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张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持有一种谨慎的批判与反思姿态。虽然说这方面的思想心得在他的很多小说作品中都已经有着近乎同步式的体现，但相比较而言，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版），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这方面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小说的主人公艾约堡主人淳于宝册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关于淳于宝册所拥有的巨大财富，我们只需对他的私人府邸艾约堡略有了解便可推想而知， “偌大一个艾约堡可能是天底下最庞大最怪异的私人居所，严格讲是一座隐秘府邸。它分成东西两大区域，二者又紧联一体。第一次被领到这座堡前，也就是三年前的那个下午，她在橘红色的晚霞中看着依傍一座葱茏山包筑起的两层小楼，不禁泛起稍稍的失望。”艾约堡本身的设计，其实充满着象征色彩。如果把艾约堡所占据的那座山包理解为大自然的一种象征性存在，那么，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把如此一座山包硬生生地挖空，将其彻底改造为一座私人府邸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强大的资本力量对于大自然的严重破坏乃至干脆侵吞。从这个角度来说，艾约堡的设定可以被理解为整部小说的一种象征性预叙。整部《艾约堡秘史》的主体故事情节，正是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与大自然之关系的缩影，也即以吴沙原和欧驼兰为代表的海边渔村矶滩角村之间的激烈碰撞与对抗。

作为一部旨在对资本罪恶进行深度批判的长篇小说，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把尖锐的批判矛头首先对准了淳于宝册的狸金集团。狸金集团的罪恶，首先表现在意欲侵吞包括矶滩角村在内的海边三个渔村以谋求所谓的入海口。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淳于宝册与吴沙原的对话中。当吴沙原提出“三个村子一起兼并吗”的问题的时候，淳于宝册给出的回答是：“一起。这是狸金梦寐以求的。”围绕着这个兼并方案，淳于宝册又进一步给出了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强调这一兼并是所谓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兼并三个渔村，明明是狸金集团处心积虑的一种企业发展谋略，到了淳于宝册口中，却被贴上了“城市化”的堂皇标签，而且还被说成是他们集团本来就不想背负的沉重包袱。如此一段失真话语背后所透露出的，正是淳于宝册这个人物生性中虚伪的一面。

其次，狸金集团意欲兼并矶滩角村等三个渔村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以吴沙原为代表的矶滩角村人的坚决反对。为了达到兼并的目的，狸金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了各种非法的罪恶手段。依照吴沙原的说法，狸金集团在矶滩角村的所作所为已经算是很客气，算是给他留面子了。在其他村子里，狸金集团的手段会更加极端与残忍，正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狸金集团如此强劲的资本力量面前，一切都得乖乖让路。一旦试图反抗，结局便会特别凄惨。即使是狸金集团内部的工作人员，只要触犯了集团内部的禁忌，也会死得很惨。

第三，狸金集团的罪恶，也表现在对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上。对此，吴沙原同样有着一针见血的揭露：“据我所知狸金周围的村庄没有不怕你们的，你们先后兼并了五六个村庄，这些村的人逃掉了好多，一些家庭也受到牵累。靠近化工厂的三个村子几年内患病率上升，其中癌症患者是过去的好几倍！有不少失踪的人，其中最多的是女性！全市最大的水源地被污染了，两条河里没有鱼，连草都枯了，治理三年没见一点成效。”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肆意吞并如同矶滩角这样的村庄，另一方面在随意草菅人命的同时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凡此种种，皆属于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在自身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现实罪恶。但请注意，包括狸金集团在内的所有资本的积累与发展过程，实际上都少不了与现实权力的结盟与联姻。这一点，在狸金集团的初始起步亦即原始积累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

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淳于宝册系列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老政委角色。虽然这位名叫杏梅的强悍女性口口声声离不开“战争”，但她的所谓“战争”却不过是“文革”期间的武斗而已。在那个动荡不已的岁月里，杏梅所在的“磨盘山游击队”一个抢眼的功绩，就是从政治对手那里硬生生地抢出了一个身负重伤的高位领导。正是因为这一渊源，杏梅与上层政治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与淳于宝册结识并决定加盟他的事业之后，老政委充分利用她和首长之间不无暧昧色彩的紧密关系，助力淳于宝册的狸金集团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经营范围辐射到很多方面的资本巨无霸。对于老政委所发挥的特别作用，淳于宝册曾经以形象的话语加以描述：“她认为我从事的既不是工业也不是商业，而是一场战争，身边要有一个‘政委’。我离开她心里空荡荡的，后来就开始想念，有时是半夜，一刻都不能等待，天不亮就急着上路，开了公司的快车。”老政委与首长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为首长全力支持狸金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老政委的存在，为淳于宝册和首长搭建了很好的桥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老政委这样一个纽结点，才有了淳于宝册和首长，也即资本与权力之间结盟关系的建构。威权者，老首长也；资本者，淳于宝册或者说狸金集团也。正因为有了来自于政治权力的强力支撑，所以如同狸金集团这样的资本大鳄方才能够“横扫千军如卷席”似的在矶滩角村横行霸道肆意妄为。

然而，从自我的社会生存经验出发对资本进行不无严厉的尖锐批判，仅仅是张炜《艾约堡秘史》一个方面的思想艺术成就。在强调小说社会价值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小说更应该是一种深度挖掘、勘探复杂人性世界的文体形式。在张炜《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刺猬歌》《你在高原》等一系列带有市场经济批判主旨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似乎已经不再能够耐得下心来做细致深入的人性体察，更不用说再次企及他在《古船》中曾经抵达的人道主义忏悔的思想高度。尽管说罪感意识或者说由这种罪感意识而进一步导致的忏悔精神早在《古船》中即有着相当难能可贵的表现，但遗憾的是，在张炜其后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中，如此一种异常重要的精神线索竟然不知所以然地给断线了。所幸的是，到《艾约堡秘史》中，这种中断已然很久的线索，又开始重新浮出水面。这种人性忏悔的精神内涵集中体现在主人公淳于宝册身上，淳于宝册固然是一位资本大鳄，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在小说中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淳于宝册在疯狂攫取财富的同时，他的内心世界其实有着相当复杂的一面。

比如，从情感世界来说，淳于宝册是一位曾经饱受伤害的情种。这一方面，先后与淳于宝册发生关系的女性最起码不少于三位。首先是那位带有毛遂自荐意味的老政委。与年长自己五六岁的老政委相遇相识，正是淳于宝册的资本事业初始起步的时候。老政委杏梅不仅从外表上看是一位男性化倾向非常明显的粗壮女性，而且从其一贯的行事风格来说，她往往是生活的主动者。与淳于宝册情感的关系中，她也是强势的，进与退的主动权始终把握在她的手中。一方面，淳于宝册资本事业的发展的确少不了来自于首长的助力，离不开老政委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在接受如此一位精神早已出轨的老政委为妻的过程中，淳于宝册情感上所受到的伤害，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弥补情感世界曾经遭受过的严重伤害，所以也才有了蛹儿这样一位情感补位者粉墨登场的机会。虽然此前也曾经经历过两位男性，但很显然，与老政委的强势、飞扬跋扈相比，蛹儿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温柔，就是逆来顺受。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淳于宝册之所以会日渐失去对蛹儿的兴趣，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她本身主体性的极度匮乏。因而才有了第三位女性，也即民俗学家欧驼兰。不论是千里迢迢地远离京城长期驻扎在矶滩角村进行田野调查，还是她捍卫自然与文化原生态的坚定意志，抑或是最后面对狸金集团高薪聘请时的严词拒绝，所有的这一切，彰显出的正是她身为现代知识分子强大的主体人格。欧驼兰在淳于宝册的心目中之所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正因为在精神与情感上被欧驼兰彻底征服，所以淳于宝册让雕刻匠将想象中的“二姑娘”雕塑成了欧驼兰的模样，而且还使出浑身解数意欲将欧驼兰收归到自己麾下。

再比如，从阅读和写作的角度来说，淳于宝册简直堪比一位作家。他之所以能够在书店中发现蛹儿这样一位“天生尤物”，与他长期形成的良好阅读习惯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与阅读紧密相关的，自然就是淳于宝册的写作行为。关于淳于宝册的写作，张炜不无嘲讽地做出过这样的介绍：“这儿有一排排书，还有一个精致的欧式书柜，里面是一大排烫金仿小牛皮的棕色精装书籍。生人凑近了这套书会大吃一惊，因为书脊上一律印了‘淳于宝册’。伟大的著作家近在眼前：鬈毛，牙齿内扣，不足六十，有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老肚带通晓这些书的来历：主人兴之所至大讲一通，旁边的速记员刷刷记下，然后交给秘书处，那里的头儿老楦子就有事情做了。他们一伙分门别类捋成‘理论’‘纪事’‘随想’，扩充成一大堆文字。”虽然有手下人捉刀代笔的嫌疑，但究其根本，淳于宝册能够把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如此一种书写工作中，就绝不同于寻常那些脑满肠肥的资本家。其一定程度上精神气场的存在，乃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

但不管怎么说，最能够见出淳于宝册这一人物形象人性深度的，仍然还是他那并非彻底的内在忏悔精神。淳于宝册的忏悔意识，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对狸金集团的排斥与厌恶中，淳于宝册是一个内心世界充满着自我分裂感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是他殚精竭虑地顺应时代大潮，开创了狸金集团，成为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成为资本时代的资本大鳄。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具有内在激情的诗人气质非常明显的嗜读者，他对金钱与财富，以及疯狂攫取金钱与财富的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厌恶，也自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虽然说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关于淳于宝册自我忏悔的相关描写，其艺术的成功度较之于原来《古船》中的隋抱朴的确力有不逮，但在当下这样一个资本依然横行肆虐的时代，能够在小说中塑造出淳于宝册这样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资本家兼忏悔者的形象，其意义和价值无论如何都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