越的”，而这一处遗憾，恰好说明那个年代的创作者如何在现实与人情之间寻找分寸。传记把这段往事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文艺界一度思想活跃，钱谷融、巴人诸文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回响。现实主义理论讲求“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李玉梅的那一记耳光，恰是典型环境对一个人物提出的两难。
1955年，田华在中央戏剧学院跟苏联专家系统学习“体验”，她把“体验”讲成《实践论》里的“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又向崔嵬请教《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一套外来的表演理论，就这样在中国的语境里几经转译，最后落在一个“真”字上。理论的种子，总要落进自己的土地才能开花。
当然，历史中更动人的还有个人的悲欢。20世纪50年代，不少演员隶属部队文工团，单位之间借调演员没有任何报酬，田华等了7年才拍上第二部电影。她的银幕生涯中断了13年，还被派去当替身，脸上涂满乳胶挤出皱纹，“她觉得这是一种屈辱”。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文艺的春天重新到来。第二年，田华主演《法庭内外》，传记中这一节的标题叫“有人情味的女法官”。“人情”二字，二十多年前还要小心翼翼地讨论，如今却已成了对银幕中各个熟悉的形象最自然的称赞。
市场经济兴起，“诱惑”换了模样。田华在家里特别需要钱的时候也不接广告，理由只有一句：“我演党的女儿，党的女儿做广告，像什么样子。”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文艺工作的根本要求。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八位电影艺术家回信，希望他们“继续在崇德尚艺上作表率”。获颁“人民艺术家”称号时，田华说这几个字里她“最看重‘人民’这两个字”。
7年的等待，13年的空白，都没有磨掉田华对艺术与人民的那份初心。每一次波折之后，她总能重新站到镜头前。从喜儿到李玉梅，从石云到尚勤，再到银发满头、脱稿朗诵的老兵。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今天，80多年的文艺方针在田华的生命里连成了一条线，把这条线描清楚就是这部传记的贡献。而田华的信念，在时代的风雨里愈加深沉而坚定。
张东以史家的严谨和作家的温情，为一位“人民艺术家”写下了一部可信、可读的传记。它守住了实录的分寸，口述与史实相互印证，把80余年的艺术人生写得亲切动人。它还保存了大量电影史、表演史的一手材料，为后来的研究者铺好了路。
卷首影印着郭沫若手书的《卜算子·咏梅》，其中两句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这两句说的是田华，也道出了这部传记的品格。把一个人如何从沃土里长成、又如何回报这片沃土真诚而饱满地讲了出来。田华借老战友魏风的话说过：“沃土能培育出鲜花，鲜艳的花朵，离不开沃土，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沃土更重于花朵。”这本书写花，用的就是写土的笔墨。
中国电影刚刚走过120年，文化强国建设正在向前推进，这样一部传记的出版恰逢其时。它让年轻的电影人看见前辈怎样扎根生活、崇德尚艺，也让普通读者重温一段与共和国同行的艺术人生。贺敬之曾手录《卜算子·咏梅》中的词句赠给田华：“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用它来形容这部书带给读者的感受，再合适不过。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