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介绍：
一百个细节，读懂萧红的一生。
萧红是“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被鲁迅认为是当时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短短十年的文学生涯，创作出《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不朽名作，她的成就和价值至今仍被低估。
萧红是最早的“文艺女青年”，为追求自由和爱情从地主家庭出走，一生颠沛流离，年仅30岁就在时代的硝烟中红颜早逝，留下身后无数恩怨情仇的谜团。
关于萧红的传奇人生，有太多相互矛盾的材料、太多众说纷纭的看法，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的回忆堪比“罗生门”，其他文坛内的朋友也并不完全理解她的选择。或许是因为每个人的立场和三观不同，或者是因为萧红自己就很复杂而多面，体现在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里——她逃婚后又回家打官司想拯救这段婚姻，与未婚夫一起离家出走滞留旅馆，未婚夫人间蒸发后因为欠债过多她差点被卖到妓院，在满城洪水的哈尔滨被刚认识不久的萧军救走；她20岁出头凭借一本《生死场》扬名文坛，临终遗言却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
以往关于萧红的探讨往往容易陷于这些令人迷惑的表象，将萧红渲染成一个屡屡遇到负心汉、在不同男人之间辗转还狠心抛弃孩子的女人。然而这样一个情感软弱、依赖成性的怨女，与灵气四溢的天才作家身份是割裂的——她的眼睛能洞穿生命中深沉的苦难，她的笔能描摹东北大地上真切的悲凉，何以参不透人间的小情小爱？——其实，矛盾的不是萧红，而是对萧红长久的误读。
《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不同于传统传记的线性叙述，而是采用了全新的方式，或是叙述一个生平小片段，或是解析一部文学作品，来勾勒出她的命运节点和文学世界。严密考证、分辨真伪、详述因果，从种种最关键的细节入手，直抵人物内心的隐秘幽深之处，还原一个真实而立体的萧红。通过一个又一个浮出历史水面的细节，可以看出萧红并不矛盾，她只是在当时那个女性无法独立自主的时代，用尽一生去追求自由、爱与文学，最终献上了自己高贵而美丽的灵魂。
“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
文坛成名后，同样来自东北且又是夫妇的二萧，不可避免地要被评论家和读者拿来比较文学才华。如许广平就觉得以手法的生动来说《生死场》比《八月的乡村》更成熟些，她还说鲁迅生前也认为萧红在写作上比萧军更有前途；胡风当面评价过二萧的写作才能，他曾对萧军说：“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似的。而你可能写得比她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感受和天才在创作……”向来骄傲自大的萧军，听了只好笑着回答：“我也是重视她的创作才能的，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这时，一旁的萧红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就连胡风的夫人梅志也说二萧以各自的风格特色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但萧红的那些散文式的短作品，作品中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和浓郁的地方色彩，更加令人感动，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进而对作家本人产生喜爱。
一直处于男强女弱格局中的二萧可能都没有料想过他们会有被拿来相互比较的一天，更不可能料到竟然是萧红和她的作品得到的赞誉更多，萧军口头上说重视萧红的创作才能，心里肯定是不服气的。据胡风回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出版后卖得很好，二萧成了名作家，发表文章不成问题不说，还有杂志拉拢他们捧场，他们的生活变好了，生计不用愁了，也产生了高傲情绪，尤其是二萧夫妻之间，给人的感觉是反而没有共患难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
散文集《商市街》不仅为萧红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不到一个月就再版，也为她赢得了散文家的美誉；三个月后出版的短篇小说、散文合集《桥》也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应，到1940年初便印行了三版。《生死场》出版后，萧红迎来了文学名声异军突起的一年，很多人包括她自己和萧军都没有预料到她会这么受欢迎，尽管当时萧军的知名度并不逊于她。
身份和境遇的突变催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商市街》出版后不久，身在青岛的萧军写作短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憧憬抗日武装斗争的知识青年偶然遇见一个处于危险境地的有文学才能的女子，而他必须要和她结合才能拯救她，经过恋爱还是斗争的矛盾煎熬，他最终放弃斗争，选择了留在爱人身边。萧军一直坚称这篇小说“算不得文艺作品”，全为他和萧红过往经历的“实录”，因此它也一直被当成二萧相识相恋、萧军英雄救美的史料性文本，如许广平就说过“萧红先生遭遇困厄最惨痛的时候，这时意外地遇到刘军先生，也是一位豪爽侠情的青年，可以想象得出，这就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虽大体符合实情，但对萧军之豪侠的夸张，便是这一文本的变体。但当事人萧红并不认同萧军的叙述，11月6日身在东京的萧红读过这篇小说后写信给萧军，先是曲折地发出了微词：“你真是还记得很清楚，我把那些小节都模糊了去。”言外之意似是萧军的细节描述与她的记忆并不吻合，信的结尾她又忍不住表达了对自己在小说中形象的不满：“在那《爱……》的文章里面，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因为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萧红这句话，既有对萧军自夸豪侠、篡改他们经历的不满，也有对自己被塑造成幽灵一般的弱者、被拯救对象的愤慨。这封信可以说是萧红在两人关系上态度转变的分水岭，也是他们走向最终分离的起点。而萧军创作《为了爱的缘故》或多或少也是为了证明他向胡风说的那句“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萧红对男权的敏感、反感，是二萧之间产生不可弥合裂痕的深层原因。
萧红的文学才能得到文坛的肯定，也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却没有得到萧军的认同和尊重。萧军后来不止一次地强调，从事文学创作并非自己心甘情愿的职业，当作家也不是他终生的目的，言下之意是自己志不在此，拿萧红的创作成就和他的比没有意义。哪怕不得不承认萧红在文学事业上“是个胜利者”，他也要加上一句“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而且申明和她的结合是“历史的错误”，自己“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骄傲自大的萧军无法忍受一个才能在自己之上的妻子，而同样骄傲的萧红也不能接受他长期有意的轻视。晚年的萧军在注释萧红书信时也承认，她最反感的就是他有意无意地攻击女人的弱点和缺点，每当这时，她总要把他当作男权思想的代表加以无情的反攻。
“谜一样的香港飞行”
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突然离开生活了一年多的陪都重庆飞抵香港，此举不仅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而且，因萧红短短两年后的病逝而被视为置她于死地的一个错误决定。
萧红昔日亲密后来因种种原因疏远的友人们对她和端木何时以及为何离开重庆前往香港毫无头绪，胡乱猜疑，还演绎出了阴谋论。如绿川英子称萧红和端木此行为是“谜一样的香港飞行”；梅志和胡风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认为那是一次别有用心的出走，梅志说自己在他们离开很久之后才从靳以口中得知消息，靳以当时破口大骂，连说“不告诉朋友们倒也罢，怎么连大娘都不辞退。……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连我都不相信”。他们想不明白萧红和端木为什么要做出“离开抗战的祖国到香港去”这种在浓厚的爱国氛围中显然是极端愚蠢的行为。梅志断定萧红是出于软弱和牺牲精神，不情不愿地跟随端木去了香港，“她只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拉住她，不让她去。但她终于远离了抗战的祖国和人民，到那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的亚热带的香港去了”；梅志的猜测可能与《萧红小传》有关，骆宾基说“当萧红准备和T君去香港的时候，曹靖华先生没有肯定地说：‘你不要去，想法在重庆住下来休养吧！’据C君说：‘只要他这样说一句，萧红就会留下来的’，这是萧红逝世前向他不止一次表示过的遗憾”……在这些揣度和惋惜声中，萧红再次被塑造成一个柔弱无力、不能自已的形象，而端木蕻良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做出错误决定并导致萧红客死香港的罪人。
其实，早在1941年8月，萧红尚在人世，端木就针对有关他们“秘密”飞港的流言作过解释（引文略）：1940年1月14日，端木和萧红进城去找友人帮忙订飞机票，原打算订好票就返回北碚收拾东西然后再离开重庆，结果意外地买到了17号的机票，他们来不及回北碚，就直接飞到了香港。这是他们没告诉朋友、没辞退大娘就匆忙离开重庆的原因。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在1940年1月端木刚刚拿到复旦大学全职教授聘书的时候离开重庆，又为什么会选择前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呢？1980年端木蕻良对葛浩文作了回答：离开重庆的原因——“重庆被日军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尤其北碚，据说那里有个军火库，日本人总炸那里，萧红受不了。另外又出一个隧道大惨案，这样我想萧红在这儿要活不长了，因此决定离开重庆”；前往香港的原因——“我的原意要到桂林，那里已有不少朋友在，如艾青他们都在，而香港朋友少，海外情况又不了解，但萧红说，到桂林，然后再轰炸，我也受不了，这样就准备到香港”；行程保密的原因——“事先我跟华岗谈过，当时他还是《新华日报》副总编。他跟《文摘》的人谈过，其他人就没有通知，因怕一传开国民党不让走”。
1986年12月，端木蕻良在文章中再次讲述四十多年前他和萧红离开重庆前往香港的始末（引文略），将访谈内容与两篇相隔四十多年的文章相对照，不难看出端木蕻良对离开重庆的原因交代得很清晰，是为了萧红的健康。行程保密的原因前后说了两种，一是怕传开了国民党不让走，二是提前买到了机票未及向友人辞行造成了秘密出走的误会。至于选择去香港而非桂林，则一说是萧红的决定，跟华岗谈过，一说是华岗的建议，总之不是他个人的主张。端木固然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其表述大体是可信的。
其实，1942年萧红去世后不久，张梅林就在悼念文章中写到1940年春他曾在重庆临江门看见萧红，萧红告诉他过几天就要去香港了，还叮嘱不要告诉别人。张梅林说萧红的飞港引起了一些熟人的谈论，后来萧红也曾写信给他说明飞港原因，不外是想安静地写点比较长些的作品，因为抗战以来她是只写了点散文之类的，其次，也是为了避开讨厌的警报。对萧红与端木的结合，张梅林也是用“那种不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色”看待的友人之一，这篇文章中他甚至刻意避免写出端木蕻良的名字，只以“她的朋友”代称，因此他不可能为端木辩护，所以这篇文章的可信度较高。端木和萧红离开重庆的原因远比友人们的猜测简单，而做出去香港的决定时，萧红就算不是主动的决策者，也绝不是毫无主见任人摆布的盲从者。
（摘自《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句芒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