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文学的迭代重构,与大文学观的理论命名及实践贯彻,新时代散文与非虚构创作以其真实性、在场性和生活化特质,观照时代现实、记录社会变迁、承载个体经验,拓宽题材维度,革新叙事技法,深化思想内涵,言志抒怀、纪实求真,坚守文体特性,深耕文学本质,近五年来,在文本表达、思想内核、创作规律与审美维度等诸方面,均有令人欣喜的进展。
不能忘却的纪念
近五年来,从事散文、非虚构写作的作家通过文学书写,让宏大历史、家国情怀得到具体而丰富的展开,记录民族解放的光荣历史,铭刻志士仁人的奋斗与牺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礼赞民族风骨的佳作。
阎晶明的散文集《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以独特的视角,将严谨史实考据交融于细腻散文笔法,通过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赓、瞿秋白、方志敏等中国共产党人和鲁迅的交往交集,探究了他们之间“同怀”之情,揭示了先进知识分子汇聚起民族解放事业力量的相知相通。张庆国的《绿色的火焰》以国家危亡时期的文化存续为核心,追溯抗战时期文化活动当事人的生命史、家族史和迁移史,再现这些教育家、戏剧家、音乐家、学者、诗人、出版家、文物专家等的情感历程和思想活动,礼赞他们在抗战中为民族文化传承而顽强坚守的可贵努力。
阿成《我们都是收信人》由祭奠赵一曼烈士、重读她赴刑场途中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展开,以个人化视角引领我们走进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实现与烈士的隔空对话:这封90年前的绝笔没有封存在过往历史里,而是回荡在祖国壮丽的山河大地之间,寄寓着每一位当代读者都是抗战精神的收信人和传递者的深意。武歆的《在校经楼的那天下午》从寻访山东日照莒县浮来山定林寺校经楼写起,感慨中华文脉与红色革命历史在此交叠共生,阐明发扬前辈优良传统,将个人情感汇入民族精神、把个体情思上升为民族情怀的必要性。
乔忠延的《“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贺绿汀与〈游击队歌〉》还原了革命音乐家贺绿汀创作《游击队歌》的历程。文章说明,这首抗战经典歌曲之所以能成为动人的“神来之笔”,并非灵光乍现,而是历经烽火淬炼,也来自思想积淀与升华。海飞的《追光者》书写雷烨、高帆、徐肖冰、罗光达、俞创硕五位战地摄影家的事迹: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烽火之中,几度穿行于生死边缘,以镜头记录血与火的斗争,展现出先辈们在战火里不畏牺牲的光影人生。
赵柏田的《生死危城》书写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工厂物资内迁的艰难历程。作品在对这场民族工业大撤退的立体呈现中,彰显出巍然挺立的民族精神脊梁。南香红历时数年写就60余万字的非虚构作品《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作品依托大量一手调查史料,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华研制细菌武器、实施细菌战,造成鼠疫、霍乱等疫病肆虐;揭露战后日美串通掩盖这段历史真相的行径,深刻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为中华民族伸张正义。
擦亮民族精神底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滋养民族心灵不可或缺的源泉。当代作家怀着对中华文脉的敬畏之心,以散文及非虚构的文体传承、转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重述阐释传世经典,或梳理民间历史文化,为读者奉献出诸多擦亮民族精神底色的佳作。
想要让经典真正走进当代读者的精神世界,需要合适的阐释路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体现出强大的文化整合能力。作家王蒙举重若轻地将小说重述、随笔杂谈、文学批评熔于一炉,沿着经典作品中人物情感、意象与人性走笔,借聊斋中的故事讲述当今日常事理。作品打破雅俗之间的壁垒,在经典与现实之间建立对照关系,将《聊斋志异》从固化的解读框架中解放出来,引导读者透过奇幻瑰丽的情节,体察生活本相,直指当下人们的精神困境。王蒙还以《诗词中国》放眼三千多年中华诗歌史,解读鉴赏古典诗词经典,在其中求诗情、求诗心、求诗美,开掘了古典诗词丰富而神秘的精神内蕴,拓展了无限解读的可能性。
面对《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李敬泽一直致力于以散文随笔的形式,对经典作出富有个人风格的文学转化。他近年推出的《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破空:春秋异客传》等作品,探寻从古至今中国人的人性、情感与智慧,打通经典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引导读者亲近经典、体悟传统智慧。张锐锋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探寻西周到春秋近600年间晋国大地上的历史,叙写200多位历史人物的风云际遇与内心世界。《古灵魂》用第一人称叙事交织起当下与历史两个时空。作品以跨文体的实验文本,展开对从帝王将相到仆从、渔翁、樵夫、画师、苦役等各色古人心灵世界的探察。
打开郭文斌的《中国之美》,扑面而来的是作家对中华民族风俗之美、节庆之美、礼仪之美与乡愁之美的热爱和眷念。全书将细腻、温婉、热情的笔触献给自己钟爱的优秀传统文化,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家对传承优秀文化的热情。王旭烽的《茶事笔记》熔茶史、茶人、茶画、茶器、茶俗、茶理于一炉,以散文随笔为体、历史叙事为脉,揭示“从一片叶子的启示而形成的哲学、宗教、信仰、世界观”。作品在方寸茶盏之间,映照出中华文明的千年流变、世界文明的交融互鉴,彰显出中国人“精行俭德”的精神底色。
韩建民的《烟火深处:传统文化根脉在故乡》书写对故乡河北献县尧上村的精神感悟。作者从看得见的景物写起,回溯摸得着的传统,再上升为藏于心底的精神,让人们在那些朴素真实的故事里,摸到文化的体温,也寻得传统的根脉。盛文强的《妖怪印刻》爬梳木版年画等民间图像的流变,将文史考据与民间叙事结合起来,挖掘民间美学与世俗智慧。他的《秃尾巴老李故事集》承续我国志怪文学的传统,通过民间故事,探寻古老中国的奇幻想象力,打捞渐行渐远的民间信仰,读来意趣盎然。
留存记忆抗拒遗忘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对记忆的展开、重塑与留存,是抗拒遗忘的自觉行动。人类以此为自己的繁衍生存找到来路,树立路标。近年来的散文和非虚构创作从家族、故乡、亲人与自我的深井与溪流中,不断汲取鲜活的源泉,浇灌出迷人的花朵,拔节出壮硕的精神大树。
陈建功的《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以18岁下煤窑采煤“面对侏罗纪”,到28岁上大学这十年间的矿工生活为主要内容。作品以自嘲、反讽的语风,诉说往昔际遇、坎坷历程和创作起步,也对自身在时代颠簸中努力寻找自我的起伏,给予可贵的反思与解剖。冯骥才以《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又一次重返生命河道。他从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天津五大道,回到宁波慈溪五马桥祖居,将家族往事、求学谋生和亲友交往娓娓道来,以个人成长轨迹折射地域文化与时代变迁。肖复兴以《老街》等为代表的散文,意在让记忆与情感找到结实的落脚处。作家讲述在西打磨厂老街经历的成长,既是对个人年华的追忆,也藏着超脱具体事件的情感教育与人生选择。王剑冰的散文集《时光呼啸》所收篇什贯彻了他对写作的认识,那就是用心看见生活、用情记录时光,以书写让普通的日子拥有文学的温度与恒久的生命力。
赵丽宏的《为母亲作画》记述自己在百岁母亲失语后,用白色写字板、四色水笔和四颗红磁石为母亲作画的经历。作者不放弃与年迈母亲的特殊交流,在沉默中见深情,也完成了一次对陪伴、告别与生命永恒的哲学思考。彭程除了怀念爱女的《杯子上的笑脸》,还有散文集《有所思》等。这些文字反映了经由身边草木、山河行走、读书写作,贯通人与自然、古与今的哲思,凝聚着他对生活的长期思考。李娟继发表《夜行车》和《马戏团的最后一次演出》后,在《花城》开设专栏“致流浪的母亲”,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由缺席的“北方无所不能的女王”,渐渐成为具体而真实的母亲形象的过程,读来令人感佩。裘山山的《父母大人》以双亲遗留下的大量通信为依据,讲述了两位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一段跨越战火的人生坎坷,以及60余年夫妻的无悔相守。这也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缩影。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记录父亲从精神告别到生命终结的旅程,也见证医院护工、其他病人和家庭的困境。作品从个体照护经验升华为老龄化社会审视,极富现实启迪价值。
陈冲用散文集《猫鱼》记下消逝的时光以挽救记忆,用文字复活被遗忘或被掩盖的过往。作品中那些细碎的痛苦、惆怅、悔恨或欢欣,承载了从家族到个体在时间中被重塑的点滴。杨献平的《故乡慢慢明亮》延续了作家有关南太行乡村书写的一贯风格,角度平视,深沉蕴藉。他回望自己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生活与情感经历,也显出精神游历者的特质。罗大佺的《故土难离》记录川西南农村乡土风物、淳朴民情和优良家风,晓畅明朗,朴实简洁。索南才让的《前方有我青铜茶饮》以少年视角记下家庭与邻里的日常起落,挖掘藏族少年生命记忆,折射出少数民族作家向往远方的心路。
蔡天新的《海边的男孩》重在写一座小城如何以其海边文化的成色,孕育和托举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年。台州的前世今生与地方志、科学史与成长叙事融为一体,一幅幅地域和历史文化景观引人入胜。黄向辉的《南昌路上》《我的上海》运用了一种近似于微观史学、社会学的手法,很好地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人与城的互证。而自我人生经验的调动,又为文字打上了“边塞沪一代”和“沪上疆二代”的特有印记。周蓬桦的《乌乡薄暮之书》、何江的《过往皆为力量》和聂雄前的《鹅公坪九歌》等作品,也以极为个人化的对故乡的书写,通往对时代的深度表达。
“且将远方作故乡”
在近五年的散文与非虚构创作中,一类写作向内回归自我、故乡与既有的人生经验;另一类同样引人注目:作家走出熟稔的生活,去往陌生的地域,邂逅原本素不相识的群体,在获得全新生命经验后写下作品。后一类写作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疆域与审美视野。
阿来的《大河源》以实地探访黄河源沿线的村庄、河流、湿地和沙漠为线索结构作品,熔博物、历史人文和现实于一炉,刻画出黄河源自然景观、地质变迁和多民族交往的多样图景。徐剑的《阅山河》以“且将远方作故乡”的热情描摹山河胜景,感悟历史风云、高原秘境,歌吟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视野宏阔,境界悠远,直指人心。苏沧桑的《宇宙语言09:09》写一次“到世界去”的旅行,借这段旅程写出作者对宇宙万物一体性的领悟;这种感悟超越语言,仿佛化为宇宙语言本身。
王恺的《地球上的陌生人》以14篇散文描摹流动的物质世界、恒常的生老病死,立足当代生活里的吃穿用度、婚丧仪轨,勾勒出丰富的人生状态。易小荷深入偏远乡野,写下《盐镇》等非虚构作品,生动记录了女性被遮蔽的生存处境。七堇年的《横断浪途》书写跨越横断山脉西部的地理探索,不断展开与自然的多维对话,让我们对西部地质风貌、生态现实和人文图景的认识变得丰富而开阔。
王耘的《还俗——在伽蓝与尘世之间》用田野调查式笔触,记录已还俗者的多样过往、内心历程与人生选择,呈现出生命的复杂性,以及生命与现实错落交织的状态。李颖迪的《逃走的人》写的是远离社会正常体系,走入黑龙江鹤岗、河北燕郊、河南鹤壁、安徽淮南等生活成本较低的二、三线城市的人群的生存状态。作品挖掘他们的生活逻辑,分析他们选择避世“隐居”的无奈与合理性,也让我们的阅读抵达更为辽远与陌生的生活角落。
寄情山海以自然为师
山川万物、鸟语虫鸣、河流湖泊、一草一木,历来让从事散文、非虚构写作的作家生发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豪迈情怀,而新时代以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治理发生的巨变,更激励了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
长期致力于生态书写的叶梅,在《知春集》中以细腻笔触赋予山川草木、鸟兽鱼虫以生命与灵性。无论是对青海湖裸鲤亿万年生存史的敬畏,还是对长江黄河等江河文明的深情,文字都兼具诗性与哲理,隐喻生态变迁与人的觉醒,以意象和细节向大地深情告白。刘亮程在《我的孤独在人群中》《大地上的家乡》中,依然对乡村万物、田园景观保持着“乡村哲学家”般的凝视与反思,传递出对大地之美的忧郁与感伤。
陈应松的《神农野札》《月亮粑的故乡》,聚焦对大自然和生态的细致观察,反映了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考。王族近年连续推出《狐狸有九个想法》《判断者说》《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等,不单讲述自己的人生与新疆风物的故事,也写出人与动植物的血肉联系。他与大自然相处得平静自得,文字色彩浓烈,笔触质朴。朱朝敏的《以雨水之名》《渡与归》等,以散文方式记叙长江中下游的曼陀罗、萤火虫草、橡子树、江豚、白鹤等,写下对百里洲万物的细致观察与敬畏之情。
《草原》杂志多年倡导自然写作,从理论、实践和评论等多个层面推动生态文学与边地写作结合。国内许多作家积极参与其中,收获了丰硕成果。艾平的《天生草原》融合草原风情、游牧记忆与当代生态反思,深入发掘游牧文化与当代生态保护观念的契合之处。安宁的《万物相爱》《阴山下》展现温柔起伏的大地,感恩牧人与花草树木、飞鸟野兽对写作的启示。傅菲的《人间珍贵》被誉为一部“田野乡村生命志”,作品深入赣鄱大地肌理,找寻山川景物对个体、家族和村落的意义。北雁的《洱海笔记》以对洱海生态文化的行走考察结构叙事,乡愁的回望与历史遗迹的寻访均围绕生态重建和新生展开。杜梨的《小耳木兔失落于永定河》通过对永定河流域北京境内观鸟活动的描写,写出了作者“除了自然,没有老师”的执念。这些生态文学与自然写作,大多以温婉智性的文字,呼唤当代人在感受自然、观赏万物的过程中,学会如何与自我、与世界共处。
“本书故事纯属非虚构”
大文学观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进一步重塑散文与非虚构写作的创作生态。创作主体的重构、写作圈层的扩容,促成大众写作普及与文学代际迭代之间的多向赋能、多向共振。散文与非虚构写作因其真实性、在场性、生活化等特质,扎根普通民众的生存现场,深度观照个体与群体的丰富生活,不断拓展自身的创作维度、丰厚精神内核,使新大众文艺扎根现实、映照时代、传递温度的核心价值,在文体革新中得到更好彰显。
王计兵的非虚构文集《成珍》以离世母亲的名字作为书名,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以多年快递从业经历为依据,还原城市快递从业者的日常劳作、薪资困境、职场压力与生存现状,展现了劳动者在高强度体力劳动、局促生存空间中的自我精神坚守,让大众透过文字看见他们的真实生存图景。
边绘画边写作的王柳云,在《青芥人生》中以自传体形式记录自己对生命与艺术的思考,呈现普通人在平凡劳作中寻找精神安放的轨迹,也表达通过阅读与行走拓宽生命维度的决心。瑛子的《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解锁城市底层劳动现场,将镜头对准城市高楼背后的清洁女工,记录她们高空作业的艰辛、不为人知的职场风险与平凡生活中的坚守。李文丽以亲历者视角创作《我在北京做家政》,真实记录家政服务的行业日常、阶层隔阂,细腻呈现女工隐忍的生命状态。
陈年喜的《一地霜白》《峡河西流去》《人间旅馆》等散文作品延续底层纪实的创作品格,扎根矿山劳动现场,书写了产业工人的生存苦难、精神坚守与生命思考,拓宽了新大众文艺非虚构写作题材领域。《我的老娘八岁半》以艾苓与母亲姜淑梅母女合著的温情形式,跳出底层劳动纪实叙事,从家庭的微观视角诠释普通民众的生活智慧与生命力量,以富于生活化的散文笔触记录了亲情日常与岁月静好。王戈多有着十余年医院行政工作经验,他的《医院是座动物园》为我们描摹了发生在医院里的医患喜剧、悲剧。作者在扉页上写下“本书故事纯属非虚构”,以一种巧妙而幽默的方式暗示:还有更多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其实还远远没有被我们了解。
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以北京皮村北漂打工群体为写作对象,秉持深沉的人文关怀,细致描摹范雨素、陈年喜、林巧珍、史鱼琴、寒雪、小海、万华山、王春玉、王德志、王海军、小付等一众普通异乡打工人的精神园地与内心世界,对他们的非乌托邦式刻画,更让我们看到这些人在劳动性生存与创造性生存之间反复摇摆的深层原因。
“一个写作者能改变的只是自己”
阅读鉴赏、写作感悟、创作甘苦,同样是散文和非虚构的重要题材。五年来,不少写作者立足自身的创作评论与翻译积淀、阅读经历与生命体验,以随笔、讲稿、文论或研究文章等形式,探寻创作深层逻辑,解析写作内在规律,搭建起创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从这些心血之作中,我们不时看到作家在突破自我的道路上的挣扎与悲欣。
张炜的《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从多年创作经验出发,提炼出童年、动物、荒野、海洋、流浪、地域、恐惧、困境这八大文学核心关键词,八个维度层层递进、互为支撑,构成了创作最核心、最本质的表达体系。作品带领我们跳出碎片化文本阅读,穿透文字表层叙事与修辞,读懂经典作品背后的生命思考、精神挣扎,去眺望更美、更绵长、更丰富的一切。叶兆言的《岭南十三讲》以作家在香港岭南大学的文学讲座为基底,以温煦质朴的语言将数十年的创作感悟、文学思辨与人生阅历娓娓道来,沿着“认清自己是谁”“从三流作家到一流作家”“中学为用或中学为体”“诗到语言为止”等命题,深度挖掘鲁迅、契诃夫与福克纳等作家经典作品的精妙内核,引导我们突破狭隘自我视角,挣脱小我桎梏,在文学浸润与人生求索中开拓视野、沉淀心性,抵达包容与通透的格局。
黄昱宁的《故事的讲法》使用笔记体的手法,将小说、喜剧、影视剧、脱口秀、纪实文学以及艺术表演等多种形式塞进“故事”这个百宝箱。由中外名作细读入手,进而探究动机与素材、悬念与反转、时间与空间、变形与改编、类型与主流等诸种叙事根本命题,突破“精神内核+实操技法”路数,细致解锁了故事生态的秘密。周晓枫在《散文》杂志开设专栏“小练习曲”,分享散文创作感悟,话题涉及天赋、训练和手感、自我与他人、童心、准确、创新、AI写作与手搓、风格等。她认为,艺术如同独角兽,既触手可及又遥不可及,靠作家头脑和血液里的氧与能量才能养活。李浩的《匠人坊:小说十二可能性》围绕涉及小说现实、寓言、荒诞、复调、魔幻、幽默、思辨、互文、碎片、意识流、时间、深度这12种可能,点出创作技法误区,提供了解读小说文本的精细化审美视角。还有一些青年批评家,从对中外作家经典作品的文本细读与解析入手,在解读他们作品的时候,也将其生活故事展现出来,揭示文学如何影响生活、生活又如何影响文学的具体过程。在他们笔下,伟大的作家们成为火炬,照亮通往窄门之路。
认出人类内心的风暴
人类的精神世界有多异彩纷呈,散文与非虚构写作的面貌便有多丰富。近年的散文与非虚构写作努力突破传统样态的惯性,弥补偏重抒情或新闻报道的局限,以诸体竞发的态势探向人的灵魂深处。
口述体散文方面,“文坛祖母”杨苡讲述、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奏响了一曲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从重庆随中央大学北返南京的多重心灵变奏,为口述体挖掘内心提供了艺术借鉴。书信体散文方面,鲍尔吉·原野的《万物凝视》破空而出,以拟人化第一人称书信体形式,将写信人和收信人置换为动植物和器物,通过蝴蝶、波斯菊、野蜜蜂、土拨鼠、花大姐、黑桦树、风滚草等生物,以及拴马桩、沙粒、灰尘、马镫、戒指等器物,一来一回书信对话,融合散文、童话、散文诗甚至小说手法,令心灵表达天马行空。
笔记体散文方面,刘醒龙的“地理笔记”三卷本中的“我”,行走中进现场、见众生,倾诉观察中的局限、困惑,与山水、历史和人共情。一个亲历者、对话者和灵魂自省者的形象跃然纸上。日记体散文方面,俞天白的《生命在路上:旅途杂记》多记录行旅见闻交往及所思所感,凸显其内心律动。词典体写作方面,普玄的《丹水词典》以方位、食物、疾病、行为、植物、群体、器物以及豁撮、搓脖子、把儿闷、拍话、眼气等极富地方性的词条,面对一条河、数代人的变迁,在极具方言特色和地方性表达中,勾勒出流域和库区人们深邃的内心世界。
对话体写作方面,无论是舒晋瑜的《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与35位获奖作家人生追求与创作心路的面对面探究,还是高渊的《择一事,终一生》对多位学者和大师后人、同仁及研究者的访谈,都凸显了这一文体对人灵魂和精神世界的揭秘。微观史学方面,与胡文辉《接吻的中国史》,侯印国、李嘉宇的《中国撸猫简史》等“简史”类作品不同,王永胜以曾经的口吃者身份创作《口吃简史》,更多代入个人体验,以切片式的微小叙事,写出了古今中外受“口吃”困扰的人们的灵魂挣扎。
凡此种种,难以尽数。近五年的散文与非虚构写作,从不同侧面呈现出文学与时代、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多向调适。在网络化传播与媒介赋权的环境下,碎片化、娱乐化、功利化倾向正在对纯文学创作形成冲击。但我们应该相信,只要坚守文体的本质属性,秉持大文学观,散文与非虚构写作领域必将涌现更多思想深刻、叙事鲜活、直抵人心的佳作。
(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