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近五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不少令人难忘的佳作,也有不少创新和突破,这些成果共同构成了一幅璀璨的图谱。我不禁联想到曹操的一句诗:“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今天的“其里”不是大海,而是比大海还要宽广和深邃的新时代。就让我们来一次“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文学之旅吧!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掀起乡土文学新高潮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乡土文学创作迎来新高潮。作家们深入乡村世界,从百姓生活的细节里捕捉山乡之变,也在塑造新人物的过程中找到了各自的文学生长点
乡土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奠基力量,在百余年的文学史上无比风光,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乡村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乡土文学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步伐较为缓慢。但是近五年来,乡土文学的创作与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这首先得益于生活之变精彩纷呈。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也促使作家重新思考乡村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在这五年间,中国作协正式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进文学创作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为主题写作而设立的专项创作计划,是在全国进入乡村振兴的关键阶段时提出来的,希望通过这一计划推出反映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优秀作品。从主题写作的角度说,大概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主题,能像乡村振兴这样得到文学最为全面和充分的呈现。这正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意义所在,它为如何促进主题写作积累了新的经验。同时也可以说,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犹如修建起一座巨大的水库,四面八方的山泉河流奔涌而至,掀起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高潮。
相比于以往的乡土文学,这次新高潮涌现出的作品明显带来了新意。故事是新的,人物也是新的。这些无疑是生活赐予他们的。但这还无法决定作家就能在此基础上谱写出新曲。只有对新的生活有所体验、有所认识,才可能在乡土文学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比如乔叶的《宝水》写的乡村振兴故事充满了真实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意味着对生活的实录,而是忠实于作者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这让她自觉规避了以往乡土文学中牧歌式、悲歌式或审判式的写作模式,而是循着自己对乡村精神的理解进行创作。她将乡村精神理解为一种地域精神,新农村建设要贴着乡村的世界观走,才会带来真正的改变。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写自己家乡数十年来的日常生活,看上去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和巨大的变化,但她与家乡的山水土地和父老乡亲生活在一起,最懂得乡亲们的内心是如何在时代风雨的浸润下跳动的。她扣着日常生活缓慢变化中的“新”来写,写新事物、新现象如何跋涉千里,进入羊圈门村这个偏僻的西北乡村,又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肌理。她以细密的日常生活细节丰富了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中的演变图景,又以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有生活血肉的文字,真实展现了作为西北最贫困地区之一的西海固如何逐步摆脱贫困、追赶新时代步伐的艰辛历史。小说没有刻意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却成为乡村振兴主题作品中最有说服力的文学文本。老藤的《草木志》新就新在观察世界的角度。他从人与植物的关系入手去观察世界。小说中的驻村书记爱好植物,他发现村民仿佛与植物息息相通,觉得在乡村熟悉了植物,也就熟悉了人。我们认识乡村世界,会强调人与土地的关系,而老藤则想说,我们还可以从人与植物的关系去认识乡村世界。植物就像一个王国,不同植物有不同的形状、习性、色彩、功用,而它们相互之间又纠缠在一起,这就构成了一个良好、和谐的生态系统。驻村书记来到墟里村做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在帮助墟里村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这正是老藤的一个新的思想发现。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为作家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乡村世界的契机,作家们创作的小说也成了乡村振兴这一中国伟大社会实践的最为形象生动的档案。但我同时还发现,不少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都寻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生长点。如柳岸的《天下良田》写的是中原地区实施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故事,这是一项涉及农业现代化的新举措。柳岸通过这一故事塑造了一个真正为农民着想、替农民办事的基层好干部陈姝。由此揭示:在基层干部队伍里,不仅有腐败与反腐败的矛盾,而且有干工作与不干工作的矛盾。她尤其尖锐地揭露,一些干工作的好干部举步维艰,而不干工作的干部却混得如鱼得水。柳岸由此拓宽了政治叙述的空间,而这也就是柳岸寻找到的文学生长点。周瑄璞的《芬芳》、翟妍的《霍林河的女人》和余红的《洞庭人家》分别写了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和洞庭湖区的乡村史。但三位作家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农村女性命运上,分别塑造出或刚强或坚韧或豁达的新女性形象。这些新女性形象从乡村大地上脱颖而出,也有力地印证,乡村脱贫和振兴的伟大事业也为乡村女性的进一步解放创造了优越条件。
张继的《喜上眉梢》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他的喜剧性创作风格。小说是由一头驴引发出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喜剧。一头普通的农家驴演变成村里“招商引资”的吉祥物,张继用温柔的讽刺写出了乡土人性的复杂。畀愚的《纯真年代》非常精准地表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不仅解放了理想,也解放了欲望,马中林在理想与欲望的双重作用下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他以激情回应了我们时代的纯真。这是一个崭新的农民形象,也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可喜收获。
深耕城市,拓展新时代文学创作的丰富空间
新时代文学书写的重心逐步由乡土中国转向城市中国。经济是城市文学的土地,商海里的浮沉、工厂里代代相传的手艺、县城里寻常人家的悲喜,都是土地上长出的故事
随着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新时代文学书写的重心逐步由乡土中国转向城市中国,这在“80后”及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得较为突出。对这一代作家而言,乡村更多是祖辈记忆里的图景,城市才是他们切身生活、直面现实的主要场域。客观来看,相较于积淀深厚的乡土书写,当代城市书写的传统资源积淀相对薄弱,艺术表达尚在持续探索之中,折射出作家的城市生命经验仍有待向更深的精神层面掘进。而近五年的创作实践表明,这一态势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不仅城市题材文学的占比稳步提升,而且城市书写也涌现出一批富有新意的作品。
我更倾向于用“深耕城市”来形容作家的城市书写状态。这一创意来自作家鲁敏。鲁敏这五年来专注于城市书写,先后出版了《金色河流》和《此时此刻》。鲁敏认为,乡土文学的故事都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城市文学也应该有一片能长出故事的土地。她欣喜地发现,经济就是城市文学的土地,是城市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于是,她深耕经济这片城市文学的土地,便有了《金色河流》和《此时此刻》如此可喜的收获。鲁敏在《金色河流》里对物质和非物质展开了辩证的追问,表达了她对物质与物质创造者们的尊重和爱慕。《此时此刻》则是以辩证的方式考量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得与失。经济确实是城市文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比如潘峰的《海客行》是在全球化大视野下讲述中国商人的故事,就像是在书写一部全球化时代中国商人的“世界史”。以上几部小说的意义并不在于写了经济,而在于作者以一种新的视角观照经济。以往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将经济置于被审视的位置上,这样的视角大体不错,因为经济常被看作物质生活的一种呈现方式,而文学常以维护人类精神价值为己任。
也就是说,过去的小说写经济,基本上是一种道德的视角。写商人,首先想到的词语多半是“为富不仁”“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贪得无厌”,等等;当然也有“童叟无欺”“诚信为本”这类给人好感的词语。这些词语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臧否商人的,文学中的商人书写似乎也主要围绕伦理道德展开。但是,上述这几部小说不再拘泥于道德的视角,而是从哲学、民生、命运等多种角度去考量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从乡土叙述向城市叙述的转型,都蕴含着一个重新审视经济的问题。文学创作者无须把经济视为洪水猛兽。在城市的烟火里,经济是燃点最低的那把柴火;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经济领域耕耘的人,可能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也会被时代所塑造和冲击。
工业题材也是城市文学的重要内容,作家在工业题材上的深耕同样亮眼。从新中国提倡工业题材创作起,工业文学虽然得到高度重视,却往往在固定模式里止步不前。路内是一个写工人的作家,他突破了传统工业题材的局限,开辟了一条工业小说的全新写作路径,体现了不一样的工人立场和世界观。他的《山水》也与以往写工厂子弟的小说不同,跳出了工厂语境,转向平民家族叙事:小说以司机路承宗与妻子周爱玲从抗战烽火到改革开放时期横跨五十载的生死相守为主线,并辅以收养五个孩子的往事,通过这一特殊家庭的冷暖悲欢折射出半个世纪中国的变迁,见证了个体命运与时代史诗的磅礴共振。其写作底色依旧是工人式的隐忍、务实、坚韧和世俗温情。李铁的《匠户志》在另一个维度拓展了工业文学的空间。工业题材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将工业审美对象化。李铁在《匠户志》中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他借鉴武侠小说的写法写工厂的生产技术。在他的笔下,工人对待手艺的态度,就像对待武功的态度一样,怀揣手艺绝招,便如同武林豪侠一般可以笑傲江湖、独行天下。李铁写的当然不是传统武侠小说,他写的是追求技术、掌握了高超技术的工人。其实可以将这些工人称为“工业侠”,这部小说也可以称为“工侠小说”。小说将车钳刨磨的精度、钢铁冶炼的火光、精密装配的默契转化为具有韵律感和仪式感的艺术描写,如同武侠作品描写剑招、内功一样,赋予技术以审美感染力。水运宪在《戴花》中以一位思想者的眼光去讲述六七十年前的工人故事。他精心塑造了一组工人群像,表现了工人的劳模情结和技术崇拜,重新擦亮了“工人”这一在新中国历史中非常响亮的称呼,表达了重塑工人主体性的心愿。这也在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中得到了呼应。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是爷爷那年枝,他是北京酱油厂的一名普通工人,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范儿”,也有新中国工人的底气,“范儿”加底气构成了那年枝这一类普通技术工人的“里子”和“面子”,是他们的尊严。
张楚的《云落》可以被视为一部中国县城的发展史和心灵史。县城就像是解开中国现实万象的密钥,张楚将它牢牢掌握在掌心,以此洞察人心和世事。魏微的《烟霞里》写了一个从小镇走出来的青年女性田庄,刻画了她既在时代之中又在时代之外的复杂心态,读来令人感慨。两位作家对小城镇这一城乡过渡空间的书写,将文学对城市的深耕变得格外精细。
追问时空,开启理解宏大历史的微观窗口
近年长篇小说注重以时空为叙事基底,借对时空深度追问拓展历史书写的内涵,着力发掘地方文化主体性,在边缘与中心的辩证对话中,开辟出新的文学生长方向
小说叙事需要由时空来搭建舞台。舞台上不断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历史剧,因为作家们对时空的执着追问,而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革命历史题材是被反复书写的题材,也是创作难度较高的题材之一,作家在此实现突破并不容易。究其缘由,往往是缺少了一份执着的追问。但作家一旦执着地深入追问,便会大有收获。比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和庞贝的《乌江引》,都是对革命者灵魂的深度追问。《千里江山图》写十来位革命者所有行动都处在敌人高度监视的状态下,圆满地完成了组织安排的任务,这是革命创造的历史奇迹。《乌江引》以小说家的想象还原了红军长征途中料敌如神的指挥智慧。追问往往以现实为由头,作家们由此追根溯源,从而更清晰地勾勒出历史的内在逻辑。如范稳的《青云梯》从今天飞速发展的铁道建设开始追问。小说通过修铁路的故事,对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吴廉膺和陈云鹤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两股推动力:一个具有破坏性,在摧毁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东西;一个具有建设性,在为中国现代化修建自己的铁路。百年风云的铁路故事也表达了范稳的美好愿望,他相信在新的时代,吴廉膺与陈云鹤的两种思想路径以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必将凝聚在一起,从而将铁路修得越来越好。
在津子围看来,任何一条大河都承载着文化和历史的重量。他在《大辽河》里,想象自己沿河行走,去寻觅时间里流淌出的一条浩渺的历史之河。在行走中,他发现了辽河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它与黄河、长江一样,是中华文明另一条重要的河流。叶兆言选取《璩家花园》这样一处城市僻静角落作为观察历史的切口,让小花园成为大历史的解说员。这个空间看似处在历史叙事的边缘,但在叶兆言的笔下,我们得以看见边缘与中心之间盘根错节的关联。边缘既处在中心秩序的笼罩与规约之下,又会以自身的方式对中心形成反馈与牵动。作家正是经由这一重辩证关系,发掘历史之中隐而不彰的脉络,让藏于城市深处的璩家花园,成为理解宏大历史的微观窗口。
西域史书叙事常以征伐战事为主线,不少边塞西域题材创作,也习惯于以政权博弈、刀兵征战作为历史主轴。对于邱华栋等作家来说,他们的历史叙事是从历史遗存出发,所有的时间都压缩在一个个废墟里,为人们创造出一个通过相对多变的时间视野去观照历史的特殊途径。为了追问时间,作家主动抓住“时间的手”,而不是被时间牵着鼻子走。譬如,邱华栋的《空城纪》书写了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六处古城及历史遗存,回望汉唐时期的历史与文化;《龟兹长歌》放大龟兹乐的线索,用一把汉琵琶串联文明流转;《敦煌变》从洞窟出发,串起敦煌千余年的壁画与人事。这不同于以往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刀兵相见、宫廷内斗,而是让文化、艺术、文字成为历史的主角,借此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靠刀枪和武力建构起来的,而是靠文化、艺术和文字建构起来的。
作家在追问时间的同时也在追问空间。由此,近年间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了地域文化意识的勃兴。但作家们并没有止步于地域文化风情的景观性呈现,而是对空间的文化担当充满兴趣。林白的《北流》在这一点上具有代表性。想当年,身处边地小镇的林白一心向往奔赴地处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如今她才深刻领会到家乡的意义,写下了《北流》。她发现了家乡北流的方言是如此强悍,又如此生机勃勃。家乡方言不仅塑造出家乡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构建起一个特色鲜明的小世界。但林白忧心忡忡地看到,北流的方言开始逐渐从生活中消失。北流是一个象征,它提醒人们在对待文化多样性时应该秉持公允和包容的态度。张者的《天边》用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边疆叙事,深情讲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同时也有力地回应了林白对于小世界的担忧。他为小说所取的名字“天边”很有意思,从字面上说是指边疆,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天下”,天下体现了封建王朝的世界观,帝王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也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差序文化概念和文化思维,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结构。这种文化思想对文学创作影响很大。长期以来,许多作家无论写历史还是写现实,都习惯于将故事置于这样一个同心圆结构中来考量。这固然强调了中国文化的一体性和统一性,但无形中又都遵循着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原则。这是“天下观”的延伸,其后果之一是让地方的文化主体性逐渐弱化。张者小说的标题就暗含着对天下的应答,他让边缘带着鲜明的主体性与“中心”进行对话,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地域文化的复杂内涵。冉正万的《屯堡》讲述了一名明代文人在一次科举考试风波中从中心京都逃往边地屯堡的故事,使对空间的追问具有历史的深度。杨志军的《雪山大地》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对草原的追问。他充分挖掘了草原荒野的自然之美,并融入了民间信仰的文化之美。程青的《凤舞》通过一位新女性形象的风采展现了家庭观和婚恋观的变化。无论是边地、草原还是家庭,势必会有更多作家来追问。这些空间已经成为了新时代文学的生长点。
“宽谱化”现实主义创作,广纳多样风格
深刻体察现实、赋予叙事以价值意蕴,是现实主义创作的灵魂。近年来,许多长篇小说对现实的深切体察,使写实与想象都有了根基,先锋性的奇诡、寓言化的荒诞与散文化的细密,都可以成为小说叩问人心的方式
毫无疑问,现实主义仍是新时代小说创作的主流。这既植根于深厚的创作传统,也源于其强大的包容性,能够广纳各类新的元素,持续拓展艺术表现力,从而形成“宽谱化”发展的态势。
如果认为现实主义仅仅是反映现实,那便是对现实主义最大的误解。深刻体察现实、赋予叙事以价值意蕴,才是现实主义的灵魂。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和《人间广厦》就是具有思想震撼力的现实主义作品。前者对乡村曾经存在的“村霸”等问题作了大胆揭露和深刻剖析,后者直击最让城市人焦虑的住房问题。《人间广厦》围绕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福利分房事件展开叙事,辐射到城市、乡村的不同角落,去探问有关生命安居与精神栖息的不同维度和面向,展现了利益纷争下的人性百态,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中权力、欲望与公平的碰撞。毕飞宇自觉接续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他在以疾病为题材的小说《欢迎来到人间》里,像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塑造了一个“狂人”式的启蒙者。鲁迅借狂人的眼睛,发现了中国历史一直在“吃人”的秘密,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毕飞宇则继续向前走了一步,他笔下的傅睿是一名行动中的狂人,开始了“救救孩子”的行动。刘震云的《咸的玩笑》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延续了鲁迅的思考,我从他写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倒霉史中看到了孔乙己的影子。他将世态的悲伤转化为一种冷峻的幽默,这种冷峻的幽默就是“咸的玩笑”。“咸”是最日常的味,也是沉重的味,“咸”里饱含着刘震云的哲思和风骨。
现实主义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它的力量来自对现实的洞察。倘若不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封闭的创作方法,每一种风格或流派都能从中获益匪浅。比如,苏童将先锋性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沉稳的南方叙事美学。他的《好天气》通过酸天气、绿眼泪等意象自如地进入两个家庭的时代变迁,并演绎出奇谲瑰丽的故事。吕新则一以贯之地将先锋性带入乡土叙述中,其思想深度的现实基础越来越结实。他的《深山》可以说是将鲁迅的铁屋子意象扩展为“深山”意象,呼吁人们走出“深山”,去拥抱一个开放的世界。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则将身体异化的现代理论植入到工人下岗的社会现实中,但这种非现实的寓言并不会冒犯现实的真实感。艾伟的《春歌》以现代意识和现代形象去重述《白蛇传》,充分体现出现实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无限叙事可能。
“宽谱化”是我借用的一个科学术语,本义是指覆盖波段很广的光源,以此比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越来越丰富,风格色彩也越来越多样。前面提到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呈现了不一样的光谱。即使都采取写实性很强的写法,也带来了不一样的阅读感受。比如,杨遥的《太阳离弦》,是一种诚实与内秀的写实。作者在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规范化现实主义叙述基础上有所突破,不是对生活进行典型化处理,而是对生活采取诚实的态度。诚实意味着相信道理就存在于生活本身;诚实地表现生活,就是要把生活本身所蕴含的道理传达出来。作品不追求廉价的乐观主义,也不贩卖苦难,而是在尊重生活的基础上发掘真实的力量,通过生活本身所蕴含的道理打动读者。又如,孙惠芬的叙述是老实的,但她始终关注人的内心,从而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理现实主义之路。她在《紫山》中将三个被剖析的人物置于一个逼仄的时空里,对他们的灵魂展开无休止的拷问。她把人物心理的内外因素都想到了:内与外的纠缠,正与反的交锋,再一层层地剥开,不厌其烦。这也形成了她在叙述上的典型特点:缓慢、复沓,但我们在阅读时并不会感到乏味和疲倦,因为缓慢与剖析的进程相吻合,复沓是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供琢磨。付秀莹依托于乡村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一种以散文化、淡化情节为特征的小说叙事风格。她的《青枝》将这种叙述推向极致,具有一种“反小说”的惊艳感。她以绵密、内敛的写实手法,写乡村女孩米子的成长。她采取一种单纯化的叙事,不依赖戏剧性的外部冲突,而是深入米子幽微的内心世界,以“心绪的涟漪”来驱动叙事,以普遍性的描写替代特指性和具体性的描写。这样的好处是完全不被故事所牵累,可以更充分地展现叙述者的心理活动和情感状态。
当作家对现实生活及其体验怀着一种尊重和珍惜的态度时,他在写作时大概就会优先选择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毕淑敏将这种尊重和珍惜藏在心里40余年,写出一部讴歌昆仑雪山和军人理想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小说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高原军区诊所为核心空间,串联起8个女兵组成的护士班、巡逻队、战地医院等多条线索,讲述了高原戍边战士在极端环境中淬炼生命、追寻理想的动人故事。石钟山的《父亲的阵地》从子女的视角回望军人父亲徐胜利,在敬意中保留了反思。这两部军旅文学都饱含着对历史和前辈深切的敬仰之情。
就在完稿之际,我又陆续收到作家们的新作,但已来不及将这些新作一一写进文章里了。我不由得感叹,在这“星汉灿烂”的文学夜空之中,将不断会有新星在闪烁!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