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新力量

校园不只是文学的保存地,更有可能成为文学的发生地

■姜 肖

话剧《古典爱情》剧照

话剧《夜间故事》剧照

话剧《我们的荆轲》剧照

1910年前后,南开学校的一群学生以尚不熟练的台词和肢体,把当时编创、译介的剧本以时称“文明戏”的新形式搬上舞台。台下观众未必意识到,他们正在见证中国话剧雏形的诞生。202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场里,另一群年轻人正在排演根据当代作家苏童小说集《夜间故事》改编的作品。舞台上是苏州老宅的中秋夜,人工智能陪伴者“小智”与垂暮老人同处一室,台下坐着小说原作者本人。这两个相隔百余年的舞台实践,却在精神谱系上共享同一命题——青年如何以舞台语言表达对文学的理解,如何以话剧方式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经验展开真诚对话。中国当代文学“新经典”校园戏剧工程,正是对这一命题在当下的形象回答。

与文学传统对话,与时代经验对话

校园戏剧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形成了深厚传统。清末民初,话剧从西方传入中国时,最初的发生现场往往不是剧院,而是校园。“五四运动”前后,新旧交替带来新的思想命题、语言变革和伦理讨论,青年往往是时代转折处最敏感、行动力最强的一群人。彼时,南开新剧团、复旦剧社等纷纷以舞台形式表达对新经验的感应。校园提供了不受职业剧场成规与票房逻辑支配的表达空间,使文学阅读、社会观察与舞台实验得以在同一实践过程中反复磨合。

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北国剧社成立,重新激活校园演剧传统;曹禺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青年再次成为戏剧实验的重要力量。北国剧社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较早的高校学生戏剧团之一。学生们在校园里获得相对从容的时间,把文学文本转化为舞台判断,而不必立刻服从市场或职业体制的要求。中国当代文学“新经典”校园戏剧工程接续的正是这一传统,但它面对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

2019年12月,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影视戏剧工作坊成立。工作坊依托北师大文学院和国际写作中心积累的文学资源,向青年学生开放。5年间,学生们将莫言的剧本以及余华、苏童的小说搬上舞台。作家们在这里不是被请来的客人,而是以在校教师的身份亲自参与作品的改编过程。莫言不仅为《我们的荆轲》题写剧名,连每场场名也出自他手;到《古典爱情》,他与余华共同担任艺术总监;苏童在《夜间故事》中既是原著作者,又担任艺术总监。这意味着,青年团队做改编时拿到的不是一份可自由处置的版权授权,而是一个需要在对话中不断重新阐释的文学文本。在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新经典”校园戏剧工程的发起人梁振华看来,青年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突破了先锋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可改”。这句话的关键不在“突破”,而在“对话”:与作家对话,与文学传统对话,与剧场形式对话,与时代经验对话。三部作品恰好呈现了三种不同的对话方式。

改编也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批评实践

《我们的荆轲》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戏剧文本。莫言的原作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他把荆轲从历史符号还原为一个被名利欲望和恐惧反复撕扯的人,完成了对《史记·刺客列传》的一次故事新编。青年创作者在这一现代主义改编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千禧一代的青年团队将原作的思辨结构转化为舞台空间的物质结构。人物在大小各异的区隔装置中游走,每一次位移都对应着一次自我质询和心理冲突。空间在这里成为内容本身,既是荆轲内心流动的外化,也是当下社会结构的隐喻。表演刻意保持距离感,影像和摇滚乐穿插其间,使荆轲刺秦从历史故事转化为当代人的处境。莫言评价这一版改编建立了当下与历史、批评与创作之间的舞台对话。改编不是复刻,而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批评实践。

《古典爱情》走的是另一条路:青年们把两篇先锋小说放在同一舞台上,让它们互为镜像。余华的《古典爱情》戏仿古典才子佳人小说,《鲜血梅花》则戏仿传统武侠小说,其力量来自中国当代先锋思潮对既有叙事程式的拆解。改编时如果只把情节搬上舞台,戏仿的锋芒就会丢失。同学们把两篇小说主人公的遭遇并置在同一舞台上:柳生寻爱而爱人死去,阮海阔寻仇而仇人早已死亡,两条线索独立走向各自的幻灭,又在落空处汇成同一种命运。舞台上的昆曲段落与当代语汇交融,其意图不在于诉说“古今结合”,而在于让两种戏仿结构在舞台上互相拆解又互相支撑。先锋小说舞台转化的关键,不在于把叙述翻译成对话,而在于把戏仿、荒诞和隐喻的诗学转化为剧场可感的空间形式。

《夜间故事》做的是结构重组。面对《香草营》《神女峰》《樱桃》《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等独立的短篇小说,改编的难度在于如何呈现一幅当代人日常生活与精神困境的图景。同学们以一座老宅、一个团聚的夜晚、一位迟迟不归的老人,构成一个家庭的时间容器,将4篇小说的人物重新安置进这一框架,让他们各自携带记忆和秘密,在同一物理空间相遇。剧中的当代人为自己建造的避难所,其实是自己的牢笼:有人用窥视交换权力,有人用体面粉饰欲望,有人用爱情装点孤独,有人用浪漫逃避自由,也有人用死亡逃离时间。更关键的是人工智能陪伴角色“小智”的加入。苏童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孤独和不被理解,在“小智”这里获得了一个当代的技术镜像:它听指令、给回应,却接不住情感的温度、迟疑的分量和生命的重量。这恰恰投射出人与人同处一室却无法真正沟通的困局。

倘若将这三种改编类型放在一起看——剧本重释、小说并置、结构重组——每一步都在探索文学文本进入剧场的方式。青年创作者面对的不是“如何忠实于原作”的问题,而是如何用剧场形式对原作做出基于自身时代经验的判断和回应。这种判断和回应,也正是当下文学教育实践的关键所在。

“新经典”校园戏剧工程让青年学生站到剧本面前,第一件事不是背台词,而是提出问题并勇敢判断。学生们阅读文学作品,在改编时思索:保留哪一段叙述,突出哪一组关系,如何让人物在有限的舞台时间里被观众理解。戏剧训练教人怎么演,文学教育则教人思考什么值得演,以及怎么演才更深刻。校园戏剧实践还提供了一种职业剧场给不了的东西——慢。创演团队以北师大在校生和毕业生为主,也吸纳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高校的青年学生。职业剧场等不起的反复打磨,校园等得起;市场逻辑容不下的试错,校园容得下。这种从容本身,就是校园戏剧的优势所在。

从文明戏到“新经典”,校园戏剧的形态一直在变,核心精神却没有变。曹禺那句“青春长与君”,与其说是祝福,不如说是一个持续的追问:青春究竟以什么方式“长与君”?“新经典”校园戏剧工程给出的答案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当文学教育不再满足于课堂上的文本阐释,而是把学生推向舞台、推向选择、推向与作家和观众的真实对话,校园就不只是文学的保存地,更有可能重新成为文学的发生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026-11-20 ■姜 肖 1 1 文艺报 content86037.html 1 校园不只是文学的保存地,更有可能成为文学的发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