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文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美术馆已经有数百家之多。相对于我国的人口基数，这个量不是很大，但大致也算初具规模、颇成体系了，场馆环境总体上也很好，大都是设计精妙、区位优越、投资巨大的地标性建筑。与这气派的硬件设施相匹配，美术馆管理和运营团队的规格也很高。但这些恢弘的地标性建筑就其本质而言，基本上还是一座座“大库房”。与其他仓库的区别在于，美术馆这样的“仓库”存储保管的不是建材、食材之类的物质资料，而是顶级的精神文化产品。

理论上讲，美术馆是收藏、研究和展示艺术品的公共文化教育机构，能够进入美术馆的藏品，大都是艺术精品甚至是经典，是时代精神、民族魂魄和人类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和文化形象。这样的机构受到重视和尊崇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我国的美术馆大都只是勉强履行了收藏功能， 一旦接受捐赠、完成了收藏，这些藏品就开始了沉睡的命运，一睡几十年的是常事，睡了数百年无人问津的也不是孤例。比如故宫收藏的书画精品大约有9万件，这么多年向公众展出的数量还不到1万件。中国美术馆藏有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吴冠中、毕加索等中外艺术大家的作品10万余件。如此巨量的藏品，公开展出过多少尚不清楚，但去年为庆祝党的十九大召开策划的馆藏精品特展，一次性展出了200多件，竟成为北京文化生活中的一大盛事，参观者摩肩接踵、如潮似涌，展览期间排队领票的观众几乎每天都要绵延几公里。由此也说明，这是多么罕见、奢侈的一件事了。

这就是当今中国美术馆界一个奇怪的逻辑：好东西我宁可藏起来，就是不让你看。但细细思量一下，奇怪逻辑的背后其实也有其合乎逻辑的一面。大量展出馆藏艺术品，有的单位没这个能力，更多的则是没有这个动力。要系统有序地展出馆藏艺术品，就必须对藏品进行系统的统计、分类、标注，了解每件藏品的前世今生；就必须完成对藏品和作者的最低限度的研究，以便对作品给出必要的解读；就必须协调修复、装裱等各序列工种同步跟进，以使藏品能以完好的形态面对公众。如此专业的工作不少美术馆都胜任不了，一些美术馆迄今为止实际上连藏品的整理统计分类这些最基础的工作都没有完成。他对自己的家底都说不清楚，你让他怎么展示？故宫博物院去年向媒体宣布：经过近三年的清理，其藏品总量又增加了5万多件。这些藏品此前都散布在各个库房的犄角旮旯，处于被灰土尘封、覆盖的状态，未能进入故宫人的视野。由此我们知道，这个“增量”其实并不真正是新增的，它们原本就待在那里，只不过是没有进入统计账目而已。整理过程中被“发现”后，才进了名录、有了户头，从而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规则上才得以成为故宫的新藏品。以故宫的业务实力和管理能力，许多藏品尚且不能避免“被无视”的命运，可以想见其他艺术品收藏单位是个什么状况了。

能力是个问题，动力就更是问题了。说美术馆只收藏、不展示（或者重收藏、轻展示），并不是说美术馆那宏阔的殿堂是闲在那里的。不是的，它们都很忙，本应由馆藏经典占据的空间，都被租出去办临时展览了。因为美术馆的招牌硬、路子正、环境好，所以书画家们的作品都愿意在这里亮亮相。即使是涂鸦之作，一旦在美术馆走个过场，书画家们就算拿到了进入书画市场的“入场券”，就能够气定神闲地登堂入室了。场地供给方与如此旺盛的需求方一拍即合，终于使美术馆成了红红火火的生意场，场租费标准不断攀升。场租费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钱，儿童画也能进；假如没钱，凡高的作品也免谈。创造效益的临时展览就这样将不产生效益的藏品陈列给挤掉了。

我们中国人的书画鉴赏能力普遍不高，审美品位比较粗糙，很容易被装神弄鬼的“大师”们愚弄和左右，也因此，书画界的怪象乱象就长盛不衰。这个账自然不能算到美术馆的头上，但这种状况与美术馆的缺位至少是有联系的。美术馆本应是艺术经典浸润心灵的重要园地，是提升人们审美修养的重要平台。如果美术馆拒绝展示自己的藏品，不论临时展览如何热闹，它的这一“园地”和“平台”功能都注定会萎缩。

（作者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