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汤问》里有一则古老寓言《愚公移山》，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反映了人们“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这则寓言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之路和艺术进程中，从文本到图像再回到文本，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所指。1940年，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远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先后完成了巨幅中国画《愚公移山》和油画《愚公移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愚公移山精神，提出“让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愚公移山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徐悲鸿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是精湛技艺的体现，而且作为一位敏感正直的艺术家，他时刻心系祖国，其作品内容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因此，这些绘画作品不仅具有审美属性，同时也是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除《愚公移山》以外，在弘扬民族精神上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还有传递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吃苦耐劳精神的《巴人汲水》，表达威武不屈的精神、呼唤爱国主义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弘扬透过事物看本质和求真务实精神的《九方皋》等，这些作品突出地展现了炎黄子孙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涵。即使描绘飞鸟、走兽等动物题材，徐悲鸿也往往赋予它们人格意义和思想深度，《会师东京》《负伤之狮》《哀鸣思战斗》《风雨鸡鸣》《壮烈之回忆》《斗鹰》等，借雄狮、奔马、雄鸡、雄鹰等动物之情感来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悲戚忧怀，以此鼓舞抗战斗志。

在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徐悲鸿不仅创作了一批尺幅巨大、寓意深远的历史主题作品，以此唤醒民众、激励斗志，还将这种家国情怀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寄寓在笔下的万物生灵，成为那个时代乃至当下民族精神的另一种生动象征。无论是“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的战马，还是昂扬驰骋的“群奔”；无论是觉醒的雄狮面对挑战侧目睥睨，还是威猛雄健的群狮会合于富士山顶；抑或是鹰击长空、展翅翱翔、风雨鸡鸣、壮烈之回忆……徐悲鸿都赋予它们英雄般的勇气与力量，催人奋进，展现出中国人民面对艰难困苦时的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在写实主义追求中融入浪漫气质和象征意味，这可以说是徐悲鸿的走兽、飞禽等动物画的一种独特创造，尤其是他所塑造的“奔马”形象，大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笔下的马千姿百态，或驻足凝望，或回首长嘶，或奔逸绝尘，或腾空而起……均是矫健而轻疾，它们不仅是徐悲鸿人格气质与创作激情的熔铸，也是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写照，更成为中国艺术形象创造中永恒的经典。从具体绘画手法上来看，徐悲鸿以严谨精准的写实造型构建内在风骨，颇有“瘦骨铜声”的结构美感；以恣意灵动的笔墨书写外化写意形态，又具酣畅淋漓的生动气韵；在以形写神中呈现出气势非凡、壮美崇高的宏大气象，实为融合中西、各取优长的结合创新。

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呈现了徐悲鸿所画马、狮、鹰、鹫、鸡、牛等动物题材，并配合展出部分书法作品和画稿。观众不仅可以从书写内容中品读其为民族与时代的疾呼、呐喊，领略其书法厚重超脱、沉郁阔大的艺术魅力，而且能通过画稿一窥其为主题创作所展开的苦心经营与反复锤炼。尤为难得的是，在新加坡新近发现的数幅小品佳作也首次亮相于国内。“尺幅虽小蕴乾坤，意气高蹈返归真”，从同一题材的大小对比中，既能见出徐悲鸿数易其稿的创作心路和真性挚情，又可从中感悟其“致广大，尽精微”的艺术主张。

从神话故事到寓言象征到抗战隐喻，再到民族精神，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愚公移山》以及抗战系列作品是徐悲鸿艺术作品中饱含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的经典之作。此次展览是对徐悲鸿爱国情怀的追溯，对愚公移山精神的传承，对新时代民族文化的阐释。徐悲鸿以愚公“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气概鼓舞着民众在国难岌岌之时坚定信念、心怀国家、争取胜利，借古老的神话传达着一个画家对时代命运、国家兴亡的关怀，用震人心魄的艺术语言、宏大的气势传承着一个伟大民族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