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信件、纸箱、档案、旧家具、回形针，一本没有被买走的家庭相册——在德国当代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小说里，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东西反复出现，它们保存着已经过去的时间，携带个体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痕迹，并在当下，显现自己的身影。这种凝视消失的目光，与她对过往记忆碎片所拥有的历史拾荒者般的兴趣，让埃彭贝克的写作成为一场关于消散与留存的艺术。整个20世纪的文化历史与真实个体命运，交杂在时间编织的经纬中。

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把埃彭贝克的作品列入自己最喜爱的书单，称她是“这一代最杰出、最重要的德语小说家”，《纽约时报》也称赞她为“当代最成熟、最具力量的小说家之一”。2024年，凭借其出版于2021年的小说《凯罗斯》的英译本，埃彭贝克获得了该年度的国际布克奖，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该奖的德国作家。随着这一奖项的颁发，她的作品也进入了更多中国读者的视野。在刚刚过去的九月，受德国大使馆与理想国的邀请，燕妮·埃彭贝克来到中国，参加系列公开活动，与她在这里的众多读者会面、交谈，分享写作理念与阅读感悟。

文学开端与小说首作

1967年，埃彭贝克生于东柏林，成长于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家庭。祖父母都是著名的剧作家，父亲约翰·埃彭贝克兼具物理学家、哲学家与小说家的身份，母亲多丽丝·基利亚斯则是一位阿拉伯语翻译家。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她早年的阅读与艺术兴趣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中毕业后，她先接受了装帧工职业培训，随后进入洪堡大学学习戏剧学，之后又转向音乐剧导演专业。

埃彭贝克将文学的想象力与笔力的源头，回溯至自己阅读到的一切文学资源中。阅读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缝隙里：在出发上学前的几分钟、去学校的公交车上，甚至在系鞋带的时候，在上课时的桌洞里悄悄进行。最初吸引她的是德国、北欧与阿拉伯童话：会带她飞往奇异岛屿的大鸟，肚子里装满石头、沉落井底却依然活着的狼，山鲁佐德讲述的《一千零一夜》，这些形象与场景簇拥着彼此走进她早年的幻想世界。后来，她开始阅读其他书籍，作品中对歌德、席勒等文本信手拈来、恰到好处的引用句段，大概也受益于她孩童时期便展现出的磅礴的阅读兴趣。

1995年，埃彭贝克在演讲中说，她告别了机械打字机，买下第一台电脑，在那上面完成了自己的首篇小说《老孩子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经出版便备受赞誉，文坛好评如潮水般涌来。次年，她执导的戏剧《猫有七条命》在奥地利格拉茨首次公演，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老孩子的故事》源于埃彭贝克祖母的一段真实经历：祖母曾与一名自称14岁的女孩通信，前去探望她时，却从医生那里得知对方是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埃彭贝克在这个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调查与体验，她扮成女孩进入柏林一所高中就读，参与他们的课堂学习，一个月里未被识破。小说就讲述了自称十四岁却不记得自己的姓名和身世的女孩被当地警察送至儿童之家前后的故事。她体格笨拙，与周围的孩子都格格不入，似乎有意接受自己在集体中最低微的位置，一步步让渡自己的权益，逃避竞争、责任与成长。随着故事推进，女孩的身体逐渐发生变化，她的真实年龄也随之显露。然而，她为何试图退回童年、伪装成孩子，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小说没有为这一离奇的个体经历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将年龄、身份、社会秩序与主体性选择之间的关系留给读者思考。

在这部首作中，秘密与真相、语言与权力、个体与社会规训等问题以及对他者视角的关怀与背负已经初见端倪，并在她后来的《凯罗斯》《文字之书》和《时世逝》中以不同的形式得到展开。

《客乡》：流动的时间与留存的物

消失，关于一切终将消散的概念是埃彭贝克写作始终围绕的核心问题之一——置身时间之流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2009年出版的散文集《消失中的事物》便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那些在时间流逝中逐渐消失的事物。“Vanitas”（虚空）是欧洲中世纪的显题，艺术家们借此表达世俗的人类活动终究无法抵抗时间与消散的命运的理念。埃彭贝克对于消失与时间的关注，既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这一母题，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气质。她笔法冷静克制，如手术刀般剖开时间的沉积层，把这个断面不加掩饰地呈现给读者看。一切“采摘今日”“把握今朝”的道德劝诫意蕴都被悬置一旁，与之相比，她更关心另一个问题：当不同的时间层彼此重叠，当过去与未来相遇、历史显现于当下时，会发生什么？

《客乡》的开篇引用了19世纪德国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戏剧《沃伊采克》中的一句台词“由于时间漫长而岁月古老，许多人可以伫立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地”，作为《客乡》所讲述的整个故事的草蛇灰线。小说题目“Heimsuchung”可以拆分为“家”和“寻找”两个部分，合写后又获得了另外的含义，意为“侵袭”“侵扰”。借助这个词语的双重性，埃彭贝克既指向了置身于故事中的主人与房子间的纽结、他们对于归属的寻找与永恒别离，也在宏观层面上，指向整个20世纪充满暴力与波折的动荡历史。房屋，既是它的见证者，也是它借以如幽灵般回返、重访当下的介质。

这部小说中，一座房屋及其周围的土地成为叙事的中心。不同的人曾经在那里生活，但他们的生活并不都能以同样的方式留存下来。房屋、土地与物件延续着某种物质存在，而曾经居住其中的人却可能已经离开、被驱逐或从公共记忆中消失，时间对人类活动并不投以任意的同情。于是房子成为湖岸边坚固不动的矗立者，园丁伴随着房子在同一处老去，地产的主人不断经历着更替，坚固之物与流变之物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关于时间的叙事。

《时世逝》：把目光移向别处

埃彭贝克并非纯粹家宅的书写者，在写作中，她尤其关注整个20世纪的文化历史，以及真实个体的际遇与命运。战争时期和当代社会的难民生活都进入了她的写作视野。在中国一行接受访谈时，埃彭贝克曾用一个例子这样总结她的写作观：“当我在电视上看音乐会的时候，我常常希望，镜头不要总是在双簧管开始演奏的那一刻就立刻切给双簧管手，而是去拍一拍别人，比如第四圆号手，他正在那里等待，等着下一次轮到自己演奏。”“移向别处的目光”是《时世逝》的温柔写照，也体现在《客乡》题献的犹太名字“多丽丝·开普兰”中。小说中“女孩”这章的结尾处，她用克制冷静却深邃入骨的笔法，描写这一个体如何在她被夺去命运的时刻，伴随着所有她曾掌握的钢琴技巧、抓住鳌虾的手势、基本的航行要点以及这个名字本身，都被收回了，重归无限虚妄的混沌。在这个时刻，写作是用以反思、记忆与留存的方式。

埃彭贝克在写作中常为弱者发声。《时逝世》里刚刚退休的古典语文学教授理查德终于获得了闲暇与自由，而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难民，由于自身经历与居留法文字规定上的出入，被遣返或者遭遇其他的阻塞。理查德反思这一切，关注着难民的生活，甚至为其中一个人买下非洲的地产，解决他远在地中海那端整个家庭的生存与温饱问题。在自己的时间之外，理查德尝试尽可能地看到他人的时间，理解他人的生命，让他人也“拥有时间”。在小说的写作者看来，没有哪一种时间、记忆或生活天然拥有优先权，一个人的真实不会抵消另一个人的真实，一种叙事并不会抵消另一种叙事，历史的讲述者角色，也并不被预先分配给哪个特定的人群。这种非中心主义的理念以及对他者的关怀，对身旁世界中其他生命的平行注视，塑造着她作品里如托卡尔丘克所言那般的“温柔的讲述者”。

当我们沉浸于日常生活、劳作与休憩的线性向前的时间节奏里，埃彭贝克像是一位设法用文字让时间显现形迹的魔术师，让它在一个物件、一个词语或一个碎片上，突然变得形迹可见，并持续探索着，宏大的历史如何进入个人生活，又如何在历史的叙述中被遮蔽。

《凯罗斯》：社会历史与私人生命

埃彭贝克有着迷人的时间观，在这一点上，她文字的魅力无需赘言，小说《凯罗斯》的标题便是她为读者留在题面的题眼。故事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东柏林的一段私人爱情故事——19岁的卡塔琳娜与53岁的作家汉斯从最初的相遇，到二人关系渐渐滑入互相折磨的渊薮的整个过程。埃彭贝克在这本书的交流活动中分享道，每当她看到电影和电视剧中上演大团圆结尾，都会禁不住想要了解结局之后发生的事情，事物如何在“顶点”之后继续前行。《凯罗斯》所关注的，正是幸福的开端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段最初看似美好而确定的关系，如何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露出失控的迹象，并最终走向瓦解。

在古希腊神话中，凯罗斯是与克罗诺斯相比而言更小的神。后者是均质、线性的时间之神，前者则代表着一个幸运的时机，这时机总是转瞬即逝，并且会改变整个命运，谁掌握了时机，便同时掌握了幸福，凯罗斯便可以理解为“最幸福的时刻”。对卡塔琳娜和汉斯而言，相遇与陷入爱河的开端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凯罗斯转动二人命运、使之相交、达到幸福顶点，在这之后的一切，如同失重列车般跌撞直下。深陷在爱欲关系中、身处弱势方的卡塔琳娜，难以找到合适的时机全身而退。这种私人爱欲与权力控制的复杂纠缠，是埃彭贝克通过书中细密而令人窒息的书写传达给读者的思考主题。

埃彭贝克擅长于在家庭这个人际关系的最小单位中，识别时代与宏大历史的轨迹。《客乡》从一座房子和他的园丁的视角，见证魏玛共和国至两德统一期间的历史，小说《白日尽头》则讲述了一个女性四次殒命，四次被小说家上帝纠正命运，引领至下个人生阶段并走过完整一生的故事，借助单个人物，串联起20世纪历史的百年一瞬。詹姆斯·伍德夸赞她的语言有种“古典的克制”。读者也可以从这几本书中，窥见其天才般的精巧。

写作前，埃彭贝克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在查找资料、翻阅档案、积累笔记上，以还原历史事实。《凯罗斯》中的卡塔琳娜在序章与终曲中，就像埃彭贝克所说的写作前的她，坐在几个文件箱、几十万字的档案前，忠诚与背叛，正确与谬误，真实与谎言等，全部都挤在一起，时间线性流逝的生命体验呈现出具有物质性的厚度，摊放在她的眼前。读者翻开《凯罗斯》，就像开头的卡塔琳娜翻开汉斯的档案匣，打开箱子，进入时间。

埃彭贝克对历史残余与废弃之物的关注，让人联想到本雅明笔下的历史拾荒者：他从历史的破布与碎片中打捞那些被忽略的经验，并试图在微小而孤立的瞬间里，发现整个历史进程的“晶体”。埃彭贝克的写作也延续着这种目光。她从档案、物件与记忆的碎片出发，重新审视一个时代及其个人命运，抵抗那种将历史整理得“光滑而毫无瑕疵的表面”，这种表面，如《凯罗斯》中所说，把人们对于一切正在消逝之物的思考推入遗忘之中。而那些被遗漏、被遮蔽、尚未得到解释的部分，或许恰恰保留着我们重新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