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京剧艺术节(以下简称“京剧节”)自1995年创办以来,基本每3年举办一届,是展示京剧艺术传承创作水平的国家级艺术展演平台。湖北省武汉市继第六届京剧节后,时隔15年再次成功举办第十一届京剧节,集中呈现新时代中国京剧的整体发展面貌,为《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交上了一份令人欣喜的答卷。
2017年完成的全国戏曲剧种普查数据显示,在参加普查工作的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京剧演出团体共计327个;除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外,其他省(区、市)均有京剧专业演出团体或民间社团。此外,未参加此次普查的港澳台地区,也拥有一定数量的京剧艺术团体。因此,就专业普及程度和社会认知度而言,京剧是当前中国348个剧种中影响力最大、普及度最广的戏曲剧种。
本届京剧节设立了京剧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京剧展演、京剧小戏和折子戏专场展演、戏曲院校专场展演、“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剧目评论、专题研讨等7项主体活动,涉及近47台、总计115部(出)剧目的演出;同期还举办汉剧流播主要地区精品折子戏展演等活动,全方位观照京剧艺术的前世今生,展示全国京剧院团在传承创作方面的新成果。参加本届京剧节的京剧院团包括国家级重点院团、省级院团和市县级基层院团,涵盖国办、民营等不同类型。参演单位除来自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多次参加京剧节的省(区、市)外,还有来自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和台湾地区的院团。这一覆盖全国、层级多样、体制多元的参演格局,体现了京剧作为“国粹”艺术的深厚根基和广泛影响力。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誉,昔日便是戏曲演出交流的大市场;新时代以来,武汉依托戏曲传承发展的各项利好政策,重塑“戏曲大码头”的城市文化形象,培育出懂戏爱戏、追戏捧戏的观众群体。得益于此,本届京剧节每场演出的精彩之处总能引发观众共鸣、赢得掌声,生动展现了京剧广泛的艺术辐射力和深厚的生态涵摄力,也彰显了国粹京剧在传统保护与艺术创新方面的实力,以及作为中国戏曲剧种引领者、示范者的价值所在。
传统经典彰显京剧底蕴,创造性转化激活京剧活力
从剧目演出看,本届京剧节的特点可用几个关键词概括。首要关键词是“传统经典”。在6个展演板块的演出剧目中,传统经典剧目占比近60%,剧场反响良好。这说明,在技术规范、艺术典范和传承规范上具有示范意义的经典剧目,既是京剧传承创作的重要依托,也是京剧剧种品格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京剧折子戏专场展演、戏曲院校专场展演以及京剧艺术人才提升计划汇报演出3个板块的62出折子戏,全部为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文唱武做兼备,集中展现京剧行当和流派艺术。此外,京剧优秀剧目展演板块的20部作品中,也有《大·探·二》《火焰山》《大闹天宫》等传统经典大戏。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潞安忠魂》《大将马超》两部作品延续了近年来许多剧团“小改大”的编创思路,以传统经典折子戏为重要戏核,保留武戏折子戏的技艺内容,扩展延伸为大戏剧目,使主人公形象更饱满、艺术表现手段更全面、戏剧情节叙事更完整,彰显演员的综合艺术创造力。《潞安忠魂》以京剧武生行当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折子戏《潞安州》为基础,聚焦主人公陆登驻守潞安州、抗击金兵的故事,从家与国双重维度展示其忠勇、忠孝、忠义、忠爱等多重精神价值。《大将马超》以濒临失传的老戏《反西凉》《战渭南》等为基础进行重新整理改编,围绕主人公马超被离间后遭遇惨败、进而参悟“大将”所需的雅量格局展开,从个人成败中凸显生命成长的经验智慧。两部作品均对传统武戏精粹进行当代审美视野下的再创造、再扩容,在精准传承传统经典的同时,以更强的舞台驾驭能力,使演员获得更具个人风格的多元演绎。
经典剧目内含的创造性,不仅需要在代际传承中完成两代人的艺术交接,也需要根据新人的个人条件作相应调适、整理和再创造。经典剧目是京剧养人、养团、养艺、养生态的核心内容。多年来,京剧艺术同样面临遗产减少的风险,但目前仍葆有高水准的艺术品质,并以此涵养其他剧种艺术,这与京剧拥有数量大、品质高的艺术经典密切相关。
艺术创新多点开花,多元题材探索打开创作新空间
另一关键词是“艺术创新”。本届京剧节的新创剧目集中体现在优秀剧目展演中的大戏作品和小剧场展演中的实验作品。这些作品中,有现代题材《汉阳造》《戏里戏外》《超级外卖》,革命题材《野火春风斗古城》《滨江密战》《欠你一枚小红星》《信仰味道》,历史题材《武帝刘彻》《望儿台》《凉州辞》《古滇长歌》《诤臣李殿林》《花甲知县冯梦龙》,古装题材《红笺》《珠帘秀》《鹿鸣》《省思》《折臂》,神话题材《十二真人斗太子》,以及武戏《大将马超》《潞安忠魂》《神州擂》等。这些作品在保持京剧文武并重、行当多元、流派纷呈的艺术追求的同时,针对不同题材领域形成了不拘一格的创作方式。多元化的创作避免了题材和表达方式的单一化,也改变了前几届京剧节现代戏占比较多的创作态势;不同京剧院团和主创团队得以充分调动艺术能动性,根据自身创作诉求回应观众审美期待。这弥补了此前十多年艺术创作的局限,也为其他剧种创作提供了示范。
在这些作品中,《欠你一枚小红星》《省思》两部小剧场京剧作品在创新观念上进行了深层探索。前者趋于“迎合”市场和青年观众的艺术喜好,将京剧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跨界融合,同时在思想立意上突破惯常定式;后者在“赵氏孤儿”传统故事基础上尝试翻新,力图以当代人的立场重新解读程婴等经典人物的心灵世界。观众对两部作品的评价呈现两极化,前者表现为对潜在市场与观众的“迎合”,后者表现为民族文化根本逻辑被个体主观肢解,它们反映出主创者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思考仍有提升空间。但这些颇为“出格”的探索,也蕴含着“小剧场”赋予的艺术活力,以及年轻京剧传承者在其年龄阶段应有的创作冲动,为京剧在思想、内容、形式上与时代互动提供了必要的艺术空间。其艺术探索效果有待观察,更需要在民族文化主体价值的观照下调整和提升。对此,也应给年轻创作者留出容错时间与纠偏空间。
本届京剧节艺术创新最突出的方面,当属历史剧及古装题材创作。这些作品普遍调动京剧最擅长的艺术手段和剧种思维,在新编故事中最大程度地融入京剧唱念做打的综合技艺。其中,《武帝刘彻》立足西汉初期的历史背景,聚焦武帝元狩年间短短3年的历史,表现武帝刘彻与张骞、霍去病等文武重臣共同抗击匈奴、为国家和民族赢得长久安定的过程。剧中的刘彻以青春生命状态张扬“天下为一”“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在自我观照中呈现国家与民族走向壮大的从容自信,形成雄浑壮美的艺术品格。《望儿台》聚焦春秋时期秦、芮两国强弱分明的政治对垒,通过芮姜作为母亲的生命牺牲,表现儿子姬万责任担当的成就。该剧通过前后两次托付金箭、三次台上望儿,把历史上的女政治家与宫廷家族内的母亲形象结合起来,塑造出在弱国走向覆灭之际勇担国祚、谆谆教子的悲剧形象。《凉州辞》依托北朝时期北魏与北凉的政治博弈,通过北魏公主阿柿在亲人与爱人之间艰难的抉择,以柔弱的女性身姿直面充满杀戮与血腥的矛盾冲突,展示“百世之好,永罢刀兵”的文化主题。《望儿台》《凉州辞》两部剧作以悲剧为定位,在凄美苍劲的风格走向中融入主人公的家国思辨,既有历史启迪今人的厚度,又有情感打动人心的温度,形成独特的历史剧书写方式。这些作品是近年来京剧艺术创作的新成果,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戏曲历史剧创作传统,也是近3年京剧历史剧创作的重要收获。
此外,多部历史剧、古装题材作品以及神话剧、武戏也充分发挥京剧艺术优势,具有良好的艺术品相,有力提振了京剧院团的创作士气,为当前京剧持续发展形成正向引导。
青年力量成为创作中坚,于作品中映现与时代的互动及思考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青年主创”。新时代以来,随着以文化和旅游部“戏曲传承振兴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利好措施推进,戏曲工作取得诸多成就,其中颇为突出的是,中青年艺术团队正稳步而快速地成为戏曲艺术创作主体。特别是近年来,京剧更新换代问题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领京剧传承创新的大批艺术家正在或已经离开舞台,而新一代中青年领军人才在各京剧院团中逐渐担当重任。本届京剧节的一大惊喜,正是众多京剧院团的创作演出,已由中青年艺术家挑起重担。参加本届京剧节的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天津京剧院、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湖北省京剧院、云南省京剧院、黑龙江省京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等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以及诸多省市级京剧院团,近年来涌现出不少声名鹊起的中青年领军人才。此次展演剧目中,除赵秀君、常东、朱福、孙劲梅、李宝春等名家领衔创作外,其余众多剧目基本由中青年艺术家演出。人才培养需要时间,持续多年的人才工作成效明显,这正是本届京剧节呈现的可喜局面。
在此次展演的剧目中,有些作品很能体现院团与时代互动中的艺术思考与探索。如《滨江密战》《神州擂》,或基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或呼应当代武戏创作热潮,其创作很大程度上源于相关院团在地方文旅融合中的发展定位;又如《红笺》《十二真人斗太子》,或受昆曲经典对京剧创作的艺术启迪,或借助昆曲与京剧共建,将影视热门作品转化为京剧体裁,其创作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相关主创在艺术跨界方面的具体实践;再如《汉阳造》《野火春风斗古城》《戏里戏外》三部现代戏,前两部是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基于现代题材的主动创作,努力提升京剧现代戏的表达能力,后者则是台北新剧团立足舞台剧创作立场,整合各界剧场精英,探索现代戏新形态。这些作品立足院团体制机制的不同定位,结合主创团队自身特点以及京剧传承群体对艺术传统、区域文化的特定需求,密切回应当代文艺发展中的新审美、新特点、新要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追求。
本届京剧节的演出剧目虽不乏亮点,但与历届京剧节优秀剧目相比,整体品质仍有提升空间,精品化程度尚待提高。这既与以中青年为主体的院团主创团队的艺术成熟度有关,也与对京剧传承创新规律的把握水平有关。应该说,提升原创能力和品质仍是当前创作的重点。原创既包括对传统经典的精彩再现,更重要的则在于新题材、新领域中的精品创作。
随着《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的落实,构建良性创作机制已成为京剧院团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旧有的功利创作、跟风创作倾向仍然存在;深层次的院团体制机制建设仍影响京剧整体发展;京、津、沪、汉等京剧重镇与其他地区京剧剧团在资源、发展、生存能力等方面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尤其在文旅融合、科技赋能背景下,京剧在传统与时尚两极之间仍缺乏足够成功的发展路径。诸如此类问题,正是当前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而直面难题、应对挑战,正是京剧在新时代获得新发展的重要契机。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中国剧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